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成祖朱棣“远迈汉唐”的开疆拓土，人们做了种种解释，其中最有趣的，莫过于说朱棣的母亲是位蒙古族女子，甚至说实为元顺帝的一位妃子，带着身孕侍候朱元璋。由于身上流淌着蒙古人的血液，有着蒙古人热衷于“征服”的基因，所以朱棣一生和当年成吉思汗、忽必烈一样，都在征战。这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还有一个人们没有察觉、没有留意的因素，那就是“靖难之役”的惯性。

“靖难之役”打了四年，战争随着朱棣直取南京戛然而止。战争结束了，战争机器却难以停止，战争的惯性仍然在发生作用。“靖难之役”的主要军事力量，由燕府护卫指挥使张玉、邱福、朱能等，以及宦官马儿郑和、狗儿王彦等统领。“靖难之役”后、永乐期间的重大军事行为，出兵辽东并巡视黑龙江，是王彦的部队；下南洋、西洋，是郑和的部队；北击蒙古，是丘福的部队；平灭安南，是张玉、朱能的部队。而对蒙古的战争，同样是这台战争机器惯性运行的结果。随着这台战争机器内部的能量逐渐消耗，“开疆拓土”的战争也就逐渐停息。

蒙古各部一直是明朝的边患，朱棣希望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不给子孙后代留祸害。所以，“靖难之役”留下的最精锐的部队，让同样是“靖难之役”留下的第一名将丘福统率，出征蒙古。但是，一贯知人善任的朱棣这一次犯了错误。丘福确实敢战，但并不具备全军统帅的素养，况且他当时已是67岁的高龄。在进入漠北之后，丘福中了蒙古人诱敌深入之计，全军覆没。这是整个永乐时期，明朝军队最为惨重的败绩。这一次的失利，更让朱棣感到事态的严重，决定“御驾亲征”，并且致书在南京监国的皇太子朱高炽，对于蒙古“若不早殄灭之，边患未已”。

这一次朱棣清醒了，放眼大明朝的文臣武将，除了自己亲自出马，还有谁能够制得了蒙古人？而整个“靖难之役”，最高统帅也正是朱棣本人。为了彻底解决来自北方的边患，朱棣做了充分的准备：工部打造了三万辆“武刚车”，专门运输粮草；户部筹备了20万石粮食，随军行动；行军的路上，每5公里的路程，筑一城堡，储存粮食，以备大军回程时食用。北伐大军集中了当时能够调动的所有机动部队，调集了一批能征惯战的将领：清远侯王友督中军，安远伯柳升副之，宁远侯何福、武安侯郑亨督左、右哨，宁阳侯陈懋、广恩伯刘才督左、右掖，都督刘江督前哨。行军过程中，各军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且都配备了火器，用以对付蒙古骑兵。除了朱棣本人，又有谁能够调动大明朝的一切资源？

尽管朱棣想用倾国之力，一举解决蒙古的问题，但汉唐以来，在北方广袤草原上生存的游牧民族，又有哪个是真正被汉族政权“殄灭”的？以成祖的思维来看，他是把这个时候散布在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起开平、北至北海的蒙古各部，看成了当年以北京为都城的“元朝”，犹如明太祖当年把处在动**中的日本视为由一个强力君主统治的统一国家。如果说当时的元朝是一只在北京的“虎”，而此时的蒙古各部，则是散布在各地的群狼。明朝前期，蒙古有三大部，从东到西分别是：居住在西辽河、老哈河流域(今黑龙江)、吉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是兀良哈部；活动在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及贝加尔湖一带(今蒙古国)中、东部和内蒙古北部的是鞑靼部；活动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今内外蒙古)西部和新疆北部准噶尔一带的是瓦剌部。此外还有甘肃西部的赤斤蒙古等部。地域辽阔，而且各部又有多个山头，攻占一个山头，就像打散了一个狼群，但还有多群狼在活动，而打散的狼群不久又汇聚在一起。

成祖朱棣的五次北伐，真正深入漠北并且取得一定胜利的，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但即使是这两次，虽然直抵蒙古腹地，迫使鞑靼、瓦剌称臣，但也并没有对蒙古各部形成真正的打击。网络上传播的所谓明军在“飞云山”大战中击溃蒙古五万铁骑，完全是子虚乌有。《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是：北伐“班师”至“飞云壑”时，鞑靼部阿鲁台来战，“上率精骑冲锋，大呼奋击，阿鲁台堕马复上，我师乘之，追奔百余里，斩其名王以下百数十人”。所谓“名王以下百数十人”，其实就是斩获百数十人如此而已。《明史·成祖纪》只是说“追北百余里”，杀敌多少，未见记载。

其实，只要动动脑子就可以想象得到，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深入漠北，唐朝李绩、薛万彻等挺进杭爱山，都是采用骑兵突袭、冒死血战的方式。而且，还分别有归降的匈奴、突厥及各部的参战。成祖朱棣北伐，六路大军，保持相对固定的距离，携带大批辎重，浩浩****向北挺进，克鲁伦河是过了，鄂尔浑河也是到了，“擒胡山”上也是立碑了，但是，蒙古人稍试锋芒，也就跑了。所以，成祖的大军前脚班师，刚刚“称臣”的鞑靼、瓦剌，后脚就“犯边”了。第一次北伐在永乐八年，历时五个月；第二次北伐在永乐十二年，也是历时五个月。而两次的相隔时间为四年，说明筹划一次都不容易。但是后面的三次，分别是在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年年出兵，年年“北伐”，也就是年年驱赶，除了兴师动众、耗费钱粮，在军事上并没有任何效果，反倒可以看出朱棣对蒙古各部的无奈；而蒙古各部的轮番“犯边”，却是对大明皇帝的公开蔑视和挑衅。

以永乐二十年第三次“北伐”为例，作战部队不算，仅粮饷的运送，就有“总督官”三人、“领车运”官26人、“领驴运”官25人。随后督运的，又有“总督官”两人，副官27人，护送马军1000人、督军5000人，运驴34万头、运车近14万辆，拉车的民丁超过23万人，总共运粮37万石。这些粮食说是给作战部队的，但如此庞大的运输队伍，又该用粮多少？这一次的“北伐”虽然也到了“杀胡原”(即今内蒙古与黑龙江交界的呼伦湖一带)，并且烧毁了鞑靼阿鲁台部的辎重，但阿鲁台却闻讯远遁。朱棣在回师途中，顺带收拾了已经归属明朝却和鞑靼勾结的兀良哈部，可以说是出了一口气。

这样接二连三、兴师动众的“北伐”，严重损耗了明朝的国力，受到包括户部尚书夏原吉等人的抵制和批评，夏原吉因此下狱。朱棣第五次“北伐”班师时去世，临死之前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原吉爱我!”就这四个字，内容丰富。第一，认识到蒙古问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到底该怎么办？并无良策。第二，承认后三次“北伐”，只是为了撑面子，实则徒劳而无功。而五次“北伐”也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两大遗产：第一，在一段时间内避免了蒙古的大规模南下，为“仁宣之治”和“正统”时代留下了二十年的发展时间；第二，造成了一个假象，一个以为大明帝国这个“庞然大物”晃晃脑袋就可以吓退蒙古人的假象。而这个假象，直接导致了后来“土木之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