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四年(1371)三月，刘基致仕。明太祖朱元璋手书问天象，刘基详细做出条陈，大旨是：“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稍济以宽大。”(《明史·刘基传》)刘基如此回复，是有针对性的，直指朱元璋的立法与行政过于严厉。朱元璋对刘基的回复并不认同，声称：“元以宽失天下，朕救之以猛。”(夏燮《明通鉴》)可见，君臣二人所谓的“蜜月期”早已过去，他们在对形势的认识和立法的思想上，产生了重大分歧。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明太祖以严治国、以猛救弊的思想和行为逐步升级，持续对富民及经济发达地区进行打击和压制、对社会财富进行剥夺，大批杀戮功臣、严厉惩治贪吏，残酷打击持不合作态度或者通过言论、文字讥讽统治者的文人，形成了洪武时代“严峻冷酷”的政治气氛。

生逢顺治、康熙两朝的朱彝尊，或者是出于对清代文字狱的憎恶，或者是出于明朝遗老的怀旧之心，在他笔下，洪武时代君臣融合，士大夫过着闲适优游的生活：

孝陵不以马上治天下，云雨贤才，天地大文，形诸篇翰。七年而《御制》成集，八年而《洪武正韵》成书，题诗不惹之庵，置酒滕王之阁，赏心胡闰苍龙之咏，击节王佐黄马之谣。日历成编，和黄秀才有作；大官设宴，醉宋学士有歌……唯其爱才不及，因之触物成章。宜其开创之初，遂见文明之治。江左则高、杨、张、徐，中朝则詹、吴、乐、宋，五先生蜚声岭表，十才子奋起闽中，而三百年诗教之盛，遂超轶前代矣。(《静志居诗话·明太祖》)

事实是，明太祖虽然出身贫苦，却是自学成才，更受到士大夫的影响，喜欢舞文弄墨，而且热衷于“文化统治”。《洪武正韵》等篇的制作，目的正是在于建立新的模式和规范，套用孔子的话，就是在元朝“礼崩乐坏”之后，重新建立起行为规范。参与乃至主持这些文化活动的宋濂记载了修订乐章的情形：洪武四年六月，礼部尚书陶凯等制成《宴享九奏乐》，朱元璋对身边侍臣说到制礼作乐的目的，同时对元朝的状态进行批评——

礼以导敬，乐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为治？元时古乐俱废，唯**词艳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音相杂，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饰为队舞，谐戏殿廷，殊非所以导中和、崇治体也。今所制乐章，颇协音律，有和平广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喧哓**亵之乐，悉屏去之。(宋濂《洪武圣政记》)

制作《洪武正韵》和“九奏乐”一样，目的都是为了“导中和、崇治体”，都是为了革除一切“流俗喧哓**亵之乐”，特别是“**词艳曲”。我们今天认为的元代文学艺术的时代成果，当时的人们喜闻乐见的元曲、杂剧，正在革除之中。

朱彝尊津津乐道的江左、中朝、岭表、闽中诸子，在洪武时几乎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嘉靖、万历时代的文坛领袖王世贞对这一点看得十分清楚：洪武时代，若论诗名家，毫无疑问当推刘基、高启、袁可师，但是，刘基虽然有佐命之功，却被下毒而死，至于是传说中的胡惟庸所致还是另有隐情，不得而知；高启虽然参与过修《元史》，却因为出言不慎，泄露了宫中的一些污秽，被借故腰斩；袁可师则因为替太子辩解而忤旨，为避祸而假装疯癫。若论文学，无过于宋濂、王祎。宋濂致仕之后，因为胡惟庸案的牵连，一子一孙被杀，自己被放逐四川，死于途中；王祎因为奉命往云南劝降被杀，尸骨无存。

生逢自由奔放的嘉靖、万历时代的王世贞，深深同情生活在严峻冷酷的洪武时代的前辈，特别发出感叹：“士生于斯，亦不幸哉!”(王世贞《艺苑卮言》)这才是当时文人的真正感受。而且，悲剧不只是发生在刘基、高启、袁凯、宋濂、王祎数人的身上。清人陈田有《明诗纪事》，在《明诗纪事》的“序”中，陈田一口气列举了洪武年间最为著名的35位诗人。根据我所见到的材料，这35位诗人中的32人曾征辟为官，但这32人中，有9人被杀或死于非命，他们是刘基、汪广洋、高启、张羽、徐贲、谢肃、黄哲、王偁、魏观。另有3位因事得罪：杨基、唐肃、刘崧。也就是说，洪武时期曾经被起用的著名诗人，有近一半被杀、被害、被罢，其中包括地位最高、名气最大的刘基(御史中丞，诚意伯)、汪广洋(中书省右丞相，忠勤伯)。而所谓“吴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竟无一幸免，其中三位被杀。

由于文网之密、政治形势之严峻，江西贵溪县夏伯启叔侄二人，为了躲避官府的征用，当然也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惜将右手拇指砍去。明太祖闻报大怒，连同屡征不出的“苏州人才”姚润、王谟，均诛其身而籍其家，并且将其列入《大诰》，作为典型案件，以警示天下，“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律”，即由此而起。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说到苏州常熟一位读书人黄钺：“日游市肆中，见书，不问古今，即借观之，或竟日不还。是时天下新定，重法绳下，士不乐仕，人文散逸。诏求贤才，悉集京师。钺父见其子好学，甚恐为郡县所知，数惩之不能止。”(《黄叔扬传》)

好学便是招祸，喜欢读书唯恐郡县得知，谱曲作词则可能自招灾祸。一切娱乐，几乎都被禁止。在明太祖看来，娱乐和**词艳曲一样，只会使人好逸恶劳、败坏道德，并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所以，《大明律》有这样的条文：“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禁止搬做杂剧律令》)但在具体的实施中，更为严厉。

顾起元的《客座赘语》记载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的一道“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有府军卫千户虞让男、虞端，因为违令吹箫唱曲，被命将上嘴唇连同鼻尖一起割去；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巡保蹴圆，命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

成祖即位之后，继续打击各种艺术。永乐九年七月初一，有刑科署都给事中曹润等奏：“乞敕下法司，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国初榜文》)对我们今天称之为“艺术家”的艺人，则通过服饰方面的限制，进行歧视。比如男性歌者，须戴绿色头巾，而乐工的头巾，则须黑色；女性乐工，须服黑漆唐巾等等，以视和“良民”有别。

国家通过法令对文学艺术及其传播者表示公然的歧视，并用严刑峻法对参与者进行打击，文学艺术创作只能归于沉寂。

但是，明太祖的治国，决不止于这些“大棒”。对于普通民众，对于安分守己务农、务工、经商并且向国家好好交税、服役的“良民”，对于安分守己读书并且积极参与科举的读书人，对于安分守己为朝廷办事的官员，朱元璋都给予充分的保护，并且不断告诫官员，国家刚立、天下初定，需要固本强根，民众犹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初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同时，要求全体民众，学习朱元璋自己手定的《大诰》以及他亲自主持修订的《大明律》，学习反映优良传统的“乡选规民约”，建立起良好的社会风气。

所以，每当说到明太祖的治国理念和文化政策，我心里也充满矛盾，赞成他的治国“初心”，不赞成他过于严厉的法律和限制。但是，二者如何协调？朱元璋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因为在他的那个时代，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