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远迈汉唐”，虽然有文治武功，但朱棣在明朝的帝王中，只能算是“异类”。所以去世之后不久，继承他事业的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所做的事情，便是对他的“拨乱反正”，是“回归”。回归到哪里？回归到太祖朱元璋的治国道路上来。而他们的行动，则表现在两个字——收缩。

怎么收缩？第一，停止下西洋；第二，从安南撤兵。这可以说是仁、宣时代在“外事”方面，最具有影响力的举措。

仁宗朱高炽是朱棣的长子，但因为性格不同、作风不同，不为朱棣所喜。朱棣喜欢的是次子朱高煦，这个儿子不但性格像自己，而且在“靖难”中出生入死，救过自己，所以他一直想让老二高煦做“秦王”李世民第二。虽然由于各种力量的制约，最后还是老大高炽做了皇帝，朱棣却一直不满意。朱高炽做了二十年的“监国”，度日如年，好不容易熬到老子成祖去世而继位，却不到十个月就病逝。但就在这十个月中，仁宗中止了郑和“下西洋”，让其与王景弘一道，带着“下番”官军，镇守南京。郑和、王景弘也成为明朝最早的“南京守备太监”。同时，仁宗与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等密谋，策划从安南撤兵。

严格地说，仁宗的儿子、宣宗朱瞻基的性格倒是和祖父朱棣有些“隔代遗传”，所以尽管赞成并继承了父亲的“收缩”政策，却仍然希望能够和祖父一样，在北京的紫禁城接受各国使者的“朝贡”。所以，在宣德五年，让郑和、王景弘第七次“下西洋”，人还是那帮老人，船还是那些老船，所以并不过于折腾。而就在这一次下西洋的返回途中，郑和在印度的卡泽卡特去世。老人没有了，老船后来也就搁置不用了。有意思的是，北边的亦失哈巡视黑龙江，也在宣德时期重新开启，并且重修了“永宁寺”、重立了《重修永宁寺碑》。

虽然郑和下西洋的中止得到以户部为代表的实权部门支持，但对于从安南撤兵，不少永乐时代的老臣无法接受，他们不愿意看到将士打下的江山被拱手相让。所以，仁宗去世、宣宗继位不久，皇帝和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为一方，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为另一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安南弃守的争论。事前，洪熙元年(1425)十一月，宣宗召见杨士奇、杨荣，告以欲弃安南之意，并戒之曰：“卿二人但识朕意，勿言。三二年内，朕必行之。”用不着等三两年，五个月后，宣宗便召二杨及蹇义、夏原吉，共议安南事。宣宗首先表态，说是继续在安南驻兵，得不偿失，不如放弃安南，专意内政。何况，安南本来就是太祖高皇帝明示的“不征之国”。蹇义、夏原吉当即表示反对：“太宗皇帝平定此方，用费多矣。今小丑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弃之，岂不上损威望!愿更思之。”宣宗随即征求二杨的意见。二杨早已得到宣宗的明示，此时自然心领神会，并准备好了历史依据：“陛下此心，固天与祖宗之心。交阯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当时不有其地，而尧舜禹汤文武不失为圣君。太宗初欲立陈氏，所以为圣。汉唐以来，交阯虽尝为郡县，然叛服不常，丧师费财，不可殚记，果尝得其一钱一兵之用乎？陛下天下之父母，何与豺豕辈较得失耶？”(《明宣宗实录》卷16)宣宗借二杨之口说出了自己不便说的话，二杨秉承宣宗的意旨左右面议，蹇义、夏原吉毫无思想准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仁宣时代的“回归”和“收缩”，更表现在国内的政策上。虽然宣宗一直热衷于珍宝诸玩，不断派出宦官在各地采买各色玩物，但整个文官系统的主流思潮，是恪守太祖时代的思想禁锢、文化限制政策。所以，在经历了短暂的宽松期后，明朝的文化政策再一次严厉起来，宣德末年都御史顾佐的一道关于革除官妓的奏疏，可以视为节点。祝允明《野记》将其记载在永乐时期：

本朝初不禁官妓，唯挟娼饮宿者有律耳。永乐末，都御史顾公佐始奏革之。国初，于京师官建妓饮六楼于聚宝门外，以安远人，故曰来宾、曰重译、曰轻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后乃浸浸放恣，解带盘薄，喧呶竟日，楼窗悬系牙牌累累相比。日昃归署，半已沾醉，曹多废务矣。朝廷知之，遂从顾公之言。

对于这一事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也有类似的记载，但沈德符的记载说，事情发生在宣德时期，而非祝允明说的永乐时期。顾佐曾两度任都察院都御史：第一次的时间是宣德三年七月至宣德八年闰八月，第二次的时间是宣德九年十月至正统元年六月。其奏革官妓，沈德符说发生在宣德时是可信的。但是，革除官妓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整个政治文化形势重新严峻的表现。

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宣宗去世，继位的是年仅9岁的英宗朱祁镇，国家大政方针由号为“二杨”的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和司礼监太监王振主持。杨士奇既是台阁体文学的领袖，又是一位恪守传统道德的官员，从他领衔的内阁给新君立年号为“正统”，即可知其政治倾向。杨士奇在《三朝圣谕录》中曾不无自夸地记载自己在永乐时和当时的太子，即后来的仁宗朱高炽之间的一次争论：

一日，殿下顾臣士奇曰：“古人主为诗者，其高下优劣何如？”(士奇)对曰：“……殿下于明道玩经之余，欲娱意于文事，则两汉诏令亦可观，非独文词高简近古，其间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诗人无益之词，不足为也。”殿下曰：“太祖高皇帝有诗集甚多，何谓不足为？”对曰：“帝王之学所重者，不在作诗。太祖皇帝圣学之大者，在《尚书注》诸书，作诗特其余事。于今殿下之学，当致力于重且大者，其余事可姑缓。”

帝王之学所重者固不在作诗，但记诵辞章，竟被杨士奇视为“俗儒”。主持内廷事务的司礼监太监王振，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二杨存在矛盾，但对于维护传统道德和秩序，与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罪惟录》记载：英宗为太子时，王振即“导之以礼”，英宗“雅敬惮之”；英宗即位后，“尝与小臣击球，(王)振至而止。诘旦，驾在阁中，振跪奏曰：‘先皇帝为一球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王振的这番话，不但批评时下的皇帝英宗，而且批评已经去世的皇帝宣宗，内阁杨士奇等人听了，连连赞叹：“宦官中宁有是人!”(查继佐《罪惟录·宦寺列传》)

如果不是发生了土木之变，在士大夫们的眼中，正统时期的朝政实优于宣德，原因就在于外廷的文官首脑和内廷的宦官首脑，都恪守祖宗法度和圣贤道理，而最高统治者英宗也予以配合。在他们的背后，又有一股巨大的支持力和推动力。当时的南、北国子监首脑，都是正统派的人物，南监为陈敬宗，北监为李时勉，时称“南陈北李”。

《明史·陈敬宗传》说陈敬宗为南京国子监祭酒的威严：“敬宗美须髯，容仪端整，步履有定则，力以师道自任。立教条、革陋习。六馆士千余人，每升堂听讲、设馔会食，整肃如朝廷。稍失容，即令待罪堂下。”

《明英宗实录》收录了李时勉为北京国子监祭酒时的一道奏疏：

近年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唯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意，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实非细故。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

可见在当时，仁宣时代的“回归”与“收缩”，并不仅是君主个人的意志，而是官僚集团的主流思潮，所以被后世称为“仁宣之治”。既然仁宣时期是对永乐时期的“修正”，仁宣为“治”，永乐虽然没有视为“乱”，但至少是被认为“不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