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代化

源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代”跟帝国主义的工业化、国际市场、殖民体系是不可分的一体，“现代”所到之地，旧的社会脉络被剥离。中国遭遇西方列强，被卷入现代化进程，这是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文化人纷纷从西学中寻求治国药方。梁启超梳理过三个阶段，器物上感觉不足，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体制上感觉不足，发动变法，进一步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要求全人格的觉醒。在今天再去回顾，会发现现代民族国家，资本经济体系、殖民贸易、议会民主、国民教育、个人主义，将文学学科化的社会分工，臣服于未来的时空观，是西欧基督文明演化出的整套架构，成形不过两百年左右。它在其他文明地区的快速输入，所造成的震**巨大，这震**至今尚未终结，制造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伤和活力。

而近代新文学最高成就，是中国作者承接上古魏晋伟大传统，与同时期（19、20世纪之交）西方的前卫思想、艺术、文学共振的结果。（例如尼采的哲学、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未来派等。前卫派（Avantgarde）源于西欧，影响到东欧、俄国、东亚等地，虽然流派纷杂，但是核心精神都是主张革命，超越现存社会。）这在鲁迅的小说中有充分的体现。

此前，中国士大夫以古代为反思的源头，而今冒出来的西方列强，让根基震动。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尤其刺激文化人的自我更新。西学东渐的主体，先是科技翻译，而后文学翻译。西欧的社会进化思想，线性时空观，启蒙思想大大影响中国的文化人。线性的发展观认定西欧的现代社会属于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文学只会往单一的进步方向前进。这种粗暴的文学观流毒至今。（例如“国民性”问题，可译为民族性或国民品格，英文nationl character，是梁启超从日本转译的名词之一，它是西欧的自由主义、人民民主思想、德国国家主义与日本维新启蒙的混合。国民性意味着种族和民族国家的范畴被当做理解人类差异的准则。它为欧洲的种族和文化优势背书，为西方的殖民体系提供进化论的依据。）

现代社会中文学的职能发生改变。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中，语言文学对新的国家认同、民众心理起着重大的作用。欧洲自文艺复兴开始，各国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改变古拉丁文造成的言文分离状态，以各自方言为基础，实现书面和口头语的统一，从而破除了古老帝国的文化秩序。这就是言文一致运动。日本明治维新沿用它，实现国家和文学的近代转型，清末外交官、诗人黄遵宪受此启发，也提出该主张。新文化运动基本延续了上述脉络。

容纳了新思想的散文、小说占据文学中心地位。新的印刷技术也大大提升了报刊媒体的影响力。戊戌前后，维新派大力提倡外国小说翻译，20世纪初，每年出版的翻译小说已有百种之多。林纾用文言译欧洲小说，影响很大。梁启超还以结合传统的雅言口语，再加上外语语法，创作出灵活铿锵、气势撼人的新散文。梁启超代表新文体派，而严复、林纾和章太炎用更雅正的古文形式宣传新思想。起初，宣传新思想是紧迫的任务，文体语言并不是求新求变的重点。黄遵宪的诗是文言，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但写诗也是旧体。

明清白话文学已达到非凡的高度。到19世纪晚期，在华的外国基督传教士又大量引入新的语法结构和名词，创造出较成熟的欧化白话，他们翻译西学，创作散文、诗歌、小说，堪称新文学的先驱。

1911年辛亥革命宣告两千多年封建皇权专制的结束。晚清到民国的思想、文学界的转型，也让一批新型的知识人、文化人群体取代了传统的“士”。辛亥革命后十多年，军阀政权交替，许多知识精英在幻灭中反思，只有完成文化的现代化才能实现真的社会革新。

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不能简单地划分为中西对立、新旧对立。从维新派、章太炎到鲁迅、胡适，他们还保有古代文化的根底。他们本人的主张再激烈，实际的作品中并没有彻底断绝传统。随着社会的进一步转型，新式教育发芽，之前的文化、文学才真正成为所谓历史的、古代的，甚至是边缘的、秘境中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