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我经常去看望沃尔恰尼诺夫娜一家人。我习惯坐在她们的露台上。我对自己很不满，内心很苦闷。一想到自己年岁渐长，人生却平淡无奇，就感到十分羞愧。我的心情很沉重，就像要把我撕裂一样。露台上，要么听见有人说话，要么听见裙子发出的沙沙声，要么听见翻书的声音，真是声声入耳。莉达白天接诊病人，分发书本，经常打伞进村，从不戴帽子；晚上谈论地方自治会和学校的事情。很快，我就习惯了这一切。这个苗条漂亮的姑娘，樱桃小嘴、轮廓分明，神态永远那么严肃。只要谈到严肃话题，她总是冷冷地对我说：

“这个您不感兴趣。”

她对我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我是风景画家，我的作品没有反映农民的困苦。她认为，我对她献身的事业漠不关心。记得有一次我经过贝加尔湖畔，看见一个布里亚特族(2)姑娘，她骑在马上，穿着蓝布衬衣和裤子。我问她能否把她的烟斗卖给我。她一边说话，一边轻蔑地看着我这张欧洲人的脸，还有我的欧式帽子。过一会儿，她就不想继续说下去了，然后一声呵斥，绝尘而去。莉达也是这样，似乎把我视为异类。当然，她从未表现出对我的不满，但我能感觉到。我坐在露台上，很是烦恼，自言自语道：“不是医生却给农民看病，那不是在欺骗吗？如果有两千公顷土地，做慈善还有困难吗？”

她的妹妹米修斯倒是无忧无虑，和我一样，过得很自在。早上起床后，她立即拿起一本书走到露台上，躺在圈椅里读起来，两只脚几乎不落地。有时她带着书躲进椴树林荫道，或者走进田野。她整天都在聚精会神地看书。看着她眼睛疲倦、一脸茫然、极度苍白的样子，你能想象持续阅读，大脑有多么疲劳。

每次我到她家，她看见我就会脸红，于是放下书，两只大眼睛看着我的脸，急着给我讲新闻：下房烟囱起火了，雇工在池塘里捉到了一条大鱼。平时，她总是穿着浅色上衣和深蓝裙子。我们一起散步，摘樱桃做果酱，或者划船。她跳起来摘樱桃，在船里划桨时，透过袖口，就能看见她那瘦弱的胳膊。有时我写生，她会站在旁边，欢呼雀跃。

七月末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大约九点钟，我去沃尔恰尼诺夫娜家。在公园里，离房子还有很远距离，我一边散步，一边找白蘑菇。那年夏天长了很多这种蘑菇。我记好蘑菇的位置，方便下次和格尼娅一起采摘。暖风吹拂，我看见格尼娅和她母亲走出教堂，她俩都穿着浅色连衣裙，格尼娅用手压着帽子，生怕被风吹跑。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们在露台上喝茶。

我这人无牵无挂，总想为自己的懒散找点理由。所以在我看来，夏天的清晨，在乡村度假总有一种特殊的魅力。绿油油的花园到处都是露水，湿漉漉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房子周围弥漫着木犀草和夹竹桃的清香；年轻人刚从教堂回来，在花园里吃早饭；大家穿着入时，心情舒畅。如果知道他们身体健康、衣食无忧，整天悠闲自在，你就会希望自己一辈子都这样就好了。我也是如此，在花园里漫步，准备整天、一个夏季都这样到处转悠，漫无目的，饱食终日。

格尼娅提着篮子出来了。看得出，她似乎知道或预感到我在花园里。我们一块儿采蘑菇、聊天。如果她问我问题，就会走到前面看着我。

“昨天，村里发生了奇迹，”她说，“瘸腿女人佩拉格娅病了一年，什么医生、什么药都不管用，可是昨天有个老太婆在她面前悄悄地说了些什么，她的病就好了。”

“这不算什么，”我说，“发生奇迹肯定不限于病人和老妇人。健康本身不就是奇迹吗？生命本身呢？凡是不可理解的，都是奇迹。”

“那些不可理解的东西，您不害怕吗？”

“不怕。无法理解的现象，我会勇敢面对，不会屈服，我能驾驭。人应当意识到自己比狮子、老虎、猩猩和自然界的一切更胜一筹，甚至那些看似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现象也是如此。否则他就不是人，而是什么都害怕的老鼠。”

格尼娅相信我作为画家，知识渊博，即使不知道，也能准确猜测。她渴望我能将她带进永恒而美丽的世界，带进那个更高层次的世界，她认为我对那个世界很熟悉。她和我讨论上帝、永生和奇迹。我从不认为一个人离开人世后，本人和自己的思想就会消失，于是回答道：“是的，人是不朽的，我们将永生。”她听了，信了，也没要我去证明。

我们往回走，她突然停下来，说道：

“我们的莉达真了不起，不是吗？我非常爱她，任何时候，我都愿意为她献出生命。可是请您告诉我，”格尼娅伸出手指碰碰我的袖子，“告诉我，您为什么老是和她争论？为什么您很烦恼？”

“因为她不对。”

格尼娅摇摇头，热泪盈眶。

“无法理解！”她说道。这时，莉达刚好从什么地方回来，手里拿着马鞭，站在台阶上。在阳光的映衬下，苗条身材显得格外漂亮。她正在大声叮嘱一名雇工，然后匆匆忙忙接待了几个生病的村民。带着忙碌和焦虑的神情，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时打开这个柜子，打开那个柜子，然后上楼。大家找了她很长时间，喊她吃午饭。她进来时，我们已喝完汤。所有这些细节，至今我还记得一清二楚。那天虽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今天回忆起来还如身临其境。午饭后，格尼娅坐进圈椅开始看书，我坐在露台上。大家都不说话。天空乌云密布，下起毛毛细雨。天很闷热，也没有风，似乎这天永远都不会结束。叶卡捷琳娜也来到露台上，手里拿着扇子，有点昏昏欲睡。

“啊，妈妈，”格尼娅一边吻她的手，一边说道，“白天睡觉不好喔。”

母亲爱格尼娅，格尼娅也爱母亲。一个进了花园，另一个就会站在露台上，对着树林呼喊：“喂，格尼娅！”或者“妈妈，你在哪儿？”她们总是一起祈祷，笃信上帝，即使不说话，也能相互理解。待人接物，母女俩如出一辙。叶卡捷琳娜很快就适应了我，也喜欢我。只要我两三天没有去，她就会派人来问我是不是生病了。她也会热心地打量我的素描画，和米修斯一样，很坦率，有话就说。她也会向我讲述发生的事情和自家的秘密。

母亲很崇拜自己的大女儿。莉达不喜欢说亲热话，只说正经事儿，她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母亲和妹妹看来，她是一个很神圣，也很神秘的人，就像水兵们眼里的海军上将，总是坐在舰长室，令人琢磨不透。

“我们的莉达真了不起，”母亲经常说道，“不是吗？”

这时下起了蒙蒙细雨。

“她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小心翼翼、四下张望了一下，好像在搞阴谋诡计，压低了声音，然后继续说道，“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只是，您也知道，我有点担心。学校啊，药房啊，书本啊，这些都很好，但是为什么要走极端呢？二十三岁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一天到晚围着书本和药房转，一不留神，时间就过去了……该出嫁了。”

格尼娅看书太认真，脸色苍白，头发散乱。她抬起头，望着母亲，似乎在自言自语：“妈妈，一切听从上帝安排。”

然后，她又埋头看书。

别洛库罗夫来了，穿着束腰外衣和绣花衬衫。天黑了，晚饭吃了很长时间。莉达又谈起学校和巴拉金——那个把全县都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人。晚上我离开时，感觉那天过得好漫长，人也太闲了。想到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无论持续多长时间终会走到尽头，我心里不禁一阵悲伤。

格尼娅把我们送到门口。也许是因为她陪我度过了一天，离开她，我倒觉得有点无聊。这一家子很有魅力，对我十分亲切。那个夏季，我第一次有了画画的冲动。

“请告诉我，您的生活为何这么苍白乏味呢？”和别洛库罗夫一起返回时，我问他。“我的生活很乏味、很单调，过得也很艰难，那是因为我是画家，一个怪人。羡慕别人、对自己不满、怀疑自己，多年来，为此饱受折磨。我一直很穷，到处漂泊。您呢，身体健康，一切正常，您有土地、有身份。为什么您的生活会这么无趣呢？为何生活没有给您带来什么？比如，您为什么没有爱上莉达或格尼娅呢？”

“您忘了，我爱另一个女人。”别洛库罗夫回答道。

这个女人和他住在一起，名叫柳博芙·伊万诺夫娜。我每天都能看到她，很丰满、很壮硕、很矜持，活像一只肥母鹅，穿着俄式连衣裙，戴着念珠，老是打一把小阳伞。仆人不停地喊她吃饭喝茶。三年前，她来这里租房避暑，就一直住了下来。很明显，她不会再离开。女人比他大十岁，把他管得很严，每次出门，都要请示她。她经常哭，很像男低音，深沉浑厚。我转告她，如果继续闹下去，我会立即搬走。然后，她就不哭了。

返回住处，别洛库罗夫坐在沙发上，皱着眉头，若有所思。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情意绵绵，似乎我恋爱了。我想说说沃尔恰尼诺夫娜一家人。

“莉达只会爱上地方自治会成员，而且要像她一样，把自己奉献给学校和医院，”我说道，“噢，为了她，不但要加入地方自治会，还要踏破铁鞋，就像追求童话故事里的姑娘一样。米修斯呢？太可爱啦，米修斯！”

别洛库罗夫慢吞吞地说道，“哎呀”，然后啰啰唆唆，大谈社会问题——悲观主义。他振振有词，好像我在和他一决高下。究竟什么会让人更沮丧？是几百公里荒无人烟、单调乏味、烧得精光的大草原呢？还是一个人坐下来高谈阔论，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

“这不是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的问题，”我烦躁地说道，“问题在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没有头脑！”

别洛库罗夫认为这是针对他，一气之下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