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社会的爱是光(1 / 1)

我们长大了的人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做事能应付自如,左右逢源,

须知这是从十多年种种不自由中挣得的自由。

社会的桎梏并不是取消了,

而是我们熟习了。

我喜欢引用:“社会本身并不是靠一群心心相印的人所组成,普通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共同认识肤浅得很,一盏红绿灯已够使汽车往来不致碰撞。”这段话是出自费孝通先生的《生育制度》。这本书是社会系学生读的书。不过,因为时间久远了,这几年每当我有机会跟社会系在学的学生交谈时,我发现他们竟没有听过费孝通先生的大名,真是太可惜。

我很喜欢看费孝通先生的书,虽然书架上有关他的著作《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乡土重建》《生育制度》所涉及的内容,狭义来说都与我的工作并无直接相关,但作为一个社会中人,这些书却与我的常识有很深的关联。我们如今只在社会运动或社会福利中才看到,或想到社会学,实在是窄化了这门科学的范畴。记得有一次我跟一群社会系的大四学生一起进行讨论,因为他们已经细分到“人类发展”这个方向了,所以我问孩子们对四年所学有什么感想。大部分的人说没有特别的体会,另有一两个不停地提到“少子化”的问题,但其中的关联似乎也只是:因为少子化,以致他们毕业后的工作变得更难找了。

我喜欢以大范围看待身处的环境,也想要了解何以我们从小就经常把“社会”挂在嘴边,并自称为“社会中人”,这是我想读一点社会学的书籍最简单的原因。费孝通先生的书,总以大量事实的陈述进行细致分析,于是,我从想读直接变得喜欢读了。他以人类学的不同案例进行对社会的研究,让我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常识”,他的书也早在六七十年前,就已经在进行今天大家标榜的跨学科研究。

所以那几本书名很“专业”的书,对我来说反而是最通识的,因为书中所有的研究都充满来自生活的讯息。我不只从他所汇集的资料中得到许多见识,更从他以客观的态度所表达的看法中,得到了珍贵的见解。读过费先生书籍的人,应该都不会再用一黑二白的态度来批判社会的某些现象,而且会更相信,原来这个世界真有这么大,有这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制度在运行,这些复杂的条件影响着各地文化的形成。

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的大当然不只是地理与面积的问题,它同时还是必须跨越偏见的见识问题;我们不能只在不同真实的国度中旅行,也要在时间的长河中认识由不同民族集居融合、不同人种所赖以生存的各个社会。这是从全观的角度喜欢上费孝通先生著作的原因。

另有一个使我爱读这些书的理由则是,作者写作论文的方式非常特别,费孝通先生的学问养成得很早,他对概念的解说非常清楚,更经常以提出问题作为研究方向的引导,而所提的问题总让人感到佩服,因此生出想要跟着探究的兴趣。

像这一段话中的经验,虽然对于多数人来说都不陌生,读起来也让人会心一笑,可惜一般的读者却想不到是出自《生育制度》这样的书名。

我们若观察一个孩子的生活,有时真会使我们替他抱不平。他很像是个入国而未问禁的蠢汉。他的个体刚长到可以活动时,他的周围已经布满了干涉他活动的天罗地网。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设想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只是好像一只扯满帆的船,到处驶,到处触礁了。……我们若有闲情,坐下来计算一下,一个孩子在一个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爱他的父母的手下过日子更难过。……

在费孝通先生的书中,到处充满人性,非常家常的描写,但写完人性现象的描述,他就会接着提出许多客观冷静的分析,我们长大了的人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做事能应付自如,左右逢源,须知这是从十多年种种不自由中挣得的自由。社会的桎梏并不是取消了,而是我们熟习了。他继续讨论人类本性和社会的不相谋合,权力与社会的控制关系。

我是在几年前无意中读到费孝通先生的文章节录之后,才开始找寻他的专书来读。先前所读的那篇讨论中国传统对于爱情与婚姻的界限,他的说法很幽默:

若是把恋爱训作两性无条件的吸引,把一切社会安排置之不顾的一往情深,(这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社会事业)婚姻也必然是这种恋爱的坟墓了。真的坟墓里倒还安静,恋爱的坟墓里要求一个安静的生活却是不可得的。

我在这篇文章中初次就感觉到社会学许多有趣的角度,但除了书中不同研究的主题与书写的方法读来有趣之外,我更喜欢费孝通先生行文间的真诚。比如说他在1984年为《乡土中国》重刊时作了一篇序,文章末段说:

这本书最初出版之后,一搁已有三十七年。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客观的条件,我没有能在这段时间继续写下去。当三联书店提出想重刊此书时,我又重头读了一遍。我不能不为当时那股闯劲所触动。而今老矣。回头看,那一去不复返的年轻时代也越觉得可爱。我愿意把这不成熟的果实奉献给新一代的年轻人。这里所陈述的看法大可议论,但是这种一往无前的探索劲道,看来还是值得观摩的。

我在他的每一本书中都读到一种情感,起先我想,这是因为人类学与社会学都有的特质吗?但读了几本其他人的社会学作品,却并没有给我同样的感动。多数的书是用概念说话,自变量字为据,田野调查的陈述也没有让人如在现场的说服力。我想,是费孝通自己的特质让他的学术与论文有了一种风格。

我喜欢他为好友张之毅的书《易村手工艺》所作的序,从年轻人总是善于做梦说起,说作者有一天兴奋地跟他说:“我想到一个风景优美、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去住上一年,一家一家都混熟了。你不要来管我,好像忘了我一般。可是我有一天忽然回来了,写好了一本书。”费先生在引完友人的这段话后继续写道:“这本是之毅的性格,默默的,装得好像很平庸,可是他在预备,在干,无声无息的,等待有那么一天,叫人对他刮目相看。”接着他用了近万字,分六大项为友人的书写了一篇序,他说这篇序是要用来指明:“之毅这次研究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乡村工业上所有的贡献。”他那“所有”两个字,让我异常感动。既看到一个人对朋友的情感,更看到他对社会的热心。

人对社会的爱是光,这样的人在自己的情感生活中当然有热度。熟悉费孝通这位学者的人,大概都知道他极为感人的爱情故事。

费孝通从清华研究院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准备远赴英国,1935年夏天,他与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认识的学妹王同惠女士结婚,他们不只是社会学的同学,更合作翻译英文与法文著作,对语言有着同样的热爱。

婚后第三个月,这对新人同去广西做乡野调查,王同惠不幸在大瑶山遇难,此后天上人间两隔。对于这段相知相惜的爱情,费孝通在亲自设计的亡妻之墓亲笔记下心中的悲痛欲绝,并在其后为他奠定学术地位的《江村经济》一书的卷首,深情地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这篇墓志铭为:

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夏日,应广西省政府特约来本桂研究特种之人种与社会组织。十二月十六日于古陈赴罗运之山道上,向导失引,致迷入竹林。通误陷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旋妻复出林呼救,终宵不返。通心知不详,黎明负伤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踪。萦回梦祈,犹盼其生回也。半夜来梦,告在水中。遍搜七日,获见于滑冲。渊深水急,妻竟怀爱而终。伤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乡县人,来归只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

受革命影响而弃医研究社会学的费孝通先生,一生为人宽容温和,他以丰富的学养写下每一篇论文,这些以生活为范围的研究对我来说都不是学术书架上的文献,而是充满真诚、帮助我以更客观理性的角度来了解社会的人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