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托尔斯泰，我觉出了奢侈品的气息——像困难时代的孩子吃糖块，舔一口，再用糖纸包起来，找个暗处再舔一口。看看那些骨轻肉薄的时下的文字，再看托尔斯泰，你无法用幸福或是感恩以外的字眼去命名那种满足感，对异己事物的博大胸怀、兼容度、文字的精确度、精良的做工——真是享受。中国有几代作家，他们的母体都嫁接在旧俄文学上，现在这些人都凋零了。

毛姆说作家笔下的人物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你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另外一种是病态人格。托尔斯泰笔下是前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后者。然而托尔斯泰本人并不承认善恶的二元对立，在他看来，人都是河流，有湍急和凶险处，也有静美处，你可以说一个人善的时候多于恶，顶多如此，他笔下的人物，是用高度发达的写实技术多棱地塑造出来的，他最擅长的，恰恰是勾勒人物的混合气质。

这个多棱有两个要素：一、他书里没有纯粹的人物，甚至他歌咏的女人，她们统统都是有污点的、日常质地的、斑驳地带着杂质。娜塔莎差点背着未婚夫与人私奔，安娜则真的是背夫通奸，玛丝洛娃索性是个妓女——我常常觉得托尔斯泰是个半神，那种救赎和悲悯的气质，他的玛丝洛娃简直就是耶稣的抹大拉的玛利亚。他的视角也是神的视角，凌驾在小说上方，温柔慈悲的俯视视角。相比之下，契诃夫是个最高明的局外人，高尔基是个入戏的当局者。二、他笔下没有定格的人物，我看《战争与和平》，写的就是三个人的心灵成长史，尤其是娜塔莎和皮埃尔。至于《复活》，乍一看像是小制作，人物和情节的成本都低，场景也不够动态，即使如此，在书里仍然可以看到聂赫留朵夫的自我成长。

托尔斯泰的宽松和弹性也在此，甚至是对读者——他的小说能伴随你成长。前一阵我看《战争与和平》，是复读，不知道原来为什么没有读出它的好来，比较乐观的解释是，这两年来我有了密集性的进步，开始能欣赏一些皮肉之下的好处。大约有五页纸的不耐烦（当然这也是故事布局所限，毕竟有那么大一个故事的骨架撑开在那里），开局就是个群像，我一向又对人物多的小说不耐烦，正因为此，小时候才喜欢《安娜·卡列尼娜》多些吧，因为人物少，情节密度大，角落里都是爱情的碎片，宏观背景几乎虚化到无。五页纸之后，故事突然好看起来，卡列宁一出场我就爱上他了啊，后来我又爱上了渥伦斯基，这真是……爱的原因很简单啊，因为他们的骄傲——没有傲骨的男人是不可爱的。

看过了《复活》，《战争与和平》给我的惊喜就不复是人物的精确度，而是托尔斯泰控制大场面、处理情节层次的能力。布局当然是很精巧的，一开始安德烈的老婆出场的时候就感觉蓄着隐隐风雷，到安德烈出来的时候那雨就下来了。他老婆的喧哗暖热——她就像萤火虫，吸附了社交场上的精华，然后才能放出自己的光来；又像是个补锅底的，身上挂着大大小小的锅底，到哪里都随身带着自己叮叮当当的热闹劲儿，就这个把安德烈烦透了。当然她是贤良美丽的，可是安德烈宁愿失去一切，也要换回单身的身份。她是为安德烈所蓄的风雷，也是为娜塔莎所蓄的。比起她来，娜塔莎至少是个原人。安德烈是一类男人的缩影，因为他们的自我状态不够强和黏稠，不足以战胜婚姻的腐蚀——解析性的文字，长在情节的枝干上，有节有序。看故事的同时，人物、心境、性格、互动关系，全都交代了。

托尔斯泰的一样绝技就是还原细节的能力，很多微观的情绪波动，被他写来竟成了一个贴心贴肺的河流转角——玛丝洛娃受老鸨的**做妓女，身世和对男人的否定只是间接原因，真正打动她的是老鸨向她许诺可以买好多漂亮衣服给她，她想象着自己穿上一件黑色绣金边的丝绒袍子……这个意象真正地把她击倒了，只是一件衣服的说服力。

想起纳博科夫有一次接受访问，记者问他：“在《黑暗中的笑声》里，你写得很残酷，那个玛戈小姐，实在是太邪恶了。”纳博科夫说：“这好比教堂外关于地狱的壁画，你看见丑陋是因为我把它排出了体外。”——我把这个理解成，体内的隔离带，亦是一个作家的基本素质。就好比，玛丝洛娃被法官误判到西伯利亚做苦工，绝望中唯一的一线光是那些男人——陪审员、法官、检察官，他们看她的眼色，她想，只要我不要瘦下去，事情就有希望。她信任的、可以利用的，只有自己的身体和男人的兽欲，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必然逻辑。她根本也不去想那些辽远的、厚重的人生真理，这样她才能安全地保护自己的无为——还原人物的内心格局，无论他是好人坏人，不伸出一只手去摆布，这种对人物的尊重，也是作家的职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