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报告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载《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和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要报告，对当前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做了明确的阐述。他指出：“应该说清楚，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他说汉字的前途问题“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任务的范围”：

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但是文字总是要变化的，拿汉字过去的变化就可以证明。

这意味着《汉语拼音方案》被明确定性为“注音方案”，此前它一直是作为“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来设计的。不过此后，在文字改革运动家心里它仍是未来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只是对“未来”的含义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期盼。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发表以后，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全国掀起执行三项任务的**。从1958年秋季开始，全国小学普遍开展了汉语拼音字母教学，年内即有5000万小学生学习了拼音字母，同时还用拼音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教育。1959年基本完成全国汉语方言初步普查工作，调查了1800多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200种、学习普通话手册320种；这是推普工作和语言科学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王均《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84页）

20世纪50年代，文字改革大潮激发了群众的造字热情。有一种新造复音字，把一个词语压缩到一个字的空间中，还读词语的多个音节。比如“把张三的脑袋，安在李四肩膀上，有时候也拿赵五一只胳臂，再加上王六的一条腿，间或还掺杂上一点外国成分”。（见下图，季羡林《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见丁西林等《汉字的整理和简化》）

其实复音字源远流长。比如“囍”，词典里注音为xǐ，而俗读“双喜”。

“招财进宝”“日进斗金”也很有名。这些“字”字词典不承认，只能算民俗图案。

“甭、孬、覅”等是合文，只读一个音节，所以不是复音字。甲骨文、金文、玺印文字中有不少合文，他们同时也是复音字；这些合文往往是常用词语，如称谓、干支、名量。如：

这算得上是古代的分词连写吧。

一方面明确了《汉语拼音方案》是注音方案，不是文字方案；另一方面，汉字简化却开始“大跃进”。1960年4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中指出：

为了加速扫盲和减轻儿童学习负担，现有的汉字还必须再简化一批，使每一字尽可能不到十笔或不超过十笔，……这一项任务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广大群众对此是十分热心和有办法的。请各省市区党委指示当地有关部门在最近期间提出一批新简化字的建议，报告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综合整理后送中央和国务院审定。

据此，6月，教育部、文化部、文改会联合发出《关于征集新简化字的通知》：

近几年来各地群众创造的新简化字，数量很大，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新简化字是我们继续简化汉字的重要依据。……各省市区都能提出四百至一千个新简化字。

1961年6月，文改会根据地方推荐的简化字材料，拟出了新的《简化汉字表》。1962年4月16日，文改会、文化部和教育部联合公布《简化汉字总表》，但是6月1日即予以收回。9月，文改会决定成立《汉字简化方案》修订小组，小组于11月提出《对〈汉字简化方案〉的修改意见（初稿）》，征求社会意见。

无序、冒进的简化汉字工作导致社会用字混乱。1963年3月，叶籁士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了《汉字简化方案》修订工作。周恩来批示：“这次简化方案修订的任务，是要在原方案的范围内进行适当的调整，使简化汉字趋于完善、稳定、普及和巩固，同时大力纠正和防止乱用误用。”1964年3月，文改会与文化部、教育部发出《关于简化字的联合通知》，对社会用字混乱、乱造不规范的简化字等现象进行规范。

1965年文化部与文改会公布了《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它是新中国文字改革的又一个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