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去世让武则天在政治上感觉到了一丝苍白无力，虽然她已经力挽狂澜，并且掌握了比之前更大的权力。但是她明白，失去一个精神支柱和臂膀之后，武则天需要靠自己的智慧去化解一个个危急。母亲的去世让她更深刻地明白，作为女人的她已经掌握了女人最高的权力，可是皇后永远是皇帝的附属品，她仍然要受皇帝的牵制，就连她的生死也不是自己可以把控的。她的荣耀和灾难，全在皇帝的一念之间。懂得了这个道理的武则天，更加现实而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局面，只有掌握了帝王的权力，才能保全骑虎难下的自己。于是，武则天有了架空高宗皇帝的念头，并且为这个念头付诸实际行动。

唐高宗身体日益不佳，据《资治通鉴》记载：“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唐高宗得了一种病，病发起来头非常疼，眼睛无法看东西。这种病只能长期调养，高宗只好长期卧床，政事只能交由武则天去处理。武则天借高宗生病，太极殿低洼潮湿的理由，要求搬离太极殿。

武则天想要将自己的权力扩大，就要缩小百官的权力，尽量摆脱百官对皇权的监管。于是她希望通过搬离太极殿，拉远皇上办公与群臣办公的距离，阻碍百官对皇权的控制。唐朝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度，三省即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而行之，所以最关键的是中书和门下两省。太极殿是高宗起居、上朝和百官办公的场所，而各类奏章的起草和审核都由中书省和门下省进行监管和封驳审议，宰相对事件有很大的发言权。而中书省和门下省两省的办公之处离皇帝非常近，这样就对皇权形成了强有力的监管和控制。武则天为了摆脱这种管制，她选中了太宗曾修建的避暑宫殿——大明宫，她决定利用大明宫的地理优势，对百官的权力形成制裁。

武则天大兴修建大明宫，为的是将权力和政治中心移到大明宫，并且将中书省和门下省由皇宫禁内，搬到禁外。两省远离皇上的办公中心，就不再方便对皇权进行强有力的监督。而此时的宰相议政也被放到了禁外进行，这是唐代中枢结构的一个巨大改变。

武则天在大兴土木修建大明宫的同时，还不忘之前韩国夫人与魏国夫人的教训，为了使高宗皇帝无法再恩宠任何女人，自己可以肆意专宠，武则天打着为高宗龙体着想，宫中不宜留太多女人，后宫嫔妃数量也应该有所减少的借口对后宫嫔妃“大肆洗涤”。但皇上并不是和尚，如果后宫之中没有女人，那就会成为天下人的笑柄，高宗自然也脸上无光。武则天为了让高宗体面一些，她创立了一个新制度，将皇妃、昭仪、婕妤、才人、美人全部取消。将原有的皇妃改为两人，分别命名为“襄德”，官居一品，“劝义”四人，官居二品。这些女官自然如名字一样，要劝诫皇上勤劳奋进，关心政事。高宗光听着这些名字，看着这些嫔妃天天说教一样的劝告，哪里还有宠幸的心思呢。

修整后宫完毕，武则天又开始针对朝廷做了一些小小的修整。随着李义府的倒台，大量新政策的实行，需要武则天决策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大量的奏折堆积如山，武则天只能开始筹划任用更多新人来为自己效力。武则天迫切需要一批可以起草诏书辅助决策的智囊人物，同时，也为自己的党羽扩充增加人选。武则天以“修撰为名”将这批人招入宫中。但武则天最担心的是权力的下移，所以她任用的这些人，官阶并不高，这些人也经常被调换。随着时间推移，武则天渐渐允许这帮智囊人物从北门玄武门出入禁中，由此，这批智囊人物被称为“北门学士”。

这批“北门学士”编写了一批署武则天之名的著作，如《列女传》《臣轨》《官僚新诫》《乐书》《少阳正范》等著作。

《臣轨》共分两卷，此书以儒家传统观念道德为基础，论述了臣子应该有爱国忠君之心，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臣轨》已经作为学子考试的一个必考书目，证明它有一定政治传播目的。“北门学士”通过一些修撰手段，间接传播和弘扬了武则天想表达的精神内涵。而这批智囊，也充分为武则天创造了舆论导向和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