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发》，收在《第五纵队》里的一个小短篇，也就一万多字吧。我得说，海明威的小说，就注意力而言，投入产出比真是低。一万多字的东西，我看了一个晚上，始终听不到心底的那声“咔嗒”，我打不开它。偏我又是个偏执的人，所以一次次转门锁，先看的是冯亦代版本，百花文艺出版的，觉得隔着一层；又去找上海译文蔡慧的版本，发现她的译文更虚浮，离问题的核心更远。后来我突然意识到，解题的关键不是文字，而是情愫，男人才懂得的那种情愫。我长不出喉结和胡须，我也没有刮胡子或爱抚女体的手感，就像这类事一样，海明威是我经验之外的东西。至今我能看到让心底“咔嗒”的海明威，大概也只有那篇绕指柔的《雨中的猫》。

还是先说这篇《告发》吧，故事很简单，就是西班牙内战时，海明威去一个酒吧喝酒，发现了一个法西斯分子，结果酒保来试探海明威的态度，是要告发还是怎么？海明威的态度是“关卿鸟事”“关我鸟事”。但是小说家的好奇心，大约是类似于化学家，他很想试验一下在这个激变下，人性会有怎样的易色，所以他给了这个酒保一个军事机关的号码，如我们所料，这个法西斯分子被抓了。这时的海明威，突然有一种难言的不适感，于是，他打电话给那个抓人的人说，“你们告诉他，是我检举的”，海明威说，“别让他对那个酒吧失望，让他恨我好了”。

我很想找一个男人去谈这个小说，“你读海明威吗”“你读过《第五纵队》吗”“你读过《告发》吗”。我可以模糊地接近，可是我析不出，也无法把这种情愫结晶。海明威内心的不适，是什么呢？是如冯亦代在跋里写的“强作正义，求心之所安”吗？我觉得不是。他应该是觉得不洁，这个不洁，从哪里来呢？因为他觉得自己检举这个男人，是原则的沦丧，关键在于，原则有大原则和小原则，正义，在海明威心里，也只是末事，他更崇尚的，是一种“硬汉”法则。

我依稀觉得，枢纽还是在开篇的部分，为什么万把字的小说里，海明威要安插这么重的一个头，大概有一两千字都在写人物活动其中的那个酒吧？而海明威这个人，用字极简，实在不是个沉溺于景语、滥设情调的人，他就反复地在那里说啊，这是一个男人的酒吧，这是一个最好的酒吧，我们不需要娘儿们，我们不需要政治话题，我们有好酒，我们有朋友。这是一个小而逼仄的空间，像母体的羊水一样，保护着每个在大环境里失重的人。大环境是什么？满地被炮轰的碎玻璃碴，遍地的弹灰，时不时轰轰而至，如滚雷般的炮击。

所以勇敢的、不怕死的、快乐的硬汉，都跑回这里来消遣、娱乐自己了。每个人一进来，就觉得自己卸掉了大环境下的身份，只剩下“及时寻欢”的小我了，这个小我，应该是可以逃脱在大的秩序之外的。所以那个法西斯分子，在那么高压的政治空气下，也大摇大摆地来了，因为他觉得，在酒吧默认的模式下，他是安全的。这里没有战时的种种明亮逼人的敌我关系，而海明威就在那里反复地说：“这是一个勇敢的蠢人。”

但是海明威的字典里，最大的一个词，是不是“勇气”呢？甚至高于“正义”？这个法西斯分子说起来也是他的朋友，输钱从不言悔，打猎是把好手，战时也敢来敌方的酒吧晃悠，他吻合海明威的“硬汉”标准。所以海明威深觉不洁，因为他参与了一件“出卖硬汉”的事。正因为此，他对酒吧“正义爱国”的行为，不认同且拒绝介入。他被冯亦代反复批评为“冷漠”“隔离”“旁观”，其实，实在是因为海明威要保护自己心底更高的原则。

他修补原则的方法是打了那个结尾处的电话，因为这样他才可以对自己的行事准则、立身之道做个交代。被仇视的滋味，好过急剧萎缩的良好自我感觉。他爱极了他心中苦苦经营出来的那个硬汉形象，当他站在良心前面自省的时候，什么也不能伤害他美好的镜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