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民
关于母亲是怎么来到这个家的,有两种说法。父亲的说法是:那年他只身一人跑到深圳打工。刚下火车,行李就被人抢了。苦于无奈,父亲只好到处求人,可人们纷纷投来鄙视的目光。快到晚上时,父亲突然听到一个轻柔的声音:“大哥,我跟你很久了,饿了吧?”父亲转头看见了一张羞涩的脸,他老实地点点头。女人便把他领进一个小馆子。三个馒头,一碗冬瓜汤,父亲却吃得津津有味。经过交谈得知,女人所在的单位需要一名搬运工,父亲便跟着她去了。第二年父亲就把女人带回了家。可二舅的说法是:父亲那年打工回来,在家门口遇到了一个迷路的女人跟他借路费。父亲见她可怜,便把身上的钱全给她了。谁知女人第二天又回来了,说她不想回去,钱没赚到反倒把行李给丢了,觉得很丢脸。女人问父亲能不能帮她介绍份工作。父亲答应了,女人便暂时在家里住下。后来她就成了父亲的妻子。
不管哪种说法是真的,而且即使我们兄妹三人是母亲亲生的,但我们都很讨厌母亲。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于我的缘故。
听哥哥说,我生下来就体弱多病。一岁那年,我还差点死在医院。当父亲抱着奄奄一息的我回家时,母亲就和父亲商量:“把孩子扔了吧,家里本来就穷得揭不开锅了,还多一个累赘。”
六岁时,我得知这件事后就再也没有理过母亲。不管她找我说什么,我都保持沉默。除了恨她,我还讨厌她身上的味道。那年,父亲和母亲承包了十亩鱼塘。母亲整天在外忙碌,又是往塘里灌粪,又是下水捕鱼,浑身上下又臭又腥。孩子们远远看见,扭头就跑。只剩下一脸发愣的我,走也不是,留也不是。
我十二岁的时候,去二舅娘所在的学校念书。一次,我正和同学们玩耍,有个同学跑过来大声说:“咳,你家人来看你啦。在外面等你呢。”远远地,有个人向我招手,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那是母亲。我很不想她来,我也多次告诉她,不要来学校找我,我丢不起人。这时同学们凑过来说:“那个穿破衣服的丑女人是谁啊?你妈?”“不是。”我立即否认。想了想,又补充道:“我家新来的一个用人。”我硬着头皮走过去,几个好事的同学跟着我。到了外面,母亲连忙递过来一个保温瓶:“你爸让我捎过来的,是我亲手做的腊鱼、腊肉。你尝尝,也让你同学尝尝。想家了就回去看看。”母亲说着,身上飘过来一股难闻的味道。几个同学捏着鼻子,远远地议论着:“看起来不像他家用人,倒像他妈。”母亲听了,只是温柔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一拐一拐地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邻居家失火,母亲前去救火时,被塌下来的房梁压伤了腿。但这些并不能改变我对母亲的看法。在我心里,母亲是个罪人。我瞧不起她。
二姐读高三时,大哥在读大学,一家三个孩子都需要钱。这让本来就很拮据的家更是捉襟见肘。而父亲和母亲只好回到城里,租了个门面做生意。但生意并不太好,母亲很多时候都闲得没事情做。后来在一个朋友指引下,母亲去剪辣椒蒂,一个一分钱,一天下来也有二十多块的收入。
二姐每个月会回来一次,每次都会要钱。那时,母亲早已老态龙钟,看起来不止四十岁。二舅说都是操劳过度的原因。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如此。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每天白天在外面忙,晚上在家里忙。基本上都是十一点才睡,第二天五点多就起来了。再坚固的机器也会出问题,何况是人。
有次二姐回来后问父亲要一百块钱。父亲一下子就火了:“你要这么多钱干吗?”二姐说:“班上要组织春游,我还没出过远门,想去看看。”父亲说:“家里连买米的钱都是借的,哪有钱给你!”二姐也不知哪里来的胆子,大声顶撞说:“没有钱买米,那你还抽什么烟?”父亲气得当场给了她一巴掌,二姐转头就跑,母亲想去追,还在气头上的父亲说:“由她去吧!”
我知道抽烟是父亲唯一的嗜好。半夜醒来,我就常常看见父亲躺在**,并有一股一股的香烟味浸润在夜色之中。那晚父亲失眠,靠吸烟来缓解内心的压力。
晚上,我正要睡觉,忽然听到父母在外面小声地说话。我爬起来,贴着门缝听。父亲说:“钱借到了么?”母亲说:“借到了。”父亲叹了口气:“柔柔,你不要骗我,你又去卖血了吧?我早知道你会这样。都怪我没能力……”母亲哭了:“是我欠他们的,我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你没有欠他们什么!”父亲提高了声音,似乎怕影响我们休息,马上又压低了声音,“反而是他们欠了你太多。”父亲不说话了,一个劲抽着那劣质的香烟。好长一段时间后,父亲说:“你明天把钱给女儿送过去吧。”母亲说:“不了,上次去君儿学校,就让她很尴尬,还是你去吧,我们家女儿自尊心强,她觉得丢人。”我躲在门后,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泪水悄悄地迷糊了我的双眼。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去找母亲:“把钱给我吧,我去给姐。”母亲既惊讶又兴奋,这么多年,我还从没有主动帮过她。母亲颤颤地把几张十块的人民币递给我时,想起这些钱上流淌的全是母亲的血,我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妈,我知道错了,请你原谅我。”母亲显得比我还激动,从我六岁到十五岁的九年时间里,这是我第一次喊妈。母亲紧紧把我抱在怀里,我们哭成了泪人。
二姐去了北京的一所高校念书。大一寒假时,她要父亲第二天早晨五点来车站接她。那天晚上,母亲显得最激动。凌晨三点的时候,母亲就早早起床了。我和母亲匆匆吃了早饭,就往外赶。外面正下着雪,我才走了两步,脸就被冻红了,母亲说:“孩子,我把围巾给你。”母亲说着就要解。我望着母亲那花白的头发和瘦弱的身体说:“妈,我不冷。”到了火车站,等了半个小时,火车来了。二姐走下火车,看见母亲和我,意外地怔住了。母亲跑上来,连忙把外套给二姐披上:“外头冷,别冻坏了。”又把围巾给二姐围上。母亲说:“饿了吧,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煲仔饭。”大家找了个地方坐下来。我把煲仔饭取出来给二姐,二姐一边吃,母亲就一边唠叨:“家里人都还挺好的,就是你外公得了风湿,走路有些不便。但总体来说这一年还不错,你爸做批发生意,赚了不少。你哥也经常寄钱过来,你在学校该花的就花,不要心疼。”母亲还说:“回了家就好好休息,要吃什么尽管说……”也许母亲太兴奋了,只顾着说,全然没有注意到二姐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饭里。
在我们三兄妹中,最有出息的就是大哥。他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当地的一家外企单位做了个主任。大哥很忙,基本上半年都难得回家一趟。有一次,他回家说:“爸,装个电话吧,有什么事情也好联系。”
母亲笑了,从里屋拿出来一双鞋子说:“我给你做的。你看看合脚不?我知道你钱多,可这毕竟是我的一片心意。”那个时候,母亲迷上了针线活,每天晚上就在房间里忙碌着。这么多年,母亲一直都不愿意闲下来,仿佛忙就是她生命的一切。
大哥把鞋穿上,刚好合脚。出门的时候,大哥突然说:“妈,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这些年,你为这个家所操的心,所受的苦,大家心里都清楚。”母亲没有说话,却迅速背过身,手在脸上抹了一下又一下。我在房间里看着这一切,我知道母亲这么多年来等的就是这句话。这十几年来,她一直都觉得自己有愧于我们。其实应该说亏欠的是我们。
但奇怪的是,电话装好之后,大哥从没接到家里打过来的任何电话,有的只是偶尔的一个骚扰电话。后来父亲告诉我,那是母亲在想他,但又舍不得让他花钱。因为大哥的卡是神州行的,接和打都是六毛。母亲一聊起来,没有半个小时是舍不得挂的,所以她只好忍着不打。后来我和二姐都参加工作后,也会经常接到母亲打来的“骚扰电话”,这似乎成了我家独有的一种现象。
有次大哥出差回来,刚到公司就听见值班人员说母亲在办公室等他。一见面母亲就抢着说:“怎么你的手机停机了?我放心不下,就过来看看你。”大哥这才想起没有去充话费。后来,我们兄妹三人都不敢让自己的手机欠费,而且二十四小时开机,为的就是等母亲一声独特的问候。
有一段时间,母亲突然不再骚扰我们。我急了,问大哥二姐,他们也说没有接到母亲的电话。打回家也没有人接,我立刻请了假,风尘仆仆地赶回家才知道母亲病了。
母亲躺在医院里,我们三人就围在母亲的病榻边,四双手紧紧地握着。父亲说:“你妈就是太操劳了,犯下很多的病,什么高血压、脑动脉硬化都来欺负她。”母亲笑了:“我不操劳,谁来养活我呀?”大哥急了:“不是还有我们么?”接着我们兄妹三人就商量,不管有多忙,一周都必须回家一趟。当然我们还有个约定,那就是等母亲出院了,我们一起牵着她的手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