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最为顺利的局面

在第一章介绍的决策方式中，最难说明的就是最大最大准则。在这种决策准则指导下，人们会“想象最理想的情况，并据此选择决策方式”。可以说，这是一种看起来近乎盲目乐观、缺乏思考的行动准则。

这一准则与赌徒的心理有许多相似之处。正如第二章中阐述的那样，如果根据期望值准则进行判断，无论哪种形式的赌博，都是“稳赔不赚”的选择。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沉迷于赌博不能自拔。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有一个用来描述热衷于博彩的人的心理——侥幸心理。侥幸心理主要用来表达人们冒险时希望获得意外收益的心情。高额的获奖奖励会激发人们的侥幸心理，刺激人们参与博彩。

当人们开始从数学范畴研究概率之后，关于大家参与博彩这种难以获利的亏本行为的原因，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焦点。在本章中，我将就这些问题进行说明，从而揭开“博彩”这一行为的真实面纱。

圣彼得堡悖论

第二章中有一个例子，说明了花300日元购买年终彩票的中奖期望值只有约150日元。如果用一句话简单地概括，这种博彩行为就接近于“花300日元买了150日元”。这样看来，购买年终彩票绝对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当然，事情绝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奖奖金并不一定都是150日元，还有4亿日元、3 000万日元等各种不同等级。为了明确这种“浮动的未来收益”的衡量标准，人们提出了期望值这个概念。

但是，在所有的博彩项目中，奖金的期望值都要小于彩票售卖总额。这是彩票的发行方抽走了佣金的缘故。因此，如果将期望值作为标准，就意味着必须将博彩解释为为了获取负收益而采取的行为。自从17世纪布莱士·帕斯卡[1]和皮埃尔·德·费马[2]开始研究数学概率以来，数学家经常会挑战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背离期望值准则呢？

在使用期望值评价博彩行为而产生的矛盾中，存在着完全相反的模式。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圣彼得堡悖论（Petersburg Paradox），它是由18世纪法国著名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提出的。

下面，我们来思考一个掷硬币的游戏。如果游戏者第一次投掷成功，掷出正面，就可以获得2日元的奖金，游戏就此结束。如果掷出反面，可以再掷一次。当再次掷出的结果为正面时，可以获得4日元的奖金并结束游戏。如果掷出的还是反面，则允许再掷一次。如果再次掷出的结果为正面，则可以获得8日元的奖金并结束游戏。就这样不断循环下去，直至掷出正面为止，每多掷一次，奖金就翻一倍。

在这种情况下，当每次掷硬币的收费为多少时，你会选择投注呢？

如果是10日元，你会投注吗？如果是100日元，情况又会怎样呢？如果是1万日元，你还会投注吗？请大家先认真思考，想好自己的决定，然后认真阅读下文的说明。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你的头脑中肯定会闪过这个念头：“在投硬币时，最多会连续出现多少次反面呢？”

比如，对于那些认为“连续出现5次反面已经够多了”的人而言，如果第6次掷到正面，累计的奖金就达到了64日元。因此，他们做出的判断很可能是：如果投注费只有10日元或20日元，完全可以参加；如果投注费达到了50日元以上，就不适合再参加了。

对于那些坚持认为“即使连续出现10次反面也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人而言，他们预期能够获得1024日元以上的奖金，因此完全可以接受数百日元的投注费。

下面，我将运用期望值标准，向大家介绍一个令人惊掉下巴的答案，那就是“即使投注费达到1000万日元，甚至是1亿日元，你也应该去赌一下”。

请大家先浏览一下表5-1，以检验期望值的计算结果。

表5-1　掷硬币奖金的期望值

由于整个博彩游戏的奖金期望值等于每一个结果的概率与每一个结果的奖金之积相加，为了直观体现结果，我对其进行了列表对比。结果一目了然，无论掷多少次，期望值都是1日元。这是因为随着投掷次数的增多，以后的结果虽然概率很小，但是其对应的奖值越来越大。因此，所有投掷次数的期望值之和，也就是整个博彩游戏的奖金期望值，就会趋近于无穷大。也就是说，这种赌博的奖金期望值是无穷大的。这就推导出一个结论，就算投注费达到1亿日元，甚至1万亿日元，你都应该去赌一下。

伯努利认为这种结论是一种悖论。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无论什么人都不会去付出高到离谱的投注费。

也就是说，期望值的不合理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即使大家都知道博彩经营者会抽取佣金，导致彩票奖金的期望值变为负值，还是有人会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圣彼得堡悖论从完全相反的角度出发，证明了人们并非按照期望值标准决策的。这是因为悖论揭示了一个事实：虽然从期望值角度来看以这样的方式博彩是一种绝对有利的选择，但实际上人们还是不想以过高的投注费去参与博彩的。

根据这一悖论，伯努利提出了一个疑问：期望值究竟是否适用于衡量博彩行为？

为什么人们会热衷于参加“稳赔不赚”的博彩呢？

人们为什么会违背期望值标准行动呢？

伯努利认为这是由于人们存在某种“感觉偏差”。

这可能是由于两种偏差导致的。一是对概率本身的感觉偏差。也就是说，人们可能没有接受用概率理解事情发生难易程度的理念。比如，从数值来看，与1/512的概率相比，1/1024的概率只有一半。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知道如何从直观感觉上准确把握这个“一半”的概念。二是对奖金金额的感觉偏差。也就是说，可能人们并没有将奖金的数值理解为账面价值。当奖金金额从1024日元增加到2048日元时，人们并不仅仅认为只是数值增加了“一倍”，还存在其他感觉。

但是，实际上，这两种偏差是不可分割的。这是因为期望值=概率×奖金金额，这里面既涉及概率，也涉及奖金金额。因此，正如圣彼得堡悖论所表述的那样，当出现期望值被低估的情况时，不管是由于低估概率的偏差导致的，还是由于低估奖金金额的偏差导致的，结果都是相同的。

因此，伯努利认为，为了解决悖论问题，应该站在上文所述的第二个立场，也就是，“低估奖金金额”的感觉偏差上来思考问题。当然，从低估概率的立场出发，道理上也可以解释得通。但是，作为一名数学家，伯努利显然不愿意触碰“概率”这一数学范畴概念的感觉偏差。相比之下，他更愿意研究“金额”这一日常概念的感觉偏差。这样一来，他所面临的思想斗争带来的压力也就变得更小了。实际上，在20世纪末，数学界也对概率的感觉偏差开展了研究。

伯努利认为“人们并不是基于奖金金额，而是以奖金带来的‘愉悦感’为准则进行决策的”，并按照下述方式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将人们赢得奖金金额的“位数”设定为中奖时的“愉悦感”，并将其作为判断期望值的标准。比如，当奖金金额为两位数时，无论是20日元，还是87日元，感受到的“愉悦感”都只有“2”（关于详细计算方法，针对奖金金额x，应取log10x作为评估“愉悦感”的标准。但是，为了便于说明，特做上述设置）。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参照表5-2，计算“奖金带来的愉悦感”，而不是奖金金额的期望值。

表5-2　掷硬币奖金带来的愉悦感

在这种计算方式下，总的愉悦感不再趋近于无穷大了，而是有限的（约等于2）。这样一来，也可以找到更好地解释圣彼得堡悖论中提到的人们不想以过高的投注金额参与博彩的理由。

源于“意识偏差”的期望效用

如果对伯努利的理论进行概括，那就是人们产生了“感觉错觉”或“感觉惰性”，“即便到手的奖金金额翻番，体会到的愉悦感并未随之翻番”。因此，就必须将带有感觉偏差的期望值作为标准，而不是坚持将奖金金额的期望值作为标准。在经济学领域，人们基于感觉评价的“赢得奖金的愉悦感”被称为效用。在这一基础上，将“效用期望值”的计算结果称为“期望效用”。在圣彼得堡悖论中，奖金的期望值是趋近于无穷大的，但表现为奖金金额“位数”的“愉悦感”——“期望效用”是有限的。

使用期望效用还可以解释对博彩充满兴趣的赌徒的心态和行动。

比如，有一种掷硬币游戏的投注费是4日元，如果掷硬币出现正面，则参与者可以赢得6日元；如果结果是反面，则血本无归，拿不到任何奖励（0日元）。那么，按照期望值准则决策的人是永远不会参加这种游戏的。因为奖金的期望值为0.5×0+0.5×6=3日元，小于投注费4日元，属于典型的赔本买卖。

但是，如果是按照期望效用准则决策的人，可能会选择参加投注。对此，从理论上，是可以说得通的。假设金钱带给参与投注的人的效用是“奖金金额的平方”，那么上文例子中的结论就会出现反转。

实际上，在假设下，上述博彩游戏中的奖金的效用分别是：02=0、62=36。因此，期望效用=0.5×0+0.5×36=18。

如果将投注费的4日元放在手里，那么产生的效用为42=16。两者相较，还是投注博彩时产生的期望效用18更大。

如果对之前论述的内容进行更为直观的总结，得出的结论就是：与奖金金额的增加相比，那些认为其带来的效用增加幅度更为明显的人，往往会愿意下注参与博彩。

当然，正如上文所述，通过概率的感觉偏差也可以说明相同的问题。总结起来就是：那些认为赢得大额奖金的概率高于实际概率的人，往往愿意下注参与博彩。

证明了“神的存在”的帕斯卡公式

从研究概率问题之初，将人们对概率事件的评估视为“愉悦感”的期望值并进行预测的思维方式就已经存在了。可以说，帕斯卡就是这一思维方式的鼻祖。

帕斯卡运用期望效用的思维方式，证明了“神的存在”，从而声名大噪。

证明“神的存在”是中世纪神学家毕生追求的梦想。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他们从逻辑上探索了各种各样的证明方法，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勒内·笛卡尔[3]的论证。

与之不同，帕斯卡提出了一个非逻辑学理论的全新证明方法。他认为通过下述方法，可以坚定地展开论述，证明神是真实存在的。

也就是说，无论神存在的概率多小，也不会小到0的程度。在神灵真实存在的情况下，效用（愉悦度）是趋近于无穷大的。此外，当你坚持认为神是存在的时，即使最终证明神是不存在的，其效用也是有限的负值。综上所述，坚持认为神是存在的期望效用=p×∞+（1-p）×有限负值=∞。另一方面，如果坚持认为神是不存在的，期望效用最低不过就是0而已。由此，帕斯卡得出结论：人们应该相信神是存在的。这算得上是期望效用理论最为独特的应用方式。

博彩是“无中生有”的炼金术

如上所述，从作为多次投注的平均收益的期望值来看，参与博彩是欠缺思考的不理智行为。但是，如果不从金额的角度，而是从其带给人们的效用的期望值出发思考问题，博彩行为看起来似乎又是合情合理的，完全解释得通。

在认同这一解释的前提下，福利博彩事业就产生了经济学意义，那就是利用博彩这一机制的“无中生有”的“炼金术”。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赛马的例子。在赛马的赌资总额中，只有75%用作奖金分配给投注的人，剩余的25%则被提留作为主办方的收益和税金。关于这一点，如果不考虑赛马的娱乐属性，就相当于人们投注了100亿日元，其中只有75亿日元是返还给投注者的，剩余的25亿日元则要上缴给主办方和国家。然而，从期望效用的角度来看，人们能从赌马中感受到平时无法体验的愉悦感。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通过博彩从人们手里吸纳资金，借此给人们带去快乐，并且主办方和国家还能从中获得收益，听起来似乎是不合情理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向投注者重新分配奖金时存在变动性。开奖之后，有些人能拿到多于本金数倍的奖金，而有些人则会赔得血本无归，这种针对投注者重新分配奖金的“变动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赌马的人投注100日元后，注定只能返还75日元”，那么在这种机制下，肯定没有人愿意投注了。

所谓“博彩”，就是利用人们这种性格特点“无中生有”的一种机制。因此，从古至今，博彩行业一直是国家严格管控的对象。

但是，通过博彩缴纳的税金，可以用于公益事业。在这一点上，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博彩也不是没有任何好处的。甚至有人认为，博彩是利用人们的心理偏差，创造社会福利的一种有效方法。

当然，如果陷入不加限制地过度追求博彩的误区，就会给人们带来致命的伤害，甚至导致整个社会走向混乱。正因为博彩具有强大的破坏性，所以我们不能放任不管，任其自由发展，这种倾向是极为危险的。但是，如果能够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博彩的积极特性，就可以“无中生有”，为整个社会的平安富庶做出贡献。

运用理论解释人们无法理解的行为

继帕斯卡之后，还有一系列运用期望效用解决问题的实例。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上文所述的伯努利对圣彼得堡悖论的论证和阐释。

进入20世纪之后，在进一步深化期望效用理论研究方面，出现了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第三章中介绍的数学家冯·诺依曼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的博弈论；另一个是第二章和第四章中介绍的沙万奇的主观概率理论。

这两项不同的研究从相同的理念出发，试图说明期望效用的合理性，也就是证明了下述观点的正确性：只要从某个个体中观察到的行为符合某项特定准则（又被称为公理）的规定，就说明该个体的行为与期望效用是一致的。在这两种研究中，无论哪个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从个人的行动样式中抽象概括出存在于个人内心的效用（快乐或者感觉偏差）。

在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正式提出期望效用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概率是客观的事物。但是，此后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以色列数学家、经济学家罗伯特·奥曼[4]和出生于英国、活跃于美国的统计学家弗兰克·安斯库姆，运用期望效用的方法成功证明了主观概率的存在，并对其进行了定义。与沙万奇提出的极为复杂的公理系统相比，奥曼和安斯库姆的公理系统非常简单，具有明显的优势。

下面，我将介绍一个安斯库姆和奥曼提出的公理，以供大家参考。它被称为“独立性公理”：如果与彩票甲相比，你更偏好彩票乙，那么在彩票甲中按照一定比率混入彩票丙后形成彩票甲A，在彩票乙中按照相同的比率混入彩票丙后形成彩票乙A，在对彩票甲A和彩票乙A进行比较时，你会发现自己仍然更偏好彩票乙A。

这种期望效用理论在说明人们无法解释的行为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它可以完美地解释为什么在依据期望值判断绝对不利的情况下，人们仍然要去买彩票。此外，在金融资产交易的背景下，这也可以说明个体之间是存在效用差异的。

期望效用理论在研究不确定条件下的人类行为方面，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从某种意义来看，它又有“无谓重复”的明显缺点，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就是说，这是将人们“热衷于博彩”的理由归为“在心理层面获得的效用”。但是，如果说得苛刻些，期望效用理论只不过是向大家重复了一个浅显的道理——人们之所以参加博彩是因为自己喜欢。如果我这样告诉读者，恐怕许多人都会说：“这不是在说废话吗？谁还不懂这个道理呢？”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决策中充分发挥期望值和期望效用的作用呢？

我希望大家先明确一点，那就是之所以要提出期望效用的概念，是为了说明“人们有不按照期望值准则决策的习惯”。期望效用是人们的思维习惯，因此自己往往难以察觉，更不用说摆脱其影响了。退一步讲，就算人们发现了它的存在，也难以抉择究竟是否应该对其视而不见。但是，我要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明确每个人面对不确定条件时的性格、习惯和偏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一方面可以帮助人们发现欺骗的陷阱，另一方面还可以帮助人们避免做出偏离人生轨道的危险行为。

当你面对彩票、金融产品、保险等充满不确定性的商品需要做出决策时，你应该先根据自己的直觉判断是否投资，然后计算这个商品的期望值。如果有客观概率，你应该利用客观概率进行计算；如果没有客观概率，你就应该利用主观概率进行计算。在将期望值作为判断准则的情况下，你应该试着确认投资和不投资的决定是否会发生逆转。即使不发生逆转，你也应该分析投资和不投资之间的偏好存在多大的差距。这样可以体现出你对待不确定性的习惯。

抓住“绝无仅有的机会”赌一次

无论是期望值还是期望效用，都属于“求取平均值的计算”，两者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只不过期望值计算的是奖金本身的平均值，期望效用则是将奖金转化为其带来的效用，然后计算效用的平均值。

但是，如果将这种平均值作为选择行为的准则，可能会令人产生一丝疑虑。这是因为平均是以“多次行为”为前提的，但是人们一般都不会去赌很多次。

例如，如果某人一次性买入某一期的全部彩票，那么他面对的无疑是巨额的损失。这是因为彩票奖金的返还总额通常只有投注总额的一半左右。如果非要追根溯源的话，上文所述的“300日元投注额的期望值只有约150日元”，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么回事。

然而，“一次性买入某一期的全部彩票”与“只买一张彩票”带给大家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当购买一枚附带动画角色的扭蛋时，那种对未知结果充满幻想的激动心情是难以言表的，根本不是买下整台扭蛋机里的扭蛋所能体会到的。

我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件我小时候放暑假时发生的事情，当时我正住在亲戚家里。他们家附近有一家糖果店，售卖装有玩具的糖果袋。我有个朋友买的糖果袋里面有件非常好玩的玩具，令我羡慕不已。我心里总想自己什么时候也能中上一个。

在我向亲戚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后，他将糖果店里所有装有玩具的糖果袋都买了回来。当然，我心仪的玩具就在这些袋子里面。因此，我的愿望自然得到了满足，我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玩具。但是，当依靠这种方式实现了愿望后，我反而没有体会到那种从内心喷涌而出的喜悦。虽然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但对这件事有深深的体会。

我想通过这件事向大家说明，在博彩中，“全部”和“一个”之间横亘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当判断是否应该参与博彩时，我们需要的最合理的理由并不是“买入全部彩票”的形式上的东西，而是“赌上一次试试”的心理。

从这种观点来看，无论是期望值准则还是期望效用准则，都难以准确地说明我们在博彩过程中的真实感受到底是什么。

在此，我们再回到之前提到过的“侥幸心理”的概念。

侥幸心理是指“憧憬幸运碰巧会降临到自己头上”的心情。受侥幸心理驱使而热衷于博彩的人并不认可平均化——将彩票全都买下的想法。事实上，他们的想法恰恰相反。在投注彩票时，他们往往心存幻想，希望自己足够幸运，只买一张彩票就可以真正实现人生“逆袭”，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

根据概率理论，如果买10亿张，甚至是100亿张彩票，确实会中一等奖。但是，中奖之前在彩票上投注的总额肯定已经达到了中奖金额的数倍以上。对于普通人而言，连续购买10亿张乃至100亿张彩票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也没有人会抱着“如果像这样连续大额投注，早晚有一天会中奖”的心态去买彩票。差不多所有人在投注时，都是坚信“下次或许就能中奖了”。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圣彼得堡悖论。根据伯努利提出的关于博彩的理论，如果投注的次数接近无穷大，确实能够赢得高额的奖金（比如说1万亿日元）。但是，人们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因为在有限的人生中，根本就不会有那种机会。人们关注的是自己下一次买的彩票是否会中奖。

使用期望值准则或期望效用准则之类的平均值判断准则的数学合理性，是以人生足够漫长，可以接近无限次地参与投注为前提的。但是，实际上，每个人的寿命都是有限的，大多数人的寿命只有短短的几十年，转瞬即逝。因此，这种基于平均值的讨论是没有任何依据，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人生只有一次”的前提下，平均值准则是缺乏说服力的。与之相对，侥幸心理可以充分说明人们参与博彩的真正心理。

最大最大准则与社会背景

无论你有什么理由，将参与博彩的全体人员视为一个“整体”的观点都是极为不合理的。这是因为博彩活动的主办方做的是无本生意，希望通过“无中生有”的方式获得利润，这些利润显然都是从参与博彩的投注者身上赚取的。

如果从非群体和非平均化的视角出发，对人们热衷于博彩的性格倾向进行分析，最大最大准则就有实际意义了。这一准则“在做决策时仅考虑最为有利的情况”。也就是说，最大最大准则是人们在充满期待的心理状态下，坚持认为“虽然没有什么依据，但是肯定会发生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并据此做出行为决策。虽然从理论上来看，几乎不会出现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情况，但让所有人相信事情会对自己有利是完全可能的。人们并不会参考概率，也不会参考期望值。这是因为无论是概率还是期望值，都是多次性指标，而不是一次性指标。

我认为侥幸心理和最大最大准则与“社会结构”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单纯从数学合理性的观点出发进行判断，它们是完全不合理的事情，也是完全无法解释的。但是，在“社会结构”这一相对而言更为宏观的框架下，它们则具有必然性。

在现实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过着平凡的日子，挣着接近平均水平的工资，住着普通的住宅，过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这种生活状态决定着普通人未来的财富和生活水平。但是，彩票中奖可以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根本性的转机，彻底改变普通人对于未来生活轨迹的预期。普通人只要付出300日元的代价，就可能帮助自己实现“逆袭”，赢得一个崭新的未来。这种“急剧性变化”与概率和期望值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脑海中所想的是自己作为“单纯个体存在”的“只有一次的人生”。可以说，这是一种与感觉偏差或概率偏差完全不同的人生观和生死观层面的概念。

在这里，我们再回到帕斯卡“证明神的存在”的话题来看一下，我认为他的思维逻辑是最接近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帕斯卡并没有直接说“神是存在的”，而是提倡“人们应该去相信神是存在的”。换句话说，他建议大家去试试博彩、赌赌运气。可以说，这是一种基于侥幸心理的理论。

珍惜仅有一次的人生，心怀梦想大胆去闯

博彩也分许多种类，我们无法用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统一说明人们参与各种博彩的动机。

比如，每天热衷于爬金库[5]的人明显要直接面对期望值的问题。这是因为如果认真进行统计，就会发现与赢得的返利金额相比，人们在这个游戏中付出的投注金额非常惊人。除了极少数的幸运儿以外，绝大多数人都会亏本。也就是说，期望值并不是预测值，而是变成了实现值。因此，针对频繁参与像爬金库这样的博彩游戏的人，与其从合理性的视角出发进行分析说明，不如就像对待嗜酒成性的人一样，单纯地将其定性为某种病态心理更为合适。

然而，在“人生只有一次”的背景下，我们不能盲目地认为带有冒险赌博色彩的决策就一定是不合理的。人生无法重来，不能在重复成百上千次的基础上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因此，面对只有一次的人生，有些人去做一些高风险的尝试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在大学任教，你就会发现不少学生在面对未来的职业选择时，会倾向于做出赌博性的决定。他们将这种行为称为追梦。大家的梦想五彩斑斓、各不相同，有的人希望成为音乐家，有的人希望成为游戏开发设计师，有的人希望成为动漫画家，有的人希望成为演员……根据大学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内容，这些选择被视为鲁莽的、缺乏慎重思考的决定。通过教育引导学生树立认真选择就业岗位的意识，这已经成了主流观念。

然而，我并不赞成这种所谓的“职业生涯规划”。诚然，强调追求梦想的职业生涯规划的收入可能会非常低。因此，如果人生可以多次重新开始的话，从总收益的角度出发来看，这种“追梦行为”确实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支持做出这样的鲁莽选择。

但是，如果考虑到人生只有一次，统计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么，情况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去否定这种“追梦行为”。与其在平平淡淡中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还不如选择轰轰烈烈地赌上一场，追求一个充满刺激和挑战的未来，尽管这样做很可能会变得一事无成。这就是最大最大准则的思维逻辑。

只不过在做出这样的决策时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当事人要非常清楚自己正在运用最大最大准则做出选择”。此外，当事人还要明确自己眼前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机会，并对运用期望值进行对比分析后做出取舍的选项进行重新审视，最后对因此会带来多少利益损失进行认真的评估，再做出最终的决定。正所谓“我的人生我做主”，在完成这一系列过程后，不管做出怎样的决定，都是每个人的自由。由此可见，最大最大准则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专题2　你的决策方式属于哪种类型？

在上文中，我对人们常用的各种决策准则进行了大体介绍。下面，我将揭晓本书开篇给出的调查问卷的答案，并对答案体现的性格类型进行阐述，明确其究竟属于何种决策类型。

不过有一点需要提前说明，那就是这种性格判断方法只是我个人提出的纯属娱乐的观点，缺乏基于实验的实证研究，也没有任何心理学方面的理论依据。

性格1　倾向于根据“最大最大准则”决策的人

这种人属于经常购买福袋，喜欢在抽奖时选择价格最高的礼品的人。这种类型的人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认为“福袋中一定有许多非常好的商品”；另一类人认为“从平均价格来看，购买福袋中的产品肯定是划算的”。为了明确区分前者和后者，大家可以试着回答一下“是否喜欢在抽奖时选择价格最高的礼品”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在抽奖时，价格越高的礼品中奖人数越少，因此中奖的概率自然就越低。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这个人还是决定尝试抽价格最高的礼品，就证明他往往是“设想最为幸运的场景进行选择”的，也就是倾向于按照“最大最大准则”进行决策。

性格2　倾向于根据“期望值准则”决策的人

这种人属于不经常购买福袋，不喜欢在抽奖时选择价格最高的礼品的人。通过“性格1”中的解释，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种类型的人很可能会认为“按照产品的平均价格购买是最划算的”。

因此，当他们去餐饮店就餐时，往往会选择商家推荐的套餐。这是因为他们认为餐饮店推荐的套餐往往是店家认为品质较好的也是经济实惠的菜品，从价格角度来看，自然是划算的。调查问卷中相应的问题就是用来对这一点进行确认的。

性格3　倾向于根据“最小机会损失准则”决策的人

这种人一般不会去碰运气买福袋。当他们去购买衣服时，如果遇到店员上来推荐说“这个款式的衣服只剩最后一件了”，往往会当场付钱购买。一般来说，当别人对你说某种商品是最后一件时，往往暗含着深意，实际上是在提醒你“如果现在不买，一旦产品卖断货了，今后就算想买都买不到了”。当人们听到这种暗示时，会感到不安和恐惧，脑海里会浮现出“之后特意来买却买不到时自己尴尬的样子”。如果当事人当场做出买下衣服的决定，就意味着受到了“不想日后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买下来”的心理因素的支配。

性格4　倾向于根据“最大最小准则”决策的人

这种人一般不会去碰运气买福袋。当他们去购买衣服时，就算遇到店员上来推荐说“这个款式的衣服只剩最后一件了”，也会冷静对待，不为所动。但是，一旦听到家电产品附带两年的保修服务时，就会立即出手购买。总结起来，这种类型的人不喜欢冒险，面对**也不容易屈服。但是，他们往往会对“家电产品损坏”等不测事态感到过度担忧，难以深入评估发生故障的概率大小，总是希望提前动手消除隐患，防患于未然。这种人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只关注事情的最差局面，并想方设法希望能够规避风险”。

性格5和性格6　判断标准存在矛盾的人

如果属于这两种类型的人，可以判断他们肯定不符合第一章提出的四种基本类型所涉及的决策方法和性格特点。这说明他们内心当中可能存在某种心理矛盾，或者在决策时拥有双重标准。

[1]布莱士·帕斯卡（1623—1662），法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散文家，西方科学和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发明和改进了许多科学仪器，代表作包括《算术三角形》《思想录》等。

[2]皮埃尔·德·费马，法国律师和业余数学家。他在数学上的成就不比职业数学家差，被誉为“业余数学家之王”。

[3]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生于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的图赖讷，病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之一，是近代唯物论的开拓者，提出了“普遍怀疑”的主张。他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为欧洲的“理性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

[4]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1930—），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合理性研究中心教授。因为通过博弈论分析改进了人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他与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共同获得了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5]爬金库，又称柏青哥，在日本非常流行，1930年始创于日本名古屋，发源自欧洲的撞球机。“柏青哥”字面上的意思是“弹子”，玩法是把钢珠弹射到盘面里，钢珠在落下过程中会不断碰撞盘面里的钉子，从而改变轨迹。如果钢珠能落入指定的位置，游戏者就能获得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