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这本书得到两方面的收获，

一是在读“史”这件事上，

提醒自己读书、做事都要多思考已有的经验，

并应该习惯地把过去、现在与未来做更完整的联结。

一是了解到学习任何事都应该有

“层次分明的思想与层层坚固的能力”。

我喜欢随身带一本书，有时是为了利用工作之间的空当，更重要的理由其实是为了现代人常说的—“解压”而准备。每当自觉被工作逼得喘不过气来时，我便离开一下，躲在车中或在人声杂闹中，假想一个保护罩，我翻开书开始阅读。

只要读下几页或思考几行，我就比离开那一刻要平静很多，心中又有了一种力量，我已准备好要迎接继续到来的困难或人事曲折。带在身边应付工作压力的书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质地要轻，另一是内容要硬。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对我来说就是很合适的一本。

梁启超是一位兴趣广泛、学问渊博的思想家与学者。我读了他不少的书，他的家书我已在几年前努力介绍给读者，却很少有机会分享像《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样的讲义专书。我读这些书是从做学问的方法学习做事的方法。阅读之间往往能鼓励自己如何在工作的一团混乱中理出头绪，如何计划统筹，如何看出每一阶段的意义与价值。虽然这本书是以“如何整理历史数据”作为研究的目标，但相似的工作逻辑是可以被应用于不同的范围以增益自己的能力。

我从这本书得到两方面的收获，一是在读“史”这件事上，提醒自己读书、做事都要多思考已有的经验，并应该习惯地把过去、现在与未来做更完整的联结。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读历史是以“了解过去”来认识一个人、事、物或国家的方法。读历史故事与了解历史研究有所不同：前者可以只取故事中某一点的教训来延伸意义，后者则主要是展开对“源流”考察的兴趣，希望透过源流变化来完成“知兴替”的作用。

另一方面的收获是，我从这本书了解到学习任何事都应该有“层次分明的思想与层层坚固的能力”。梁启超不只天生聪颖、一生勤奋，他更因为拥有对国家社会的满腔热情，所以，讲学的文章都很精辟，这些内容有很多是先用来教导他自己的子女，而后再讲授于学生的主题，这可以说明他对社会与青年共同的期待。

我喜欢读这些书，当然也是因为我同意朱自清先生的主张：

“作为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义务”这两个字，是我阅读书籍的动力之一。

这本《补篇》是补梁启超先生八年前《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内容，时间是1926年，对象是清华学校（1912年至1925年时期由庚子赔款溢收款项所成立的教育机构，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前身）的学生。这个时间与对象的基本认识，也曾使我对自己在同一个年龄时的知识浅陋、学习轻浮感到很惭愧。

四十岁时读到几位国学大师的讲义时，心中是非常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个并不难得的机会，因为正如负责记录章太炎的国学演讲的曹聚仁先生所言：“任在何时何地的学者，对于青年们有两种恩赐，第一，他运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域给人们享受；第二，他站在面前，指引途径，使人们随着在轨道上走。”想想，这是多么美好的“受知义务”。

也许有人看到“研究历史”的书就以为这些方法只能用来治史，事实是，我们可以转化不同的经验用以处理陌生的问题。只要好好阅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能感受到，梁启超讲课的方法就是处理问题最好的示范。我在他的大纲提点与小节分析上得到很多启发。比如说，我们从小到大都被教导做事要“有条理”，而所谓的条理到底是什么？在不同的问题中又要如何以不同的角度着手进行才算“条理”，这真是很复杂的学习。但梁启超讲解工作条理很清楚，比如说在第六章专传中他以玄奘为例，一开头就说明纲领为何重要：

凡作一专传，无论如何，必先拟定著述的目的，制好全篇的纲领，然后跟着做去；一个纲领中，又可分为若干部。

要有“纲领”这我们都懂得的，但纲领只是方法，有“纲领”之后能与“目的”有什么样的良好关系，大家并不一定明白，梁启超接着说：

先有纲领，全篇的精神才可集中到一点，一切资料才有归宿的地方。

这就是我所说的“做事的方法”。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当中，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并非不懂方法，但不会安排顺序的人，他们做事很混乱，就是因为没有把“统筹”的概念落实，让情况各自发展，于是难以有完整的结果。

虽然我不是一个研究史学的人，读了书中的方法也不会真的用去做一篇人、事、时代、地方的历史，但是，我却会把同样的概念用在工作与生活中。我了解一个有用的方法论包含：

一、对此事物本身有完整的价值与作用的认识。

二、对此事物与环境的观察。

三、完成事物所提供的工法与工序的讨论。

没有理由这些经验不能被我们一用再用。梁启超在书中经常提醒学生“不可只注意……却忽略”，就是一种留意思考力量需要平衡的自我训练，也是我们做任何事都很容易遗忘的周全。

梁启超示范实用与精确的文字。虽然他自小学的是桐城派古文，但后来他的新民体却在当时成为一种创新的体裁与文字。他对文字与数据的活用非常重视，能带给读者很大的启发。比如说：我们说起“资治通鉴”只想到宋朝司马光所策的编年长史；但梁启超是这样用“资治通鉴”的四个字：“我们不能够从千真万确的方面发展，去整理史事，自成一家之言，给我们自己和社会为人处世做资治的通鉴，反从小方面发展，去做第二步的事，真是可惜。”这是他对当时中国年轻学者，受西风影响而专研小题目的提醒。读梁启超的文字经常会有类似的新观点，无论他所论的主题是大是小，总会把人带到一个能观察到宽大格局的角度去，让为学与实用产生最好的联结。

梁启超为了讲解方法，总会举例，而他的举例又经常从两方面来分析解释：何以“不可为”或“何以这样才更好”，这种分析是非常有实用精神的教学法。比如说在“年谱的格式”中，他连格子的用法都一一举例，把分类的概念说得一清二楚，因此看过这么详细的分析后，学习的人就会产生“以此而下”可循的处理方向，既不在概念中漂流，也不感到只引实例而没有观念整理的散乱。

我特别喜欢书中两个“专传做法”的例子。梁启超用“孔子”与“玄奘”为例来说明如何做专传。他从分析旧史的缺憾与失败中，建议新体裁可以使用的方法与涵括的内容，使其新生价值。过去，我对玄奘的了解很狭窄，从来不知道有关“玄奘”的史实资料，汇集起来会有如此多的可供运用，读书之后感觉到学问的丰富华美要靠自己去取得。我更感动梁启超对学生的引导巨细靡遗：哪个时候可停笔，哪个地方不能不详述，他都细细叮咛。比如要从翻译《佛经》谈玄奘，他说：“从鸠摩罗什到玄奘的几位三藏，可大略地叙述几句，然后就落笔到玄奘身上。—说明译经事业，就此停止。”他教学生走笔散开的资料也要收回，集中到一地。又提醒在接下的章节中“要说明玄奘努力工作的经过”，这经过是“在印度如何求学，回中国如何译经”，而努力两个字不用空洞描绘，立刻具体为资料的搜索汇集。这位当老师的还怕学生不够清楚，他又在例中提方法：“《三藏法师传》很可惜未用日记体，年代很不清楚，要想把玄奘在印度十七年历年行事严格规定，实在很难。然而根据里面说的，在某处住了若干天，在某路走了若干月，在某寺学了若干年，约略推定，也不是不可能。”数据的搜寻方法提供之后，又交代下笔编织的紧密度：“这节最需特别描写的就是玄奘亡命出国，万里孤苦的困难危险，能够写得越生动越好。”

在搜集资料的方法中，他为学生亲身示范了自己读书的仔细，还是以“玄奘”这一例来说：“《大唐西域记》是玄奘亲手做的地理书，体例很严。若是他曾经到过的地方就用‘至’字或‘到’字；若没有到过就用‘有’字。”我不禁想象，如果我是1926年坐在席中的一名学生，会有多感动这样一位老师拖着病身一言一字，怕学生遗漏重点，不能把学问做得更好的用心；但，这绝不只是知识学问的事，我从这本书具体的治学方法中，更学到做任何事都可以实用的精神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