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梳理现代史上自家知识人向外来文化投诚的史实，其中的悲喜剧是令人心碎的。我们的很多知识人把现代转型当作单向的历史进程，把英语等衍生文字当作中心、权威的符号。这固然有现代性的误会，也有秦汉“书同文”以来的自负，以为世间必有一中心、权威，或必有唯一至上的神明。

但英语等衍生文字的混合历史仍证实文明不可能是“自有永有的”，文明是在多中心、不确定状态下的创生。尤其到了现代，英语更无标准，但英语言说者足以沟通。从欧洲各地汲取资源的古英语，演变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多中心语言。除英国英语外，最重大的是北美英语和澳新英语，它们也各有自己的地区性的语词、语法和语音。其他如印度英语、东南亚英语、加勒比地区英语和非洲某些新兴国家的英语，都各自受到了当地语言影响、具有语音和词汇上的特点。

由此可见汉语的拉丁化、拼音化等运动，有着深刻的片面或说激进的轻率。传统中国文明走到尽头，烂熟得颟顸、无能，甚至制造了无量的罪苦、业力，有识之士展开的救亡之路是革命，是带领共同体“出埃及”般地逃离或离家出走。从圣书的角度看，这是人类抛弃跟天地的契约，学舌另一种工具、膜拜另一种人造偶像的现象。钱玄同认为汉字灭亡或被其他文字取代的时间需要一百年，黎锦熙先生认为需要五百年，吴稚晖先生认为需要一千年，他们笃定汉语言文字必须主动改革以适应灭亡的命运。但英语世界的膨胀和多中心事实，法语、德语、日语、俄语世界的竞争事实，使得汉字改革无所适从或迟迟难以如愿。“我们确实想谦卑下跪，可是，让我们跪在谁的面前呢？”

事实上，英语等衍生文字世界的成绩本身也伴随了业力，在根本上忘记或缺乏原生文字系统的神圣目的。衍生文字多半是取用了原生文字的零件，如果它缺乏足够的张力和发展动力，它的创造力不足，对世界的把握难免极端或片面；如日语的音素远低于世界语言的平均值，它的词语生成能力不够，音乐的表现较为单调。如果衍生文字企图把世界客体化，寻求表达的精细具体，如英语的音素非常丰富，但如此一来它的表达就处于不断的扩张或逸出之中。

像移动互联世界的诞生一样，现代英语一旦发动，就能创造出无所主宰、每一网点都参与的无远弗届的有机关系。我们中国文化认可这一宇宙观，以为世界无需主宰就能和谐有序，世界无须设计者，万物任其自性就能形成和谐系统。但我们中国文化警惕在宇宙间的逃离，对往而不返的现象深怀忧虑。今天的我们越来越清楚，任何对世界的客体化都意味着主体的异化，我们不可能同时知道观察对象的位置和速度，我们不可能同时知道世界的本质和趋势。对世界本质的观察和表达越精细，我们越是把握不了世界的趋势，我们失去了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衍生文字对世界的征服力越强大，它就越发变异，它像虫洞工具一样，把使用它的人带离此岸世界、此一宇宙，至于是否能带入到另一个能安身立命的宇宙，我们并不知道。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是以我们中国文化对世界保持着观照、觉照，以天地印证人文，以人的展开印证天地，一旦时代社会产生了逃离，个体无所安置，我们中国人就会回到天地之中。司马迁明确说，“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返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这是完成了人类对宇宙的归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