我和朋友谈到哈代，我说我只喜欢《贝坦的婚姻》，他震惊了！作为超级“哈代迷”，他居然没有这本书！我感到他口水滴答起来，就继续**他，我说你看完这本书就知道：一、哈代是英国人；二、哈代是诗人。他的行文，是典型的英式冷幽默。朋友激愤了，说：“不可能，不可能！哈代是最温情的！”那口气像是我对哈代做了人身攻击似的。

在《贝坦的婚姻》的前言里，哈代就给读者定位了阅读模式：戏剧化的且是轻喜剧的分场景阅读。他又反复强调这篇文章是戏笔、练习曲性质的，简直有推卸责任之嫌，那么他的动机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他是19世纪末期的作家，当时小说的受众群，多是有闲的上流社会，他怕这本写到等级冲突的书被理解成颠覆上层社会，进而得罪他的读者群？总之，这本书被认为是哈代作品中最不哈代的一本，甚至被出版商拒绝出版。哈代，作为一个被定势的作家，他的名字只能被置换成田园、温情、反教会。

贝坦出身底层，是个仆人的女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尚未有透明和健全的竞争机制，你一辈子都只能附着在你出身的那个背景上。哪怕像贝坦这样貌美多才也没用，唯一颠覆这条死定理的方法，就是做“女结婚员”，在这里，我把女结婚员定义为：以结婚作为谋生而不是谋爱方式的人。比如贝坦，她19岁时成功地嫁了一次，不过事情就冻结在初始化状态了，因为她的贵族丈夫很快就死了。她的婆婆“出于善心”，买断了贝坦的再嫁权，作为交换条件，给她提供衣食和相应的社会地位。婆婆去世以后，贝坦并未分得预计的遗产，因此她只好继续她女结婚员的职业生涯，本书即是记述了她的职场风波。

我和朋友大概交代了以上情节，朋友又开始质疑说：“这个题材也不像哈代，倒像是简·奥斯汀。”后来我仔细地想了一下：简·奥斯汀的好处，就在于她的一身俗骨——最好的小说往往是最生活化的，简·奥斯汀是整个人，包括她的意识、感情、思路都浸泡在世俗里，在她口语化的文章中，常常可以看到人物的年收入、嫁妆数目这些俗务。她的人物多是庸常气质的乡绅，她的讥讽力就作用于这个庸常气质上。

而哈代身上，或是说他创造的人物贝坦身上，却没有这种浑然的气质，他的人物是立足在一个临界点上，向左看看劳工阶层，再向右看看贵族阶层。用哈代自己的话说就是：这本书是用仆人宿舍的视角去写绅士的客厅。再说这本书的结构，虽然它有一些戏剧的外观形式要素，比如说它的情节发展寄生于场景过渡，但是比较一下简·奥斯汀的小说，比如《曼斯菲尔德庄园》，就能对比出，前者的戏剧化只是为故事撑开骨架，后者的戏剧化则是在皮肉之下。在简·奥斯汀的小说里，甚至用大量的动作连词替换了主语，也就是说，它本身就具备了舞台剧剧本的技术要件。

再说回贝坦，作为一个职业女结婚员，贝坦精于业务——她熟知男女关系的进退部署；兼工作敬业——她款款走来，温柔的眼光呈扇状扫射出去，她眼里并没有一个男人，可是她使每个男人都觉得她在看他；这是一个处处布满了计划的女人，包括她自己的日常衣着、谈话手势、感情生活，甚至一个表情，都有着设计感，她甚至准备为自己设计一个贵族家谱，像纯种马的血统证书一样，好让她获得与另外一匹纯种马**的机会。

她的兼容性强，适应面广，每个人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相应的入口——深有深的入口，浅有浅的入口，老男人被她少女般的清纯打动，少男沉溺于她成熟妇人的醇味；在坏人眼中，她有好人的安全感；在好人眼中，她兼备坏人的娱乐性。结果就是：每个人在她这里都可以各取所需，乘兴而来，尽兴而去——像英国宪法一样，她实际上的成功是由于她原则上的自相矛盾。

我试着把痛苦粗糙分类一下，则贝坦的痛苦是——既然跻身上流社会是她唯一的人生目的，如遇到阻力，对她来说就是一种事业受挫的痛苦。如果把这种痛苦和包法利夫人的痛苦相比较的话，那么贝坦的痛苦几乎是男式的，所以她的解决方法也不可能是包法利式的——带着主观的体温去读一本书，把自己代入书中的非日常环境及人物，享受意**的快感，以间接经验来安慰自己的深闺闲愁，实在不行，再去找一个婚外男人做调味品。

而贝坦的企图心呢，必须靠一个社会地位卓越的男人来实现，这个人当然不可能是她的旧日情人朱利安。朱利安是这样的，当他狂喜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是平静；当他平静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是抑郁。一句话：这是个内外温差极大的男人，与此相应的，是他英式教养的表皮下，被这种教养弱化掉的行动力——他是一个没落贵族，既没有劳工阶层粗莽的行动力，也耻于用个人努力回归贵族阶层。在贝坦看来，朱利安的爱只是一个单薄的意向，他没有高于这个意向的行动力去实践它，这意味着，如果她与他结合，那么她得同时供养双方的生活和感情。根据“可怜即可爱”的原理，女人可以用展现弱势赚取男人的同情，可是男人的弱势，相形之下就不那么可爱了。

和朱利安呈扇状等距离分布在贝坦周围的，还有女结婚员的另外两个客户：奈依和拉迪威尔。奈依是个理念成熟的男人，体系坚实，无法渗透，在这个结实的体系上，覆盖着厚厚的、社会经验的油腻层；他生活在青春的隔墙、理性的世界里，带着经验的腐臭味道。贝坦是这样的，即使她奔走的终点始终不外乎是个男人，她也需要一个诗意的过程。她对上流社会的向往，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更是审美意义上的，即与之配套的精神生活和精致趣味。而奈依却是个节约一切恋爱成本（包括装饰性的情话、示爱的动作、常规的求婚程序）直奔恋爱结果——结婚的人。他是这样：即使他的眼睛里有一点微温的爱意，也被他身体的其他部分扑灭了。他的吝于示爱使他显得感情贫瘠，缺乏支持长线发展的资源，以至最终败北。

而拉迪威尔则恰恰相反，他是个画家，情绪配置参数高，情绪流量大过常人。喜怒皆形于色，性格不成熟，就像大多数这类人一样，渴望波澜壮阔的生活，他是每时每刻都处于一种动态之中，他从不与自身的体系同步，任何新鲜观点的出现，都可以把他的平静拉开一个大口子。贝坦大概是觉得“妾为藤萝，愿托乔木”，所以连瞬间失重都没有，就把这株飘摇的草本植物淘汰出局了。最后，当贝坦的家庭出身被揭穿，不能再混迹上层社会以后，她仓促地嫁给了一个老迈的贵族，哈代总算和他锋利的主题和解了，故事也算有了个喜剧式的尾巴，我不知怎么想起张岱的《夜航船》里记载的一个偏方：搁久了的陈年珍珠会褪色，清洗它的方法就是把它裹在菜团子里喂狗，然后在狗的粪便里，就可以清洗出一颗洁净的珍珠。贝坦的婚姻也类似：虽然有个光明的结果，过程却甚可怖。对贝坦而言，她要得到美，就得经过丑，她要像只鸽子般善良和纯洁，就得用毒蛇般的心计去维持。也许，就某个角度而言，她确实是纯洁的，譬如：她从未对一个男人说过“我爱你”，当“爱”只是一种谋生方式的外壳，当“你”只是任一谋生对象的时候，“我爱你”不过是一个变数叠加而成的骗局，所以她不说，也唯因如此，这就变成更深一层的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