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和朋友交流，有明一代的基本制度，大抵是“太祖”朱元璋一手制定的，但有明一代一切露脸的事情，大抵都是“太宗”朱棣做的。嘉靖时期把朱棣的庙号改为“成祖”，是有道理的。

虽然在经过不断修订和“篡改”的《明太祖实录》中，有关于朱元璋说四子朱棣“肖己”的记载，《明史·成祖本纪》的赞语也说，成祖的“雄武之略，同符高祖”，但是，朱元璋、朱棣父子二人的旨趣，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建立“大明”之后，太祖朱元璋更注重修炼大明皇朝的“内功”，所以把精力放在了内政上，对外则一面禁海，一面告诫子孙后代不轻易挑起战争，并且开列了十五个“不征之国”，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占城、真腊、暹罗、苏门答腊、爪哇、三佛齐等，但不包括蒙古，因为那时明朝边境的最大威胁，还是蒙古各部。

成祖朱棣不一样，“靖难”成功之后，朱棣的主要精力放在持续不断地对外开拓上，他更注重的是“外功”。当然，他有一个能“守成”的太子、后来的仁宗朱高炽，永乐时期的一般事务，是由“监国”的太子处理的。

虽然明朝人从道义上不认同朱棣夺取皇位，却在感情上为有这样一位横空出世的帝王感到骄傲。这种骄傲体现在《明史·成祖本纪》的赞语中：

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明史》虽然最终成书在清朝乾隆年间，但秉笔者是受黄宗羲影响的“浙东学派”，代表着明朝遗老的看法。但《明史》最后又是经过乾隆皇帝“钦定”的，能够被他认同“远迈汉唐”四个字，是对朱棣的极高评价。“治隆唐宋”“远迈汉唐”，恰恰表现了朱元璋、朱棣父子的不同风格和不同功业：老子朱元璋的风格是“治”，儿子朱棣的风格是“迈”。

《明史·外国传》有一段概括：“成祖以武定天下，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于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

为解除北部边患，朱棣五次北伐，迫使鞑靼部称臣、瓦剌部远遁，多次深入漠北，渡饮马河(今蒙古境内的克鲁伦河)，直抵擒胡山，刻石纪功：“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于铄六师，用歼丑虏，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明太宗实录》卷108，永乐八年四月)这是何等气势。

在大漠以东的黑龙江一带，明成祖设立了奴尔干都司，治所位于距黑龙江出海口约100公里的特林，曾经七次派兵巡视，与郑和七次下西洋遥相呼应。巡视黑龙江的亦失哈，在特林地方两次修建永宁寺，立《敕建永宁寺碑》《重修永宁寺碑》。《永宁寺碑》的碑文用汉、蒙、女真三种文字镌刻，两侧则是汉、蒙、藏、女真四种文字的“六字真言”。

南边因为安南内乱，出兵平定后，设交阯(即交趾)布政司，成为明朝的一个省。

汉武帝时代，卫青、霍去病兵分两路，深入漠北。卫青的部队直抵阗颜山(燕然山)，即今蒙古共和国的杭爱山南麓，霍去病的部队更在乌兰巴托东北的狼居胥山，举行庆功大典。东汉和帝时期，窦宪、耿秉率汉、羌和南匈奴的联合部队，摧毁北匈奴主力，在卫青曾经到达过的燕然山，刻下了“纪汉威德”的纪功石碑。唐太宗时代，李绩和李道宗、薛万彻等人率领唐军及突厥、铁勒诸部，打击薛延陀部，兵锋直抵杭爱山。

但是，无论是汉还是唐，都是命将出师，唯独朱棣，是亲自率军，深入漠北。至于黑龙江流域，则无论是汉还是唐，都是兵力未及之处。而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不但在印度洋上示威，而且直接在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地面设置了三佛齐、满剌加等宣慰司，成为明朝的附属，更是汉唐所未见。

所以，对于朱棣的“武功”，《明史》说“远迈汉唐”，毫不为过。但是，朱棣不仅有“武功”，还有“文治”。这方面的大手笔，是《永乐大典》；另外，更有后来成为科举依据的三部“大全”。

《永乐大典》的全书已经散失，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对《永乐大典》的成书过程与贮藏情况做了概述：全书共22877卷、目录60卷，从永乐元年七月始，到二年十一月成，用时一年半，初名《文献大成》，由翰林院学士解缙总其事，参与者有147人。由于时间仓促，纰漏较多，遂调集2169人，共与此事，由解缙、姚广孝等人共同监修，到永乐五年十一月告成。由于卷帙过大，无法付梓。此书始存南京，迁都北京后存于北京的文楼。嘉靖四十一年，调集儒士200人，开始重录正副二本，由高拱、张居正主持校理，到隆庆初告成，原本归于南京，重录的正本贮于内阁所在地文渊阁，副本贮于“皇史宬”。明朝倾覆时，南京的原本和北京皇史宬的副本被毁，而存于文渊阁的正本，也只剩下2422卷，十仅存一。

《永乐大典》是明朝也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修书活动。对于这次活动，晚明孙承泽集中了当时人们的看法：“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销垒块，此实系当日本意也。”(《春明梦余录·文渊阁》)战事刚定，如此兴师动众，目的确实是希望通过修书，平息士大夫中的不平之气。但随着时局的稳定，“附加”的意图也就凸显出来，那就是对中国历代文献做一次全面的整理，所以取了《文献大成》之名，朱棣在“敕旨”中说到这个“初衷”：“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无厌浩繁。”(《明太宗实录》卷21)

通过《永乐大典》的编撰，文化人的心态确实平稳了不少，也触发了朱棣继续进行“文化建设”的兴趣，于是有《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全”的编撰，由接替解缙为内阁领班的胡广主持。这三部“大全”的编纂速度也十分惊人，从永乐十二年(1414)十一月修书的“上谕”发布，到第二年九月，为时10个月，260卷全部告成。其中，《五经大全》154卷、《四书大全》36卷、《性理大全》70卷。

如果说“大典”是整理历代文献，“大全”则是确立朱熹学说的地位：《五经大全》经注的依据是朱学，或为朱熹本人的著作，或为朱熹弟子的著作，或为朱熹推崇理学家著作；《四书大全》则是朱熹《四书集注》的翻版和扩大；《性理大全》所收的“先儒”著作，除两篇外，其他的不是朱熹所作便是朱熹所注。可见，成祖朱棣是把编纂“大全”作为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大制作。此后，全国官学学的是“大全”，科举考试考的也是“大全”，致使清朝《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说：“有明一代士大夫学问根底，具在于斯。”而实际上，人们通常所说的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的确立，也是以明代三部“大全”的编纂为标志的。

如此推崇朱熹之学，当然是出于统治的需要，但不知是否也与“国姓”为“朱”有关。有记载说，明太祖建立大明之后，曾经接见过一位来自朱熹家乡的“朱”姓读书人，问其是否为朱熹的后人，因为朱元璋希望自己的祖上也和朱熹有点瓜葛。

朱棣之为“成祖”，对明朝最为重大的贡献，还是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由此巩固了父亲朱元璋奠定的明朝基业。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既富且强的皇朝，都必须有两种资源：农业资源、牧业资源。都城在北京、在西安乃至在洛阳，都在特定的时代享有两种资源。但是，如果都城窝在南京，则只有一种资源，可以富，但绝不可能强。所以，所有定都在南京的政权，都是迫不得已的“半壁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