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我们的文明演进史,跟其他文明的差别在于,中国黄河、长江流域的半封闭性使得农牧文化的争夺、对灌溉农业区的入驻,都不及其他文明历史的惨烈。尽管“靖康之耻”“崖山之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都直陈汉民族的苦难,但这些苦难跟其他原生文明遭受灭绝的命运相比,还是相当侥幸的了。尤其是,周边族群入主汉文化区,几乎没有摧毁过汉语文化,反而多为汉民族文化所同化。

我们以此回看汉语言文字的混合性、复合性,可以说,正是这些四夷居中国的轮替,赋予了汉民族语言文字的活力。“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一天下观到宋元之后发生了变化,汉语世界从四夷汲取能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此,相比于宋元之后汉语世界的变迁,此前的汉语发展史,反而像是内部的修补平衡,那些来自东南西北的力量反而成了汉语血缘的一部分。

汉语言文字的这一混合、复合特征导致它具有普世的魅力和价值。汉字文化圈包括日本文化,朝鲜半岛文化,越南文化,琉球文化,汉字是东亚各国的共同资产。当代学者蔡孟翰认为,汉语文言文曾经长期是东亚的学术思想外交语言,是东亚地区的“雅言”,朝贡国家体系中的东亚各国除拥有本土立场外,还拥有汉字这个“斯文”的公共空间;直到近代,东亚各国在现代过程中,汉语文言文仍是它们传播民族主义的工具。因此,说汉语言文字具有天下性应可成立,即使在现代性的审慎视野里,它也具足东亚性。

跟四夷居中国参与汉语言文字的生成相比,汉唐佛法传入对汉语的参赞、元明清基督世界对汉语的参赞反而切近鲜明,让人记忆犹新。四夷居中国,使汉语在大陆中国一统独大,汉语对周边地区具有当然的协从罗致能力。这一格局奠定后,汉语就需要更大空间范围内的文化的互动和打磨。由此,汉语文字区以地望东亚而居东方,北极和南洋的影响已经可以忽略不计,它能够接受的,乃是与来自更大地理空间的文化中心的互动,如印度文化、如希腊希伯来的西方文化。

外来文化参与汉语言文字的演进是汉语的生机所在,就连汉字引为骄傲的声调,也有外来文化的功劳。公元489年,即永明七年,在南齐的都城建康(今天的南京),“竟陵王子良大集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为当时考文审音一大事”。中国人从印度梵文字母中受益不止一时,在永明年间算是开花结实,当时人相当于召开了一个“中印联合审音会议”,决定了汉字“平、上、去、入”四声的规律。外来文化的参与是汉语言文字的生机所在,我曾经感慨:“来自西方的印度佛教文化具有的慈悲、无分别心、缘起因果等,补充了吾人的精神时空。但这还不够,明清之后,来自西方世界具有的自由、理性、科学、民主、博爱、逻辑等,再度补充吾人的精神时空,这一民族社会的长时段历史任务,至今尚未完成。”

这样说来,《潮流图》即属于这至今尚未完成的历史任务。我们相信,如果《潮流图》不是站在现代化或西化的立场,而是真正回到汉语史本身,它或者更能指示我们的方法和方向。它会让我们更能理解汉语的活力、汉语的伦理责任和汉语的神圣性。

令人遗憾的是,汉语言文字虽然比其他原生文字的命运稍好,但也只是稍好而已。即使现代转型有着百年的经验,汉语言文字并未展露多少活力,反而更加沦为工具。在近几个世纪的文明变迁里,汉语最重要的参照之一已经不是原生文字的命运,而是衍生文字的状态。

最为难堪的,日语、韩语可算是汉语的衍生产物,但在现当代,它们的活力已经超越了汉语,我们从中国大陆人哈韩、哈日的流行生活中即可明了其中的意味。更让人心意难平的在于,语言文字品质的重要指标,翻译图书,已经成为现代文明世界相竞争激励的参照。本书著者之一引用相关资料说,“从与其他语言的交流、联系看,汉语跟其他语言的联系甚至远不如日语。汉语图书译出频度为-13337,译入频度为-62650。日语则译出频度为-26921;译入频度为-130893,都约等于汉语的两倍,更别说人均数量了!”原生的汉语在数据事实面前,其活力、成绩只有其衍生的日语的一半而已。这虽然并不能完全说明汉语图书的弱势,但足以说明汉语世界的弱势。

同样重要的,跟另一衍生语言文字英语相比,汉语更多一种羞耻。数千年来的汉语古籍图书,共计20多万种;这在同时期的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的成绩可以与之相比。西方世界在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等剧变之前,与华夏文明相比,尚处于蛮荒状态。但英语走出中古英语阶段的二三百年来,伴随着技术革命和资本的全球殖民征服,英语得到了井喷式的发展。英语图书仅被翻译成其他文字的已经有120多万种,而其他文化的书籍译为英语的已经有26万种。在翻译图书的人类知识总量面前,英语占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比例,汉语只占有百分之三的比例。跟英语世界相比,古汉语的成绩和现代汉语的成绩都难以望其项背。

这也导致汉语的危难。“这个数千年来‘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古老而坐霸天下的语言如今不过是一种‘方言’,这个有着庞大言说者规模的语言不过是一个弱小的语种。汉语的知识总量极为微小,汉语的思想分布极不均匀,汉语的表达空间极是可怜。直到今天,我们没有概念,借用别人的说辞做概念;我们没有工具,借用别人的框架规范做工具;我们没有目的,在语言的转换中生成了我们的思维和目的。直到今天,人权观念、自由观念、现代理性等属人的生命意识仍是借助于其他语种来鞭策并要求着汉语的‘自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