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汉字革命

1916年赵元任在《留美中国学生会月报》上发表《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这是后来国语罗马字最早的草案。

1918年，钱玄同（1887～1939）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发表致陈独秀的信——《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重提清末留法无政府主义者废汉语汉字、采用世界语的主张。他说：

我要爽爽快快说几句话：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钱玄同主张用世界语代替汉语汉字。在汉语还没有消灭之前，先用一种外文比如英文或法文，作为汉语汉字的补助；同时限制汉字使用范围，定在两千字，最多三千字以内。

陈独秀、胡适、朱我农（朱经农之兄）、傅斯年等人主张暂存汉语，而以罗马字拼写汉语，代替汉字。

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汉字改革专号。钱玄同发表《汉字革命》，他说：汉字在词典检索、电报、排版、打字等许多方面都很难使用，“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位‘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

图69　林语堂1947年设计的“明快”中文打字机（专利申请图纸） 林语堂为此花费超过12万美元，弄到“倾家**产”，却始终未能量产。

图70　20世纪80年代机关单位常见的“双鸽”牌中文打字机

对于汉语拼音文字的可行性问题，钱玄同说：

汉字的变迁，由象形而变为表意，由表意而变为表音。表音的假借字和拼音文字，只差一间……所以假借字还只是一种未曾统一而且不甚简便的注音字，只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则拼音文字就可以出世了。所以我说：从汉字的变迁史上研究，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

黎锦熙先生的《潮流图》即体现了这种思想。钱玄同倡议：“汉字应该革命！对于那‘骸骨迷恋者’，拼个你死我活，毫无妥协余地，如此则汉字改革事业才有希望。”

这种担忧不是一时一地一人所特有的，而是由来已久，长盛不衰。当时在欧美，打字机已经是平常的办公设备；日本造出了汉字打字机，但是字数太少，键盘面积太大（中文打字机始终也没有成为个人的书写工具）。20世纪80年代汉字激光照排技术逐步普及，这种担忧才渐渐减少。但直到1990年代初，作家王小波为了写作方便，还自己编写了一套输入法和文字处理软件。在社会大众中，则要到1995年微软公司推出Windows（视窗）95操作系统之后，拼音输入法、文字处理等软件开始被普通人掌握，这样的担忧才渐渐平息了。2010年代以来，智能手机普及，人工智能（AI）爆发，通用领域的中文信息处理与西文信息处理，技术差距已经不大。

应用领域的问题直接影响了文字改革者的思路。20世纪80年代初计算机处理汉字仍很困难，以至于周有光先生提出了“中文信息处理的双轨制”：

有人说，计算机可以处理汉字，汉语拼音没有用了。事实刚好相反。如果不用汉语拼音，计算机就不可能成为大众的文化工具。处理汉字的计算机，设备贵、手续繁，难于人手一机。只有处理汉语拼音的计算机可能大众化，并且便于跟国际信息系统相联系。这跟字母打字机是大众化工具，汉字打字机不是大众化工具，只能在办公处由专业打字员使用，道理一样。为了使中文信息处理赶上时代，必须采用双轨制：一方面有汉字的计算机，另一方面有汉语拼音的计算机。前者由具备人力、财力，并有使用汉字必要的单位采用。后者由个人、家庭、学校的班级，较小的单位采用。（《中国语文的现代化》，1983）

周先生对现实问题满心关切，不过此处他对计算机编码技术有误解，对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速度也估计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