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改革获得了热烈的支持，也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异议，后来作为“少数意见”甚至“反面教材”保留下来。以下是两位基础群众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看法——

程刚：

将来社会发展趋向必然是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就需要全世界的文字的统一和语言的统一。现在创造的这种文字，群众要费“九牛二虎”的力量才能掌握，可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得再来个全世界文字大改革，这种文字不是又不实用了吗？

张家裕：

我是一个年幼无知文化很低的工人，对于文字没有什么研究和认识。但是我认为咱们原来的汉字是很好的。它为我国劳动人民所服务的成绩是难以说完的。它的缺点就是有的字笔划多。可是在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努力下克服了这个缺点实行了简化字。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同时又把许多同音字取消了，我更觉得好。我是赞成和拥护这样做的。二月十四日我从报上看到了拉丁字母的拼音草案后，觉得用这样的字母不好。用几个字母拼成一个字，比一个汉字的笔划还多。

用拉丁字母拼成的“开会”和“学生”，可麻烦，反不如用简化了的汉字写起来方便。再说，我们要是实行了拉丁字以后，咱们的子子孙孙对祖国的文化遗产就无从了解和认识了。

我希望你们要多多了解一下农村和城市里群众的意见。我个人是不同意用拉丁字母的。

（以上意见均见文字改革出版社编《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讨论集》，1957）。

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很多学者提出不同程度的异议，如陈梦家、翦伯赞、杨晦、唐兰、章伯钧、罗隆基、李长之、施蛰存、谢无量、钱文浩、萧璋、潘菽、翁文灏、周祖谟、王伯祥、陈定民，当时《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发表了不少表达不同意见的文章和报道。（参考倪海曙《文改鸣放录》，载《1957年文字改革辩论选辑》）

施蛰存的《倒绷孩儿》则被称为“向汉字简化方案射来的一支冷箭”。被指出的段落如下：

《水浒传》里有一句话，叫做“八十老娘，倒绷孩儿”。用以比喻一个老手对熟练的工作反而不会做了。我的文字生涯，也该有三四十年了，对于祖国的语言文字，虽不能深入钻研，成为语文专家，一般使用阅读，一向还对付得过去。可是近来却颇有“倒绷孩儿”之感，常常有许多文章，或一言一句，看不懂，非但如此，连自己写的文字，一经排成铅字，也往往看不懂了。真是一件很替自己担忧的事。（转引自倪海曙《文改鸣放录》，载《1957年文字改革辩论选辑》）

1957年2月至5月间，陈梦家发表文章，到文改会发表演讲或参加座谈会，接受媒体访谈，多次坦诚地表达了对文字改革的不同意见。他不认同汉字难学的流行说法，“汉字还是很好的工具，是简单而不复杂的”，不必废除；过去“教育不普及”的原因并非“汉字难学”，反倒是“教育不普及”给人以“汉字难学”的错误印象。文字改革不单纯是语言的事，应该多多着眼于改进识字教学方法。他认为应该改进而不是改造汉字；印刷字体要保持统绪，个人书写可以简化。总之，“改革文字是一件大事，不可以过于忙迫”，“书同文”也要尊重专家的意见，注意群众的声音。（见《1957年文字改革辩论选辑》附录，1958）不久他被划成“右派分子”，主要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上述多人获此罪名），被称为“章罗联盟在文字改革方面向党进攻的一个急先锋”。他因此受到大批判，妻子赵萝蕤受刺激而精神分裂。“文革”开始后陈梦家更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1966年9月3日自缢身亡。陈梦家的有关文章节选如后。

略论文字学（节选）

凡是研究古文字学的，都知道汉文字的发展是由繁而简的，官书与民间书是并行的。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是用秦国简化了的大篆（即小篆或秦篆)作为秦帝国的标准官书，然而在他的威力下还是叫更简化的接近于民间书的隶书并行。明清两代科举取士，要读书人写正字，但民间流行的还有许多简体字。官书是全国统一的，不管那个地方说什么方言，写出来的字是一样的，如此才可以使文字成为社会交际的共同工具。简体字却有地方性。

因此，在文字改革的开始阶段，要想做好改繁体字为简体字的工作，需要首先总汇这些简体字加以研究，然后将可用的选出推行。简体字应该是继承过去许多代的习用而加以正式规定，而不是创造。在未行拼音文字以前，改若干繁体字为简体字，为了工作效率和学习书写方便，是非常必要的。但这些事的进行，必须要经过调查研究，并且要像汉朝未央宫所开过的文字大会一样，集全国文字学者于一堂，共同争论商讨。试行以后，一定还要征集反对的意见，重新加以考虑。改革文字是一件大事，不可以过于忙迫。现在颁布的简体字，在公布前所作的讨论是不够充分的。日常听到许多意见。我觉得，在文字改革工作中，负责部门吸取文字学家的意见是不够的。

……

汉字已用了几千年，笔划诚然多些，为了普及教育，扫除文盲，应该多多着眼于如何改进识字的办法。看报纸读一般通俗性书刊，需要认识的汉字并不太多。汉字以形声字居多数，学会了百把个偏旁和若干声符，识字也并不是太难的事。在这方面多想一点办法，对于扫盲工作是有便利的。还有一点，过去文字的改革与书写的工具（笔）和材料（纸）是有关连的。现在用钢笔写在机造纸上，和吊毛笔写在手工纸上，书写方法有所不同，在笔划书势上也有了改变。不管我们在若干年后采用拼音文字，而在目前，还用着汉字，我们就应该改进（而不是改造）汉字的写法，使其简而便。在推行的汉字的过程中，就应该研究教和学的问题。文字改革不单纯是语言的事，我想这一点也是无需详说的。

在讨论文字改革的时候，还应该对汉字作一个比较公平的估价。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中国地大人多，方言杂，一种统一的文字可以通行无阻。汉语单音缀，有声调，而各地声调多少不一，同音语多，用了拼音文字自然引起许多问题。改革文字是一件事，推行普通话也是一件事。说话若不能大致的一样，拼音文字就有困难。现在推广普通话的条件好多了，小学生可以学好，但中年、老年人是改不过来的。许多研究北京话的专家，理论很好，就是说不好正确的北京话。人过了二十岁，要抛弃乡音是有困难的。要全中国的人都会说比较一致的北京话，等待一个时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文字不能一刻不用。汉字还得暂时的用下去，因此，就应该周详地考虑如何使它改得更好些。这些事也是属于文字学的范围，不仅仅是语言的事。

（《光明日报》，1957年2月4日）

慎重一点“改革”汉字（节选）

我这样提出，是首先肯定了我们使用了三千年以上的汉字还是很好的工具，是简单而不复杂的，是和汉语语法相联系的，是一种不必废除的民族形式。过去的问题是，教育的不普及和识字方法还没有改善，因此仿佛汉字难学，其实是不然的。汉字为我们过去许多朝代服务过，也为革命服务过，现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也还是可以的。

……

在某些笔划较多的汉字中，酌量合理的根据以往的习惯加以简化，是一件大好事。这样使得汉字更简一点，对于书写要经济一些时间。但有些笔划本来不太多的，一定要简之而发生混淆，那就很不好了。公布的简字方案中，有许多同音替代和去掉偏旁的，发生了许多纠纷，那就是主持的人只要简而不管简的后果。在我们的印刷字体中，一定要统一，但我们个人写字本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简的。公布简字是一件严重的大事，最需要从长讨沦，接受批评，不能马上立行的。

…………

1957年5月1日

（《文汇报》，1957年5月17日）

在文改系统内部，周有光先生向来坚持汉字拼音化道路，但对于汉字简化的作用，他有理性的认识。他1958、1959年在北京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当时即感到汉字简化的作用是有限的。

他从学习阶段的认、写和学成后的认、写四个方面分析。

对于学习阶段而言，汉字简化后能减少单个字的“零件”，对学写帮助最大，但不能有效地减少全部汉字的“零件”，因此对学认的帮助有限。况且，“在一生的时间当中，学认和学写只占较小一部分时间。学习阶段过去以后，就是经常的书写和阅读”。

对于学成后的日常汉字识、写：汉字简化后，楷体的书写速度会相应地提高，但是一般人平时以写行书为主，而非楷书；汉字简化对于书写行书却没有帮助，“因为行书笔画比楷书简体字往往原来就更加简便，书写可以更加迅速”。

况且，“书写所占时间在一生中间也并不多，除非以文书写作为职业的人们。跟文字接触的时间，任何人都是以阅读为最长。对于经常阅读的速度来说，笔画减少可以增进视觉的明晰度，因此是有利于提高阅读速度的。但是，如果笔画差别太小，形体近似增多，那就辨别容易错误，视力容易疲劳，从而降低阅读效率。”

“总的看来，笔画简化对学习的好处较大，对经常书写的好处次之，对经常阅读的好处又次之。”（以上见《汉字改革概论》342～343页）

1978年，周有光先生承认：“关于简化的作用，20年来没有做过科学的分析、比较和效率测量；没有总结，拿不出数据，心中无‘数’。”（其实，近代以来的语文现代化研究普遍存在缺少科学的测量与统计、心中‘没数’的问题。）不过经过20年的实践，他看得更清楚了，他说：“简化笔画有好处，但是好处不大，不是有利而无弊。从清末到解放初期，往往夸大简化的好处。”他总结了汉字简化的限度和可能带来的问题：“笔画越简，近形越多。新造声旁，声调难准。同音代替，意义易混。笔画简化如果造成读音繁化、意义混乱、形体难辨，那就得不偿失。印刷体和手写体要求不同，不可能完全统一。”（《汉字简化问题的再认识》，载《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