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北边的游牧、狩猎民族，一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制约因素。由于北边民族的参与，爆发了“五胡入华”，造成了“安史之乱”和唐朝的由盛转衰，使得辽夏压迫下的北宋“积贫积弱”，发生了让北宋亡国的“靖康之难”及此后南宋向金称臣的“绍兴和议”。而后来的蒙古，在席卷欧亚大陆的同时，灭金、灭夏、灭吐蕃、灭大理、灭南宋，还在“中华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幅员辽阔的“元朝”。当然，同样是因为北边民族的参与，造就了汉武帝的开边拓土和两汉的强盛，造就了隋唐的富强，以及明成祖的“远迈汉唐”。

明成祖的五次北伐，对蒙古各部势力的消长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个过程及此后的一些时间里，鞑靼各部的力量在消退，瓦剌各部的力量在聚集、在发展，而兀良哈各部，则是鞑靼强盛附鞑靼，瓦剌强盛附瓦剌。但是，无论是鞑靼、瓦剌还是兀良哈，又都是一边时时在明朝的边境活动，一边又接受明朝的“敕封”。这也是草原民族在和中原“帝国”打交道时的智慧，表示归顺是给你面子并且得到利益，不断弄出一些事情来，则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以瓦剌部而言，永乐时接受明朝“敕封”的，有“顺宁王”马哈木、“贤义王”太平、“安乐王”把秃孛罗等等，他们死后，分别由儿子们袭封。永乐十六年，马哈木去世，儿子脱欢袭封为“顺宁王”，其后力量渐大，得到各部的拥戴，被明朝封为“太师”。正统四年，脱欢去世，儿子也先不仅袭封为“顺宁王”，还继承了“太师”的称号。势力一大，新的一轮折腾也就开始了，他们希望从明朝得到更大的利益。

永乐时代明朝的“面子”，一定程度上是“朝贡”带来的。而“朝贡”的实质，是用中国的财富，换取周边各民族及南洋、西洋各国给中国皇帝的面子。当然，客观上也可能保持一段时间边境的相对安定。但是，这种“厚往薄来”的“朝贡”，也是民众和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随着“仁宣”时代开始对“朝贡”规模进行收缩，这一措施延续到正统时代就停止了，因为毕竟没有那么多的财富来支撑面子。开始的时候，瓦剌的马哈木、脱欢、也先部，每次“贡使”限定为50人，由于“朝贡”是发财的好机会，于是不断要求增加人数，由几十人到几百人，乃至增加到两三千人。这支浩浩****的“朝贡”队伍，成了理直气壮地索取财物的“丐帮”，一旦明朝的“赏赐”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则制造事端。

当然，不管是否能够满足要求，正统十四年(1499)瓦剌的大举南下，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此时的瓦剌，已经把蒙古“群狼”拢在了一起，大规模地向南觅食。

此时的明朝正统皇帝朱祁镇，虽然在位已经14年，由一个9岁的少年成长为23岁的青年，但行政能力并没有长进。在位的14年中，开始是太皇太后张氏，以及内阁杨士奇、杨荣等人，帮助管理国家，后来则依靠司礼监太监王振。但是，虽然治国能力没有太多的长进，朱祁镇的梦想还是有的，而且十分强烈。什么梦想？做“英主”的梦想，梦想效法伟大的曾祖父朱棣，亲率大军，北伐蒙古。只是随着“靖难之役”战争机器的停止运行，明军再要远涉漠北、北伐蒙古并不现实。

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在得知瓦剌也先部逼近大同，并且在沿边各处分道南下的消息之后，朱祁镇当即决定，御驾亲征。这个匆匆忙忙的决定，遭到几乎所有在京官员的反对。但也有人支持，支持他的是老师加监护人、司礼监太监王振。七月十五日，是中国农历的“中元节”，英宗一面派人祭奠曾祖父太宗朱棣的长陵、祖父仁宗朱高炽的献陵、父亲宣宗朱瞻基的景陵，一面调兵遣将，命皇弟郕王朱祁钰镇守北京，武官太师英国公张辅、太保成国公朱勇等，文官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等，扈从亲征，率领京军三大营，要捕捉也先的主力，击而败之，实现自己的“英主梦”。

就在这一天，前方明军遭受惨败。总督军务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等人率部与瓦剌战于大同东北的阳和，全军覆没，宋瑛、朱冕战死，石亨逃回大同。明朝朝廷后来把这一仗的失利归罪于监军太监郭敬，说是诸将为其所制、师无纪律所致。但事实是，在“靖难之役”的战争机器停止运行之后，明朝军队在野战中已经无法抗击组织起来的蒙古骑兵的冲击。即使在“靖难之役”战争机器尚在运行期间，丘福率领的明朝最精锐的部队，也没有办法在漠北和蒙古鞑靼部“野战”。接受了丘福的教训，成祖北伐时，不得已命各路大军“结阵”推进，而不是像当年卫青、霍去病以及李绩、薛万彻那样奔袭数千里，寻找匈奴、突厥主力决战。

七月十六日，英宗率大军离开北京，此时离决定“亲征”才五天。由于王振在正统时期的所作所为，以及英宗本人的缺乏主见，所以无论是当时的人们还是后来的研究者，更相信这个所谓“御驾亲征”的主意，实则来自王振。《明英宗实录》直接就此事发表评论：“是举也，司礼监太监王振实劝成于内，故群臣虽合章谏止，上皆不纳。命下逾二日即行，扈从文武吏士，皆仓促就道。”(《明英宗实录》卷180)

全然没有实战经验的朱祁镇，却要效法久经沙场并且多次和蒙古人交手的曾祖朱棣，实现自己的“英主梦”，不啻是汇集着数以十万计的羊群，给蒙古瓦剌部的群狼送礼。大军离开北京的第二天晚上，驻跸龙虎台，不知从哪个营房传来蒙古人袭击的警报，引起全军的混乱，折腾一个晚上，才知道是讹传，尚未见敌，锐气已尽。刚出居庸关，遇上连日大雨，道路泥泞，伍不成列，军纪**然。七月底，军至阳和，这是宋瑛、朱冕阵亡之地。十多天过去，仍然是伏尸蔽野，众心为之一寒。八月初，军至大同，雨下得更大。从阳和之战中逃回的石亨，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战况，极言瓦剌兵锋之盛，力劝英宗率大军“回銮”。目睹了阳和战场的惨状，听取了石亨的现身说法，皇帝朱祁镇和太监王振决定，从大同退兵。但选择哪条路线退兵，成了问题。

由于是皇帝的“御驾亲征”，是要和瓦剌主力决战，所以离京时的方向选择了北出居庸关，趋宣府，再到阳和、大同。而回师，则是为了躲避瓦剌主力，所以打算趋向东南，经蔚州(今河北蔚县)、过太行山，由紫荆关(今河北易县)回京。据《明英宗实录》记载，这条道路的选择出自王振，因为蔚州是王振的家乡，他想带着皇帝从家乡通过，向家乡父老炫耀自己的富贵。虽然王振定这条路线，是出于他的私心，但这也确实是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如果是这样，后来的悲剧也许不会发生。但是，王振的家乡观念很重，见连日下雨，怕大军路过时践踏庄稼，所以临时决定，由原路返回，这就要趋向东北，经阳和、宣府、居庸关。这条路线比较凶险，正是瓦剌主力活动的地区。

果然，大军到宣府时，有谍报说瓦剌军从后跟踪而来。朱祁镇命“恭顺侯”吴克忠殿后，阻击瓦剌军。但是，吴克忠没有能够阻挡瓦剌军，本人战死，又是全军覆没。于是，再命“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军四万前往阻击。朱勇是“靖难”名将朱能的儿子，曾经多次随成祖、宣宗北征，正统时期，又多次领兵在喜峰口等地击退瓦剌，在当时的明朝将领中，威望、功勋仅次于张辅。但是，朱勇、薛绶的四万骑兵，在宣府西北的鹞儿岭中了瓦剌军的埋伏，再次全军覆没、主将阵亡。

这里要重点提一提朱勇的副将薛绶，这是一位蒙古族将领，祖父在洪武时归附了明朝，赐姓薛；其父从朱棣“靖难”有功，并多次扈从北伐蒙古，封“永顺伯”。薛绶继承了父亲的爵位，骁勇善战，屡立战功。这次和朱勇一道，奉命抵御也先、保护皇帝的撤退。战至箭尽弦断，仍然格斗不已，杀“敌”无数。瓦剌要为死去的战友报仇，将薛绶肢解，发现竟然也是蒙古人。《明史》的记载令人震撼，让人不由得对蒙古勇士肃然起敬：“既而知其本蒙古人也，曰：‘此吾同类，宜勇健若此。’相与哭之。”不但“永顺伯”薛绶，“恭顺侯”吴克忠也是蒙古族将领，三代事明，赐姓吴，与弟朱克勤一同率兵阻击瓦剌，所部死伤殆尽，兄弟双双阵亡，吴克忠箭尽弦断，仍然格杀数人。

朱勇、薛绶、吴克忠率领的，可以说是扈从朱祁镇亲征的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三位将领也都是能征惯战的名将。他们战死，令明军士气全无。大军匆匆退至居庸关西北的土木堡，被瓦剌一阵冲杀，伤亡过半，余部溃散。最可惜的是太师英国公张辅，出征安南时，被当地民众视为神明，此时以75岁的高龄，扈从朱祁镇，和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一道，死于乱军之中。“英主”没做成的朱祁镇，被瓦剌俘虏，王振因为被视为祸首，被朱祁镇的侍卫所杀。

如此顺利地击溃由皇帝亲自统率的明军、俘虏明朝的皇帝、获得无数的辎重，对于瓦剌和也先来说，倒是意外之喜。因为他们并没有取代明朝、恢复“大元”的打算，大举南下，只是为了子女玉帛。于是，以被俘的皇帝朱祁镇为奇货，瓦剌浩浩****杀奔京师而来，要索取更多的财富。

这个时候的明朝，正处于向上发展的时代，明朝在北京的精英们，以新任兵部尚书于谦为首，包括内阁首辅陈循、吏部尚书王直，还有司礼监太监兴安、金英，他们说服皇太后孙氏，做出了一个极其伟大的决策：被蒙古俘虏的那个皇帝我们不要了，我们有了新的皇帝。新的皇帝是谁？朱祁镇的弟弟、留守北京的郕王朱祁钰。在逃回北京的石亨等将领的支持下，于谦组织了极为坚决而成功的北京保卫战，给瓦剌各部以重创。各地守军也组织起有效的力量，随处对瓦剌各部进行袭击，迫使其重新退回塞外。

人们一直有个疑问，皇帝朱祁镇御驾亲征，到底带了多少部队？据扈从朱祁镇亲征、侥幸从土木堡逃回、后来成为一代名相的李贤记载，是30万(《天顺日录》)，而并非各种历史著作、历史教材、历史读物所说的50万。朱祁镇死后，由李贤主持，给了他一个很滑稽的庙号“英宗”，以圆这位想做英主而没做成的皇帝的“英主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