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都想说说这个女人，却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支撑我前行，我所说的安全感是指：你抵达某件事情的真相，然后滞留在那里。很多人把她写成“伤花怒放”，或是“如铁红颜”，但是这两个词，在我看来，都太单向了，不足以覆盖她。她是个被痛苦翻耕过的女人，因而层次丰富，杂质纷纭，即便我爱着她，我也无法忽视她的杂质：她极度自恋，兼有自虐倾向，酗酒，烟不离手，会用好几国语言骂脏话。

一般画评家都把她归为超现实画派，这个画派的大多数作品我都不喜欢。我常常被这些画中盘旋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假叙事、那些附着了太多意义和语境的象征物弄得审美疲劳。这些画作有太浓的虚构味道和思考的苦味，而我看画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想找一个支撑物。在弗里达·卡洛的画中我倒是找到了这个支撑物，就是她的脸。她自恋，在自己的屋子里悬挂了大大小小的镜子，揽镜自照；她画了20多年的自画像，这些自画像基本可以视为一部视觉自传，她将她的生活留给自己，也告诉别人。

成年以后她画过一幅画叫作《我的出生》，说实话我没有看过如此满溢着尸味的出生，产**的母亲奋力地拱起双腿，婴儿在血光中冲出产道，可是那母亲的上半身却盖着尸布，俨然气绝。弗里达的大多数画作都是喧哗热闹的、热带植物色系的歌剧，这幅画却是散场的死寂。事实上，她确实是在母爱缺席的冷寂中长大。母亲生下她之后由于身体的缘故，不能恪尽母职，哺乳、喂养、照顾等工作都是由一个奶妈代劳的，母亲对弗里达而言不过是个活在云端上的远距离女人。

6岁时她染了腿疾，活动力受限，这使她的想象力反向地发达起来，她成了一个有臆想气质的女孩。久卧病榻，没有玩伴，她就趁家人不在的时候，对着玻璃哈一口气，然后引那个虚拟的朋友进来。事后她用手涂掉了那个门，跑到院子里的雪松树下大哭了一场，因为“惊奇于得到如此之大的幸福”。病愈后她回到学校，却遭到同学们的敌视和排斥。是因为自尊心受挫之后的代偿心理吧，我想——她开始有异常旺盛的表现欲，终其一生，她都致力于引人注目。

14岁的时候她上了预科学校，她的双性气质开始萌芽：她穿男装，留男孩的发型，背着男式大书包，里面装着蝴蝶和植物标本。直到有一天她遇见了里维拉——那就好像是什么人失手撞开了天亮的开关，她的女性心理一下被照亮。她躲在暗处看他画画，偷走他的午餐，在他经过的路上洒肥皂水——她试图用充满孩子气的恶作剧引起他的注意。她的最高理想由“做一个医生”修正为“为这个丑胖子生个孩子”。

18岁时她遭遇一场致命的车祸，她几乎被碾成了碎片——脊椎、锁骨、盆骨全断了。一根钢管刺穿了她的盆腔，在余生的29年里，她先后做过30多次补救手术，并因此终生丧失生育能力。久卧病榻，为打发时日，她开始画她的第一幅自画像。那幅画像是酒红色调的，接近边缘的红，再走过一点就是深渊的黑，画面掠过一点暗金质的光，连带着画中人物的绝望感也变成暗金质地的，在绝处又滋生出一些希望的微光。这幅自画像让我想起细江英公为三岛由纪夫拍的那张拈花微笑的照片，三岛长着那么一副有暴力倾向的脸孔，而他玩于掌中的那朵蔷薇花又是开到尽头的、非常疲倦的花瓣。两者间的质感对比，让这张照片有一种悍然的痛感。三岛后来将这幅照片命名为《蔷薇刑》，这个名字我想是暗喻着美的蒙难、美的不可抵达与无法信任。弗里达的自画像和三岛的照片，对我而言，是一种共通的审美经验。

21岁时她重遇里维拉，两人的恋情迅速升温。22岁，弗里达借了家中印第安女仆的一件背心，罩在她的西班牙洋装上，嫁给了这个年龄是她的两倍而体重是她三倍的男人。这个男人结过两次婚，有三个孩子，是当时墨西哥最负盛名的画家。她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华美的细节；而他，几乎覆盖了她生命的全部。这种不均衡处处可见：他站在脚手架上画长达100多米的巨幅壁画，取材宽泛，从古阿兹特克文明史画到近代的墨西哥独立革命；她把画架悬在胸前，用幼细的貂毛笔，画了20年的自画像，画幅通常不超过1米。但是他的风格还是渗透到她的画风中去了，她也开始用充满木质感的线条，大面积的、带有民间风格的原色。

作为新妇的那个弗里达是我最喜欢的。她放下画笔，头上包着农妇的头巾，用整个上午的时间采买洗择，备了午饭，然后放在篮子里，上面盖着绣花手绢，手绢上绣着“我爱你”，用绳子吊上去给在脚手架上工作的里维拉。就像画画一样，她在生活中的视角也如此之窄，窄到只剩下他，她按他的喜好，扔掉了那些男装，改穿墨西哥农妇穿的色彩缤纷的大裙子——就像用性事示爱一样，服装其实也可以被视作朴素的身体语言。

新婚伊始，他就开始发生接连不断的外遇，他认为所谓婚姻忠实都是布尔乔亚的恶习，他一直说自己对性和外遇的态度“就像尿尿一样随意”，对他来说，唯一一种可行的忠实就是绝对忠于自我。他就像那个剪刀手爱德华，无法正常地示爱，她痛心疾首，又重拾画笔，把他画进了她的自画像。在画中，他线条臃肿的脸静滞在她的脑海中，他是她玫瑰色的伤口，她用这些画为自己疗伤，直到它们结成大大小小的玫瑰疤。

25岁那年，她第三次流产，自此，她的画中不断出现关于生育的意象，她画了怀孕的**，紫罗兰般的子宫，子宫里是个小小的里维拉，她在卧室里放着在甲醛中浸泡的胎儿，还有大大小小的玩偶，她反复地画那个流掉的、不成形的胎儿。30岁那年，她画了那幅《我和我的玩偶》，那玩偶的脸上是一种机械化的笑，而画中女人却眼望前方，眼睛里有疲倦的绝望。她在日记里写：“孩子是明天，而我却终于此。”我在她的画中，看到越来越浓重的荒芜感——生之荒芜。

他们的家是两幢彼此独立的红房子和蓝房子，中间由一座天桥相连，隐喻了他们之间那种独立和相对的奇怪关系，有报道称这是主观与客观的相互关系存在于男人与女人的住房之间。此后的两年，弗里达“被生活谋杀”，里维拉与弗里达的妹妹发生了暧昧关系，这件事将弗里达从可爱的妻子变成了更加复杂的女人，弗里达的痛苦难以名状，画下了《稍稍掐了几下》。她搬了出来，这是许多分居中的第一次。她想尽量忘记此事，但3年后的《一道开裂的伤口的记忆》还能看出那种延续的影响。

在所有的自画像中，她都是杏眼圆睁、目光灼灼地直视前方——除了33岁时画的那幅《梦》。在那幅叫作《梦》的画里，她睡了，但那是怎样稀薄的睡眠啊！肉身睡去了，疼痛却还醒着，它们醒在她扭曲的睡姿里、醒在她起伏的头发上、醒在她枕头上那些因辗转而生的折痕里。就在那一年，她结束在巴黎的画展回到墨西哥时，里维拉已经和一个好莱坞明星打得火热，他提出和她离婚。或许是为了平衡痛苦并且重拾自信，弗里达开始在两性恋情间漫长的征服与被征服的道路上徜徉，她被迫学会了独立自主。33岁那年，两人离婚。然而仅仅一年后，这对彼此依然深爱对方的夫妻再度复合，弗里达说：“我们是饥饿与食欲的结合。”

她开始自弃地为自己变脸，剪掉里维拉最爱的长发，她为了取悦于他，每天花很多时间去打理头发（《剪短发的自画像》），在画里，她含着泪手执利剪，满地都是狰狞的碎发，就像是无数被剪断的神经末梢，甚可怖。当她在病中闻知里维拉另寻新欢时，她撕裂了自己刚做完脊椎手术的伤口，以至于第二天医生给她打针，居然在她的背上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皮肉。她的自虐，说穿了就是想用不健康的负疚感去控制那个男人，从里维拉的角度来说，也许他觉得她是在用自己的牺牲勒索他的感情。可是我在她的暴烈中认出了我自己，我想我是无望遇见我的里维拉了，因此我体内的火山可以终生处于安全的休眠状态。

临终的时候，她叫别人把她那张四柱床从卧室的角落搬到过道上，她说她想再看一眼她的花草树木，在这一视角她还可以看到里维拉养的鸽子。当夏雨骤降，她就长时间地观察树叶上跳动的光影，风中摇晃的枝条，雨珠敲打屋檐，顺檐而下……她死在半个月后。弗里达47岁时逝世，度过了短暂而又激烈的一生后，她的最后遗言是：“我希望死是令人愉快的，而我希望永不再来。”——她终于可以在死亡中获得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