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收银员的国家

购物付钱时，其实顾客不只是付给老板而已，同时也自动地付给政府。在德国，当店家卖出一件10欧元的T恤，便须缴给政府约1.6欧元；一辆10000欧元的汽车，政府则收到1597欧元。这种缴给政府的款项，是一种特别的税，称作增值税（value-added tax，简称VAT）。德国大部分商品的增值税为19％，某些商品税额较低，如食品及书籍则是7％。

增值税是一种消费税（excise），只要消费者购买商品，便得缴税。德国其他的消费税则有烟草税及汽柴油税，例如，在德国加油站里加满一油箱的费用，有三分之二是缴给德国政府。

政府跟人民收钱的名目，可不只是增值税而已：员工们领到薪水，必须缴纳薪资所得税；其他的收入，可能是房东的房租收入，或买卖股票所赚得的收入，或者所有按件计价工作的报酬，例如，作家写书拿到的稿费等，全都得缴纳所得税。

除了各式税目，德国所有领薪水的员工，还得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至于保险项目及费用高低，都由政府决定，其中包括失业救济保险、退休保险、健康保险和长期看护保险。员工每月定期缴纳保险费用，当他们年老、疾病、失业，或成为需长期照护的病人时，便可获得救助金。最后，政府还会跟国民索取各种费用，例如，想申办或延长护照的人，都得缴纳一定的费用给国家。

如果不想惹恼人民，国家便必须提出一个正当的理由，说明收税有理。

国家能帮我们做什么

本书至目前为止，提到的问题都是和市场经济及其运作有关。读者已经了解那只看不见的手，如何满足我们想要拥有iPhone、想吃巧克力的物质需求。也从历史教训中得知，如果国家强力主导生产及经济发展，通常只会得到相反的效果。

不过，就算是市场经济的忠实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某些事物还是交由国家经手比较好。例如，我们都希望人人能公平地对待他人，没有人会成为谋杀、偷窃、伤害、诈骗或毁谤等罪行的受害者。因为这个期望，所以我们需要法律，而且是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律，无论是穷人还是富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后，我们还需要法官、检察官、警察，确保法律制度能够真正维持与实行。

某些事物，就像教育和权利一样，不应该保留给特殊族群，而是全民共享之物。属于这些事物的，还有军队，能保障国土不受外敌侵略；或者外交，能促进与他国合作关系。这些事物都必须交由国家承办，使用人民所缴纳的税金，聘请教师、军人及外交人员。

这些交由国家经手的事物，又称为公共财政（public good）。读者或许会问，为什么公共财政不能交由市场自行运作组织？针对这个问题，经济学家认为，公共财政之所以无法交由市场，主要和普遍存在的投机心态有关。举例而言，搭车逃票，就是一种投机行为。搭乘公交车或火车不买票，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逃票者并未如其他买票的乘客，付出金钱支持公交车和火车的营运，逃票者总是认为，只要靠别人付钱，大众运输系统就可以维持。由于这种自私的心态，使得公交车和火车营业收入减少，就算营运者有心，也会因此无法提供给旅客更好的服务。

在一个任由投机者自由发展的社会里，这种自私心态可能导致无法出现完善的司法系统、机动的消防组织，或是健全的军队。因为大多数的人都会期待，法官、消防队员、军人及所有公职人员的薪水，可由他人出钱维持，无须从自己口袋掏出半毛钱，而这种想法将会危及整个社会。如果某个系统可能无法靠自己的力量维持正常运作时，国家便出面主持，这是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

公共财政的认定并非没有争议，学者及从政者便常常争辩，国家出面干涉是否必要。例如，只能靠国家出资才能维持营运的游泳池、剧院或博物馆，是否应该存在？或者，市民及这些设备的使用者，应该付出足够的价钱，支持这些设备无须使用国家税收，一样可以维持营运？另一方面，不少机构组织皆致力于古物珍品保存，使古书、古画及古剑等文化遗产不至损毁腐坏。保存及修复古物所需花费甚巨，无法仅凭参观者门票收入来维持。

这类关于国家角色的争议，特别是在讨论是否该由国家出钱辅助某一产业时，冲突更加激烈。这类产业辅助金额称之为补贴（subsidy）。在德国，特别是农业及煤矿业者，均领有政府经济补贴。尤其是煤矿业的补贴，由于补助金额庞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更是争议不断。近二十年来，德国政府补贴在煤矿业上的金额，已超过1000亿欧元，2012年，还追加了约160亿欧元的补贴金。

就2005年的统计数字来看，德国就职于煤矿业的员工，每人每年获得政府补贴约7万欧元。其他国家生产的煤矿，都比德国便宜许多，如澳洲。德国煤矿业借由国家的补贴政策，才能不受外国便宜煤矿之威胁。德国政府目前暂定于2018年结束此种补贴政策。

德国煤矿近五十年来的生产价格，比起其他国家较为昂贵。五十年前，约有60万人从事煤矿开采的工作，在无法与其他便宜对手竞争的结果下，就只能裁员。当时，人们并不希望裁员。虽然失去工作的矿工也可能在其他产业找到工作。因为当时德国企业已开始抱怨雇不到员工，必须引进外籍劳工。不过，台面上的政治人物，都不希望失业矿工走向街头抗议，这种情况虽然可以理解，但为了保住矿工的工作，国家则须付出极为昂贵的代价。

总体来看，德国政府还是不断地从大部分产业中撤退。从前，电力、自来水及暖气供应，皆属于国家责任之一。现在，则大部分由民营企业接手，但必须接受严格的监控。比起制造不粘锅的公司，提供水、电、暖气的公司必须接受政府更多的规范。而国家必须出面干涉的原因之一，便是这类企业的初始投资金额极为庞大，就像提供给大众使用的供水系统，若无任何助力，仅靠私人或是私营企业的力量，是绝对无法完成的。

管教“乌贼”

有时，企业或个人从事经济活动时，可能对第三者造成伤害，这时，国家的存在便很重要。在所有可能造成的伤害中，环境污染就是一个例子。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汽机车或是工厂，都不断地排放二氧化碳至大气中。专家发现，这些存在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会造成地球温度升高、河川干裂、冰川融化、水源枯竭等现象，可能对人类生存产生莫大的威胁。

从前，生产过程是否会破坏环境，并不在企业的考虑范围。而且，侦察环境破坏的元凶，通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对国家而言，保护环境不致受到严重破坏，则是一件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因此，国家必须制定法规，减少或禁止污染环境的行为，企业则必须接受规定。

而企业或是个人只有在下列三种情况下，才可能停止继续污染环境的行为：一、良心发现，二、法令禁止，三、须付出昂贵的代价。要等“乌贼”的良心发现，可能得等到地老天荒。因此，国家还是主动出击，先立法禁止，如此才比较可能收到成效。

不过，现如今最时髦的环境保护法令，则是结合市场经济原则，就是污染排放权（pollution right）的交易。所有需要排放废气的企业，必须跟国家购买污染排放权，政府则维持限量的污染排放权。如果某家企业增建过滤装置，可过滤废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便可将手中多余的污染排放权，转卖给其他仍继续大量排放废气的公司。买下污染排放权的公司便可继续排放大量废气，只是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而已。

面对这项法令，企业可以自行选择，或者引进先进科技，设立废气排放过滤装置，或者买下更多的污染排放权。这也使得环境污染成为会计精算的一部分。目前，欧洲所实行的环保体系，也采取类似的方式。

国家帮你付学费

现代社会中，国家还有一项要务，便是所谓的重新分配（redistribution）：国家从富人手上收取金钱，再发放给穷人，使人人都能享有一定的生活基本条件。此外，由于市场是盲目的，不会区分人们是以什么方式进入市场竞争，也不会考虑是否人人皆具有公平的出发点。因此国家必须辅助市场竞争的弱势者，使其享有平等的机会。

举例而言，如果单靠市场机制来决定大学就学名额，学费将会非常昂贵，对贫困家庭而言，负担儿女学费变成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因此造成出身清寒的学子，失去进入大学就读的可能性，自我发展也因此受限，无法完全发挥特长。这不仅不公平，也非常没有效率。禀赋优异但出身贫困者，因此而丧失事业发展的可能性，无法成立企业、无法发明新事物、无法成为悬壶济世的医生，也因缺乏文凭，无法在许多大企业及行政单位获得提拔。

仅因出身贫寒，便丧失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不仅对个人，对社会来说也一样可惜。

针对这种现象，国家至少可以在经济问题上着手进行改革：可以设立公立大学，让学生能免费就读；或者，也可以提供禀赋优异的清寒子弟奖学金，使其就读大学的梦想不再这么遥远；其他的，就直接交由市场机制解决。

第二种方法可使出身贫寒的大学生学会自我负责，在进入大学前，便必须计算清楚，自己最适合就读哪一个科系，或者，就读哪一个科系对自己的未来最为有利。第一种方法则是较为保险的做法，至少不会出现漏网之鱼。

德国最重要的社会补偿机制，就是税赋制度。收入高者，缴纳的税额为不等比例的高；收入低者，几乎完全不必缴税；收入未达某个标准，则完全不必缴税，超过标准后，每多1欧元收入，视所得高低，缴纳税金从0.15～0.42分欧元不等。

德国税制一直是个争议颇多的问题，反对者众，且不分政党。有人批评，德国税制太过严苛，而重税制度，只会打击勤奋工作的人，并惩罚事业有成者；也有人批评，德国税制系统不够完备，不管财富来源是勤奋工作还是遗产，只要有钱，永远有办法乾坤大挪移，使国家无法扣税；另外，还有人宣称，德国税制设计太过复杂，混淆不清。光为了厘清税制，便耗费社会太多时间与精力。省下这些时间与精力，可以从事更多更有意义的活动。

政府不只花你的钱，还欠债

为了缴纳国债利息，就得编列公共预算。德国政府每年开支项目排名，失业救助占第一位，再者便是国债利息，教育预算则是不成比例的低。实际上，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贷款创造更多财富，负债本身便不是件坏事。就像贷款购屋一样，政府借钱可以用来修筑马路、兴建学校或创立大学。国家可能极为富有，但同时负债累累，债台高筑。另一方面，国债也可能用在对经济发展毫无用处的地方。例如，德国部分国债就用在支付各级公职人员的薪水这类对未来没有任何帮助的支出。

读者常会听到政治人物在提起国债时宣称，不可留给子孙后代这么庞大的债务。这种说法当然没错，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只对了一半。因为，子孙们也能享受国家建设所带来的好处，如桥梁、隧道、马路及学校等，若非举债，国家便无法完成这些建设。而且，子孙们继承债务时，同时也会继承国债债券。债券是国家贷款形式之一，人民可以自行购买，作为投资之用。所有借钱给政府的人，都会得到一份正式文件，明列出文件持有者出借的金额，或者5000欧元，或者1万欧元不等。

只要有能力且有意愿，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这纸文件，代价则是借钱给国家。借钱并非大方送，当然同样要收取利息：每个持有文件的人，未来皆可以收回其出借之金额，或者5000欧元，或者1万欧元。在这之前，每年还可以向国家收取利息，作为自愿出借金钱的报酬。不少人手上持有这类债券，作为投资使用。这些债券，在持有者死亡之后，会由子孙继承。也就是说，子孙不但继承了债务，同时也继承了债券。

不过，不管怎么说，现今无人胆敢宣称高举国债是件好事。况且，国债高代表利息负担大，政府每年税收用来缴纳利息的比例也高，因而无力负担其他重要的支出。

因此，如何减少负债，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提高税收，增加收入以避免再举新债，是政府可行方法之一。在德国，讨论如何增加税收的焦点，便集中在是否该开征富人特别税上。毕竟，近二十年来，德国人民财产总额整整增加一倍，政府的确可以从中抽税。只是这种做法效力有限，如果政府向人民及企业征收过高的税，将会付出更昂贵的代价，如果纳税者不愿意，或者根本负担不起这么高的税金，企业就会将工厂外移至税金较低的国家；人民也不想再工作，或者打黑工、移民国外、想办法逃税，将钱藏匿于他处，甚至是干脆投票换掉政府。

另一个减少负债的不二法门，就是节省。各级政府单位可以通过减少开支的方式，来降低债务。只是说时容易做时难，所有因缩减开支政策而受影响的人，一定会出声抗议：地方政府需要钱来广设幼儿园，大学里学术研究也需要钱，领退休金者更不愿退休金变少。政治人物为了选票，也不敢随意开口提出紧缩政策。

节省开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反过来说，或许更为精确：不节省，比较容易。因为国债高筑的苦果，并非实时可见，等到选民尝到苦果时，那些始作俑者的政客，早已退休不再活跃于政坛了。

因此，国债问题仍未解决。

国家另外一项重要任务，便是经济政策的制定及推行。这也是接下来的主题。

景气循环、经济政策与经济成长

国家最大的期望，就是人人有工作，可以自给自足，不仅不会陷入贫困，且能日渐富裕。

整体而言，社会经济发展是可以交由市场机制做决定。不过，政府有时会认为，整体经济波动过大，甚或发生不公平现象，某些波动也可能导致失业，造成社会问题。

从过去数年的经济发展中，可归纳出某种规律的模式：当经济成长至某一阶段，便进入停滞，甚或萎缩，过了这一阶段，便又继续进入成长状态。这种时而成长，时而衰退的模式和景气循环（economic cycle）有关。

这种模式虽然规律，但并不代表没有问题。近年来，德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便是失业，一旦经济成长陷入停顿甚或萎缩状态，失业人数便会直线上升。因此，不难理解政府为了减少失业问题，希望经济能够长期维持成长状态。

什么是经济成长？是什么长大了

经济学里有一个颇为怪异的名词，叫作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是指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提供的服务价值的总和。国内生产总值是以金额计算，例如，在德国生产并卖出两张100欧元的桌子，在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中，就不是两张桌子，而是200欧元。

当国内生产总值增加时，人民过好日子的机会就会跟着增加。从国内生产总值的成长曲线，可看出社会是否更为富裕，或是变穷。

造成国内生产总值变化最主要的因素，是社会经济的总需求（aggregate demand，简称AD）。而总需求的数量，则取决于总体经济中，四个主要参与者的购买力：首先是个人，如购买冰箱等消费行为；其次则是企业，出资增盖新厂或是购入机械设备；再次是国家，拨出预算修筑公路或设立新学校；最后则是其他国家，无论是他国政府或是外商企业，皆可能向国内企业采购机械或是汽车等商品。所有上述消费行为皆会产生收据或账单，将这些收据及账单中的金额相加，便是所谓的总需求。

至于经济成长的成因，其实很简单。例如，上述四个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至少有一个比起过去一年，在德国花费或投资了更多的金钱，就可以说，德国经济成长了。

还有，大幅度加薪后，人们可能也会开始计算自己是否能够负担新厨房；或者，政府低税率，可使人们口袋多出一些钱，也会刺激购买欲望。

这也是政府试图提高经济成长时，制定经济政策的首要考虑方向。政府可以利用降低税率等方法，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来刺激购买欲望。一旦人民消费大于过去，国内生产总值便会增加。

不仅如此，降税也可造福企业，使他们可以保留的收入增多。这些收入，可以用来整修办公大楼，安装新电梯，或是购置输送带、联合收获机等大型机械设备，也可以用来增聘员工，或者加薪。无论如何运用，直接或间接都能增加消费。降低税率是经济政策中一个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及促进经济成长的有效方法。不过这种方法，仅适用于经济市场机制无法正常运作且国家希望提高总需求时。

除了降低税率外，政府也可以增加支出，例如，提高给人民的补贴金额，如育儿津贴等；或多向企业采买招标，如修筑公路等。政府缴付企业所开出来的账单，也同样会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支持政府必须在经济萧条时，增加支出以促进经济成长，最有力的学者，便是20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就定义来看，如果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便代表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中，或多或少皆比从前富有，这些参与者可能因此提高消费，进而使其他人跟着受惠。凯恩斯及其理论支持者，称此种现象为乘数效果（multiplier effect），并认为，政府增加支出可说是造成经济成长的关键推手。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以下将会细究这种观点，并显示其实这种做法也会引来反效果，而出现抑制成长的现象。从这个例子，读者不难理解，经济政策在实行层面上的种种复杂性。

目前政府已是负债累累，且每年仍旧入不敷出。若依照凯恩斯理论所言，继续增加支出，政府只能采用两种方式达到目的：增加贷款，或是提高税率。

一、政府若是采取提高税率的方式，人民可支配收入就会减少，企业收入也会减少。如此一来，不仅很快就会抵消国家增加支出所产生的正面影响，而且，人们会减少支出，企业会降低生产。

二、如果政府不打算缩衣节食，反而决定大举国债，同样会造成影响。政府想借钱，就必须向各金融机构贷款。但是，金融机构不只是提供贷款给政府，同时也提供给个人及企业，以满足购房或购置机械设备等投资愿望。如果政府、企业及个人同时要求贷款，便会造成银行提高利息，导致贷款变贵的结果。一旦利息提高，企业便会停止购买大型机械设备及增盖厂房的计划，个人也会暂缓购屋计划，而造成经济萎缩。不过，如果社会原本就处在经济萧条时期，这种影响就不会成为任何问题。

三、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政府降低税率，人民可支配收入增加，虽然造成消费增加，但不在国内消费，而是国外，例如，出国旅游，或购买舶来品及进口车等，同样于事无补。

上述例证说明，干预经济所造成的影响难以预估，因为参与者众多，变量也多。因此，政府制定经济政策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况且，人民的经济行为也不是这么容易操控。例如，德国人民相当了解，今日政府增加育儿津贴，是为了明日提高税率的垫脚石。一旦政府缺钱，之前发放给人民的好处，马上会从其他地方要求回收。当人民有此自觉后，自然会谨慎小心，不可能在获得一点经济上的好处时，便爽快地花光。

不过，这并不表示，政府对经济问题束手无策，毫无施力之处。如果国家不受债务控制，经济政策上便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并可在不提高税率，且不举债的状况下，增加政府支出。由此看来，目前所实行的节省支出以降低国债，是个可行的政策。

至于国家面临的另一大难题，也就是失业问题，政府可以采取降低工作职位成本的方式，也就是说，降低国家从薪资中所扣除的各项费用，以增加工作机会，减少失业人口。除此之外，德国失业者大多教育程度偏低，代表德国有不少人尚未接受良好教育。从此观点着手，各级学校必须加强辅导，使学生能正常学习，并减少辍学发生。就算在经济萧条时期，教育程度较高者仍然拥有较好的发展机会。此外，因遭解雇而失业的人，如果拥有足够的补给，也不至于马上沦落。失业者三大补给资源，便是知识、技能及态度。其中知识一项，便属于国家必须负责的范畴。

德国纳税者联盟成立主旨为降税及节税，督促政府裁减冗员、不浪费税收并降低国债，但不得承办纳税咨询业务。

德国为联邦制，教育属于邦政府的权力范围。但2002年修正的大学基准法（Hochschulrahmengesetz，简称HRG）取消大学收费之权力后，引起7个邦政府严重反弹，要求释宪。2005年，德国宪法法庭判定学费收取与否，决定权属于各邦政府，联邦不得置喙。判决一出，不少大学便开始征收学费。但由于争议太大，各邦政府反复不一，至今持续收费者仍为少数。

德国学制各邦不一，基本上基础教育只有四年，第五年后开始分流。预计进入大学的学生，就读文理中学（Gymnasium）；准备尽快就职者，进入职业预校（Hauptschule）；另有实科中学（Realschule）介于两者之间。

德国失业保险给付仅以一年为限，台湾地区则为半年。

德国多处设有国债钟，例如，德国纳税者联盟统一前旧总部威斯巴登、新总部柏林或慕尼黑、波昂等。同步网页如下：www.staatsschuldenuhr.de，最新显示负债每秒增加1556欧元。总额超过两兆1600万欧元。

在德国，小孩出生直至满18岁为止，父母皆可申请并获得育儿津贴：生育1～2胎，每个小孩每月可领184欧元；第三胎是190欧元，第四胎起每位215欧元。另外从2013年起，父母自己照顾1～3岁的幼儿，可再获得100欧元的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