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切显得如此理所当然，生活于工业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常常忘记自己是多么幸福。生活在工业国家里，生病可找医生治疗；天冷开暖气，天热开冷气；口渴打开水龙头就有自来水，街角的便利商店可买饮料；饿了可以自己做三明治或下面吃；无聊时，有电视、网络、MP3随身听，还有Play Station可以打发时间。

比起生长于穷困国家的儿童，工业国家儿童还具有一个优势，就是有接受教育、启发智能的权利。所有工业国家的儿童都必须上学，这听起来虽然颇令人厌烦，不过，可以上学的确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因为无论世界何处，拥有高学历的人总是较为富有，教育是脱离贫穷的一大利器。

本章的用意，并非要告诉读者德国有多完美，实际上德国一点都不完美。但是全世界有90％的人民，希望能与德国人交换彼此的总体经济。

为什么世界上某些国家如此贫穷？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各个穷国的历史背景也大不相同。许多专家学者以此为专题进行研究，试图归纳出各个穷国共有的特质，以下便是他们的研究结果。

能赚到钱的就是好经济

独裁者常有自我膨胀的毛病，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例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某些非洲独裁者，就以为自己深谙分配粮食之道，下令国内所有农民必须将收成的农作物，低价卖给官方，由政府负担粮食分配的责任。由于非洲国家大多贫穷，因此收购价格极为低贱，使农民失去多种多收的动力。强行低价收购政策，造成农民不是更为贫穷，就是设法将农作物送到黑市买卖。

政府自认为比市场机制聪明，因此禁止利伯维尔市场。但是，利伯维尔市场具有一大优点，便是商人只要能推出市场所需之产品，即可获得报酬。这是利伯维尔市场内建立的奖励机制，促使商人绞尽脑汁，设法满足别人的需求。

打压与奖励一样，皆会影响人类的行为。如果勤奋地提高作物生产，或是努力推销卖出更多产品，并不会带来任何利益，人们自然兴趣缺乏。而富裕国家的人民，大多致力于买卖交易上，设法推出别人可能感兴趣的商品，希望能获利赚钱。人民能赚钱，国家便会富裕，这便是经济的真谛。贫困国家的人民难以通过交易获得利益，缺乏那根驱使人们勤奋工作的红萝卜。

私人财产的重要性

富裕国家的农民，如果想提高农作物产量时，首先会想办法购买联合收割机，以便迅速收割农作物。一台联合收割机价格不菲，通常需向银行贷款。北半球国家的农民，向银行贷款时需签下合约，载明日后若无法缴回贷款，银行可以没收其部分农地作为补偿。对银行而言，抵押农地是一种必要的担保。假设日后农夫破产，无力偿还债务时，银行便可拍卖抵押农地，拿回部分借款。

银行这种做法听起来相当残忍，且不近人情。但是，若无这项保证，银行不会将钱借给农民，农民也得不到这笔急需的资金。况且，一切幸运的话，农民抵押农地后，贷款购得农机设备，架设灌溉系统，或是施肥装置。如果没有意外，这些设备将会提高作物的产量，收成丰裕，农民将赚得比往常更多的钱。农民除去缴还贷款外，仍有富余，足以支付农民继续改善农作设备，扩大生产及养儿育女等家庭开销。

贫穷国家的农民，起始点便大不相同，因此困难重重。例如，南半球国家的农民，便不可能获得银行贷款，因为他们所耕种的农地，多半不属于自己。像北半球国家农地大多为农民自有的情况，在全球仍算是少数。许多非洲农民所种植的农地是公家共有，书写成文的租借契约则非常少见。其他贫穷国家的农地，则大多属于富有的大地主，这些地主宁可任由农地荒废，也不愿送给小农耕种。

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有这样的时间与精力。放下手边的事，以5年的时间来申请一张土地权状，一般人根本无法负担这种奢侈。每天要工作要谋生，没有时间顾虑土地权，也因此无法获得任何贷款。而无法贷款，牺牲的不只是农民，就连农机设备生产经销商及银行一样受到波及。皆因农民无法自由调度土地这项农业最大资本，造成农业、农机生产经销商及银行三种产业的萎靡不振。因此，索托认为，如果农民拥有耕种农地的所有权，则穷人其实根本不穷。索托提出呆滞资本（dead capital）的说法，并估计全球穷人掌握约值9兆2000亿美元的呆滞资本，超过全世界穷国自1945年来，从富国手中获得的国际开发援助总金额。

从这些数据中，读者不难一窥端倪，拥有稳定的私人财产制度，对经济社会而言，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

好官与坏官

假设一位非洲农民突破重重难关，筹足资金预备架设灌溉系统。原本想采用柴油水泵汲水器，后来发现柴油取得不易，因此想改成电动水泵。可惜，公营电力公司拒绝供应电力，因为这位农民就像世界上其他40亿人口一样，没有固定地址。对电力公司而言，要确认一位没有固定地址客户的身份和住处，必须耗费额外的时间与金钱，因此拒绝供电。

不少富国公民，皆对户政事务所没有好感，因为这个机构代表着烦人的表格及申请单。不过，对贫穷国家的人民而言，拥有一个上轨道的户政单位，是一件多么遥不可及的梦想。这些国家通常缺乏制度，无法保障人民安心地从事经济行为。他们欠缺法庭执达员，在欠缴契约明载之款项时，代为催收欠款；他们欠缺地政机关，将土地及房屋所有权者的数据，详细记载并妥善保存，防止遭受篡改；他们甚至欠缺一个能够有效伸张的财产权利。

更有甚者，这些国家虽然因缺乏官僚体系而带来优势，但恶劣的官僚比比皆是。贫穷国家的官僚组织繁杂庞大，更甚于富有国家。所有大小官员皆以冗长烦琐的行政文书程序，一方面支持自己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还可阻止人民对体系提出任何要求，就连申请成立企业亦然。

对出身穷困的政府官员而言，成为一个领取固定薪资的公务员，是人生一大成就。制造更多的文书程序，只是为了维持并证明所处职位之必需。而穷困国家的公务员薪资极低，导致他们必须另辟收入来源。根据国际透明组织的调查，穷困国家公务人员的贪污情况，通常也特别严重。

大市场和小市场的通路

继续以上述非洲农民为例：假设这位非洲农民不被外在恶劣条件打倒，且年度收成大好。他一定会希望能有不同的买家提供不同的收购价格，让他可以选择要将产品卖给谁。最好的情况就是找到经销商，将农产品销售至国外，这样的话，农民所能获得的报酬，也应该最高。但是附近只有一位收购农产品的运销商，且出价极低，想寻找其他运销商，必须计划好几天的行程，且因公路建设极差，旅程不仅颠簸且有安全顾虑。再者，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居民，只有百分之二的人口拥有电话。可惜，这位农民并不属于2％的幸运儿，因此也无法借由电话询问及比较各处收购价格，增加他与当地运销商谈判时的筹码。

一个标准货柜，从美国西岸至非洲科特迪瓦的运费为3000美元；而同样的货柜，从科特迪瓦运至非洲内陆，则要高达16000美元。货柜运输非常重要，因为所有商品都必须以货柜运送，如果运输费用太过昂贵，经销商也就很难找到批发商，买下货柜里的商品。如果买卖不可能带来任何利益，公司自然放弃继续进行交易。

另一个造成穷国无法进入世界主要市场的障碍，便是关税，特别是富国针对穷国产品所设下的高关税政策。以糖业为例，所有从非洲及南美进口至欧洲的糖，必须缴纳欧盟所规定的关税，造成这些国家出口的糖在欧盟价钱过高，而难以进入欧盟市场。另一方面，欧盟又提供德国甜菜制糖工业不少优惠，使其能在欧盟地区以低廉价格贩卖，比起第三世界产品占尽优势。

就欧盟糖业市场而言，利伯维尔市场已不存在，对贫穷国家相当不利。因此，不少经济学家呼吁取消关税制度，使穷国能有更多的机会。但反对取消关税的从政者也不少，例如，不少欧洲政治人士认为，取消农产关税会使德、法两国农民陷入破产的窘境，还会使他们失去选票，无法继续连任。

据开发援助机构国际乐施会（Oxfam International）调查显示，每年发展中国家缴纳的关税高达1000亿美元，是他们从富国获得援助及救济金额总数的两倍。从这点看来，这个世界果真复杂难解。

愈多海港表示愈有钱？

这种说法当然有例外，比如瑞士。瑞士虽是不具有海岸线的内陆国家，且环绕于各邻国之中，却不妨碍瑞士成为和平、富有的国家。

但是，以自然条件作为落后贫穷的理由，显得相当薄弱。例如，瑞典太冷、太暗，一年之中有半年的冰冻期，并非一个适于工作的地方，但瑞典人民却享有极高的生活水平。而美国某些地区，生活中若无冷气则难以忍受。而且，别忘了新加坡，虽然气候湿热难耐，但异常富有。

钱是靠读书赚来的

穷人或是穷国若想翻身，教育是基本关键。西非内陆国家布吉纳法索（Burkina Faso），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的成人，90％为不识字的文盲，无法借由阅读获得新信息。所有文字资源，对该国大部分公民来说皆无意义。例如，他们无法查阅自己国家的法律规定，也无法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他们无法阅读报纸杂志，无法上网，因此也无从知悉，国内及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由于无知，也容易被人操纵利用。

未受教育者，只能从事体力劳动行业，务农以养家糊口。与农业相比，还有许多产业能带来更多的利润，例如，计算机产业、媒体传播，或是旅游业，付出同样的劳动可获得更大的利益。况且，农民若不识字，也会产生困扰，例如，不少市售种子皆附有说明书，载明播种时间及如何播种等注意事项，不识字便无法阅读。

富国的农民还可从气象预报得知气候变化，以便应对。具有阅读能力的农民，可以很快接收新方法、新肥料和新种子等最新信息，进步的最大障碍，便是教育程度低。

农民只按照父辈传授的方式耕种，父辈又是从自己的父辈学来。农业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重大改革而使产量大增。这些导致产业进步的新知，皆以文字发表传播，文盲无从得知。

今日印度之所以能够渐渐摆脱贫困，主要归功于印度的计算机人才：他们接手美国大企业的软件设计，帮美国公民报税，在客服电话中心解答美国计算机公司客户的疑难杂症，为美国医院判读患者X光片。他们之所以能够接手这些工作，是因为在学校学习英文，并接受良好的教育。不过，全印度仍有超过三亿的文盲人口，只有部分印度人拥有这些发展机会。

带来厄运的矿产

拥有丰富的油、煤、金、钻石等矿产资源的国家，表面看起来非常幸运。事实上，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The United Arab Emirates）的酋长们，也的确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不过，整体而言，世界上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发展情况通常颇为糟糕。针对此种现象，有几个可能的解释。

丰富的矿产常常带来战争。就像西非尼日利亚拥有丰富的油矿，但内战不断，暗杀、谋杀、绑架及囚禁之事，层出不穷。同样位于非洲之安哥拉（Angola），境内富藏石油及钻石矿产，但内战频频，长达快三十年的内乱，不久之前才正式结束，但内战所造成的阴影，至今仍挥之不去。虽然安哥拉出口石油便可赚进300亿美元，但70％的人民，一天的生活费低于2美元。生活在安哥拉或尼日利亚的大部分人民，都无法享有基本的医疗保健。内战消耗掉所有社会资源，使国家陷入贫穷。

另一个导致丰富矿产国家穷困的原因，则与贪婪有关。贪婪使人失去理智。如同160年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导致旧金山港口停满船只，因为所有的船员下船后都成了淘金客。工厂失去工人，农场无人耕作，报纸也失去印刷工人。自1848年至1851年止，数十万人放下手边的事，只专注于淘金。企业因此倒闭，而真正幸运中奖的淘金客，毕竟只是少数。

有了迅速致富的机会，人们也就看不上一般上轨道的经济产业，转而希冀借由矿产获得梦寐以求的巨额利润。或者贿赂政府官员，或者想办法成为政府官员，控制石油开发许可的签发，或者也可能成立政党，操控国家资金。上述种种手段，皆会破坏总体经济发展。

更甚者，这些国家元首通常因资金充裕，常有疯狂的念头，提出一些异想天开的巨型建设计划。例如，尼日利亚砸下重金打造新首都阿布贾（Abuja），或是利比亚（Libya）进行“大人工河项目”（Great Man-Made River）。据统计数据显示，贫穷国家中，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国家，负债反而明显高于没有石油、天然气及黄金的国家。

欧洲的原罪

许多位于亚洲、中南美洲及非洲的贫穷国家，都曾是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或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国家纷纷脱离殖民国成为独立国家，这些新成立国家的边境，全是依靠当年殖民国官员的划分及军队的维持而成。一旦脱离殖民国独立，境内不同族群马上开始争夺政权，内战于是展开。这类内战的结果，通常是从前效忠殖民国的当地军队胜利获得政权。这些军事政府懂得如何令人民噤声，却不懂得让人民参与政治，因此形成独裁者，并出现所有独裁政权的毛病。

同时，欧洲殖民国也常常忘记留下独立的司法及行政机关，这类能使人民安心的政府机构。事实证明，昔日曾受殖民国较为留心统治之地，今日发展也较好，像澳大利亚及印度，就是最佳例证。

有些国家在脱离欧洲殖民国长年剥削后，不愿再将农产品及矿产卖给欧洲。这种心态虽然可以理解，但是，国家成立后随之展开的经济改革，却走向一条错误的道路，即是决定走向自给自足的锁国政策。这些国家不再出口任何产品，也不允许任何货物进口，这种脱离商业市场的做法，使得国家愈来愈穷。至于为何会愈来愈穷，本书之前已有详尽的说明，情况就如一位必须自己烤面包的主治医生一样，后果堪忧。

对抗饥饿

所谓开发援助，是指富有国家给予贫穷国家的经济援助，希望借此能减轻贫国政府的负担。截至目前，富国投注大量的金钱于经济援助，只可惜，获得大部分经济援助的贫困国家，并未因此而有起色。近年来，经济大幅成长摆脱贫困的国家，特别是印度及中国，则几乎从未接受过国际开发援助。

富有国家所支付的开发援助计划，的确也拯救了不少人的性命。而这些出钱的国家与组织，通常也是好意。不过，就目前发展来看，金钱援助并未达到预期的结果，许多专家学者也认为，给予经济援助只会起到反面效果。

经济援助在某些国家产生的影响，就像矿产一样，造成某些人巧立名目，只想获得这笔钱财。例如，设立地方环保或开发协会等组织，目的只为了敛财。外人永远搞不清楚，到底哪些组织是正派经营，哪些组织只是骗钱的幌子。况且，国家贫穷的原因错综复杂，经济援助很难达到好效果。

联合国组织设有专门机构，关注全球食品与农业发展状况。这个机构也定期发表统计数据，说明全球有多少人口处在饥饿状态。1970年的饥饿人口为9.6亿，25年后则减少为7.6亿，在此同时，全球人口总数大增。这也代表，今日全球饥饿人口较之40年前已显著减少。对抗饥饿之所以能有今日的成就，最大的功臣在于农业技术的提升，近五十年来，全球粮食产量几乎是从前的两倍。

Hernando de Soto，索托为“自由与民主学会”（Institute for Liberty and Democracy，简称ILD）主席，曾任秘鲁中央银行总裁，其著作《资本的秘密》（The Mystery of Capital）亦有中译本。

Ricardo Hausmann，郝斯曼来自委内瑞拉，为哈佛经济学教授，活跃于国际货币基金（IMF）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国际经济发展组织，现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Jeffrey Sachs，萨克斯擅长发展经济学，其著作有《终结贫穷》（The End of Poverty）及《文明的代价》（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

Montesquieu，1689—1755，为欧洲启蒙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其所提出的“三权分立”之说，至今仍是民主国家宪政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