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年前，我住在某省某县一个乡村庄园。地主别洛库罗夫是个年轻人，每天很早起床，穿一件农夫束腰外衣，晚上喝啤酒，老是抱怨任何人都不支持他。他住花园门房。我的卧室是老宅一个大房间，里面有几根圆柱，除了睡觉用的大沙发和一张牌桌外，什么家具也没有。即使没有风，旧炉子也总是嗡嗡作响。遇到雷雨交加的天气，整个房子都在颤动，似乎随时都会土崩瓦解。尤其是晚上，如果闪电突然照亮十扇大窗户，那才让人毛骨悚然呢！
我这人生来懒散，索性啥也不管。我经常几个小时待在房间里。望着窗外的天空、鸟儿和林荫道，翻阅书报杂志，或者蒙头大睡。有时我也出去游**，很晚才回来。
有一天，我在返回的路上，无意中走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夕阳西下，黑麦扬花，渐渐沉入一片暮色。两排茂密的古枞巍然耸立，像两堵墙。林荫道很幽暗，如诗如画。我轻轻跨过篱笆，沿着林荫道漫步，地上铺着厚厚的针叶，走起来有点打滑。里面很安静，枞树梢闪耀着金色光芒，蜘蛛网摇曳着七色彩虹。树脂的芳香十分浓烈，让人透不过气来。我拐进一条长长的椴树林荫道，这里很荒凉，很沧桑。去年的树叶已经腐烂，踩在脚下，让人有点伤感；黄昏时分，暮色透过树丛，影影绰绰、朦朦胧胧。右边是一个老果园，有只金黄鹂在鸣叫，懒洋洋的，声音很微弱，想必它也上了年纪。终于走到了椴树林荫路的尽头。迎面是一栋白色老屋，两层楼，带露台。走过去，突然出现一个院子，前面是大池塘，旁边是淋浴房，柳树成荫，池塘对岸有一个村庄。钟楼又高又窄，在夕阳的照耀下，十字架闪闪发光。
眼前的景象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顿时唤醒我童年的记忆。
小院大门用白色石头砌成，既古朴，又牢固。两边有一对狮子。门口站着两姐妹。姐姐身材苗条，一袭浓密的栗色长发，脸色苍白，樱桃小嘴，很漂亮，很倔强，表情严肃，对我似乎不屑一顾。妹妹最多十七八岁，同样身材苗条、脸色苍白，却不是樱桃小嘴。我经过时，她那双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说了句英文，有点害羞。两个姑娘十分迷人，似曾相识、神交已久。我呢，仿佛南柯一梦，然后回到了住处。
此后不久的一个中午，我和别洛库罗夫在外面散步，忽然听见草地上沙沙作响，一辆马车驶进了院子，车上坐着那位姐姐。她来为遭受火灾的几位村民募捐。她认真详细地告诉我们西亚诺沃村烧了多少房子，多少男人、女人和儿童无家可归，救灾委员会初步建议采取哪些措施，但没有看我们。她是救灾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她让我们在认捐表上签字，然后收好准备告辞。
“您把我们全忘了，彼得·彼得罗维奇，”她和别洛库罗夫一边握手，一边对我说，“来吧，如果愿意认识您的崇拜者，愿意来看我们，我和妈妈会很高兴的。”
我鞠躬致谢。
她离开后，彼得给我讲起了她的情况。他说这一家子都是好人，她叫利季娅·沃尔恰尼诺夫娜，住在池塘对岸那个叫谢尔科夫卡的村子里。她父亲当年在莫斯科身居高位，去世前还是三品文官。她们虽然很有钱，但是一直住在这里。利季娅在本村小学任教，每月领取二十五卢布薪水。她靠这笔收入维持生活，能够自食其力，为此她很自豪。
“这家人很有趣，”别洛库罗夫说，“我们哪天去看一看，她们会很高兴的。”
一个节日的下午，我们想起了沃尔恰尼诺夫娜一家人，于是去谢尔科夫卡村看望她们。母女三人都在家。母亲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年轻时肯定很漂亮，现在有哮喘病，神情忧郁，心不在焉，身体很虚弱，似乎与实际年龄不太相符。为了融洽气氛，她尽量和我谈论绘画。女儿告诉她我可能会来谢尔科夫卡，于是她想起在莫斯科画展见过我的几幅风景画。她问我这些画究竟表达了什么思想。利季娅，大家都叫她莉达，大部分时间在和别洛库罗夫交谈，和我说得不多。她很严肃，不苟言笑，问别洛库罗夫为什么不到地方自治会任职，为什么不参加地方自治会的任何会议。
“这样不对，彼得，”她责备道，“这样不对。太不好了。”
“说得对，莉达，说得对，”母亲附和道，“这样不好。”
“我们全县都掌握在巴拉金手里，”莉达转身对我说道，“他是地方自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他把所有职位都派给了自己的侄儿和女婿。他为所欲为，我们应当起来斗争。青年人应当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可是您看看我们这儿的青年人。很惭愧，彼得！”
大家在谈论地方自治会的时候，妹妹格尼娅一言不发。严肃话题，她向来不插嘴。在家人眼里，她还未成年。大家把她当作小孩，叫她米修斯(1)，因为她小时候就是这样称呼她的英语老师的。她一直好奇地看着我。在我翻看相册时，她指着照片说：“这是叔叔，这是教父……”她像孩子一样，肩头靠着我。我仔细打量她：漂亮的辫子，纤细的肩膀，胸部很平坦，尚未发育，身材瘦小，腰带束得很紧。
我们玩槌球，打网球，在花园里散步，喝茶，晚餐吃了很长时间。房子虽然不大，却很舒适，墙上没有石板画，仆人待客彬彬有礼，让人感觉宾至如归。有了莉达和米修斯，什么都觉得年轻、纯洁，气氛也很优雅。晚餐时，莉达又和别洛库罗夫聊起地方自治会、巴拉金和学校图书馆。她是一个真诚、有主见、充满朝气的姑娘。听她讲话很有趣，虽然是长篇大论，但声音洪亮，或许因为她是教师，习惯了滔滔不绝的缘故。可是彼得每个话题都要争论一番，学生时代就养成了这个习惯。他讲话很枯燥，既乏味，又啰唆，总想急于表现自己很聪明、很进步。他的袖子不小心弄翻了油碟，留下一摊油渍，除了我，似乎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我们离开时，天已黑了，外面静悄悄的。
“不弄翻油碟，并不是有教养的表现；有教养的人，即使你弄翻了油碟，他也视而不见，”别洛库罗夫说完，叹了一口气，“是的，她们很有教养。我疏远了这些高尚的人。我脱离了这个圈子，真是太糟糕了。成天忙碌，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他说，如果想成为农业劳动模范，就必须付出艰辛劳动。我倒觉得他这人太严肃，但同时又太懒散！一说起正经事，他就使出吃奶的力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哎呀”。但是做起事来和说话一样，慢吞吞的，总是拖拖拉拉。我以前托他寄信，他揣在口袋里，几个礼拜都没有寄出去。所以，我对他的办事能力表示怀疑。
“最难的，”他和我一边走，一边嘀咕道，“最难的是，你辛苦工作，却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完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