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变”可以说是明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正统皇帝朱祁镇效法曾祖永乐皇帝，率领浩浩****的50万大军，当然不是“北伐”而是“耀兵”，竟然被蒙古瓦剌部冲击得七零八落，皇帝成了俘虏。

这个事件让人们看到，立国近百年的大明帝国的战争机器，在蒙古人的活动区域，如果进行野战，竟然是只庞大的“纸老虎”。与此同时，这件事也给了普通民众一些启示，皇帝离开了紫禁城，或许真是“纸老虎”。如同中国象棋中的“将”和“帅”，是不能离开“九宫格”的，是不能脱离“士”“相”保护的。或者正是由于这个启示，被蒙古人俘虏的正统皇帝的儿子成化皇帝，干脆就不出紫禁城了。不但不出紫禁城，甚至连大臣们也不愿接见。

这位年号为“成化”、庙号为“宪宗”的皇帝名叫朱见深，是英宗正统皇帝的长子。他一岁十一个月的时候，父亲朱祁镇在“土木之变”中被俘虏，叔叔朱祁钰做了皇帝，就是明朝历史上的“景泰帝”。弟弟景泰皇帝朱祁钰遥尊哥哥正统皇帝朱祁镇为“太上皇”，又在皇太后的干预下，立侄子朱见深为太子。两代人的故事，弄出了三代人的名号，虽然是因为皇太后没有文化而又顾着自己的嫡亲孙子所致，但包括大学士陈循、兵部尚书于谦在内的大臣们也没有修正，可见当时形势的紧急。

在顶住了蒙古人对北京的冲击之后，景泰皇帝的帝位看似巩固了，于是把侄子朱见深从太子的位置上拿了下来，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但是，被立为太子的儿子竟然不明不白就病死了，不知道是不是应了古人的一句话：“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儿子死了，景泰帝自己也一病不起。被蒙古人放回来、被弟弟景泰皇帝幽禁在南海子的哥哥正统皇帝，在一帮铁杆的帮助下，恢复了帝位，这就是“南宫复辟”。老子朱祁镇重新做了皇帝，儿子朱见深也重新被立为太子，八年后更继承了皇位，这就是成化皇帝，也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想看看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图的那位成化皇帝。

成化皇帝朱见深在位23年，留给人们最深印象的是两件事：第一，宠幸万贵妃；第二，只上朝不议政。

朱见深继位的时间是天顺八年正月，时年17岁。七月壬申(十九日)，立吴氏为皇后；八月癸未(二十二日)，废皇后。从立到废，前后只隔了34天。类似的变故，我不知道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几次，但明朝仅此一次。这个举动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而究其原因，竟然是皇后借故惩罚了皇帝心爱的一位女子。这位女子就是万贵妃。

万贵妃比皇帝大18岁，但皇帝置宫中三千佳丽为无物，心里装着的只有这位万贵妃，这不但不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也被当代的人们视为畸形爱情而嘲笑。但我认为，他们之间的爱情是伟大的。朱见深两岁时就和父亲分开，而母亲周氏是位“悍妇”，他由祖母身边的宫女万氏带大。从这位刚刚20岁的宫女身上，朱见深得到“母爱”。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知道自己另有母亲，对万氏的“母爱”逐渐转化为“姊爱”“情爱”。在他和万贵妃之间，皇后才是“第三者”。

《明史·贵妃万氏传》说：“宪宗年十六即位，妃已三十有五。”宪宗即位的时间为天顺八年(1464)正月，如果按照这来推算，万贵妃成化二十三年(1487)正月去世时，是58岁，出生则应该是宣德四年己酉即1429年。有人把万贵妃的生年说成是宣德三年戊申年(1428)，是因为只知道宪宗的“成化元年”在1465年，却没有注意宪宗的即位是在天顺八年即1464年正月。宪宗出生于正统十二年丁卯(1447)十一月，天顺八年(1464)正月即位时，按周岁是16岁，虚岁是17岁。《明史》为了说明皇帝和贵妃二人之间年龄的悬殊，贵妃用的是虚岁，皇帝用的是周岁。这是历代史家的无耻之处，也是今日关心者所不查之处。

朱见深在位共23年，和伟大的唐太宗在位的时间一样长。但人与人不一样，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23年里，做了多少事情？明宪宗朱见深却最多只认真做了一两年皇帝。他只在即位初的一两年里才公开出席一些活动，然后就进入了半休眠状态。清代学者赵翼《陔余丛考》对明朝皇帝的“亲政”状态发表了如下感叹：“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七十年之间，其间延访大臣，不过弘治之末数年，其余皆帘高堂远，君门万里。”而首开“帘高堂远，君门万里”先河的，正是宪宗皇帝朱见深。

明朝的皇帝从太祖朱元璋开始，到建文帝朱允炆，再到成祖朱棣，中经仁宗、宣宗，乃至曾经被蒙古俘虏的英宗，还有救急皇帝景泰，都十分勤政。不但每天视朝，视朝之后，还要和大臣“面议”国家事务、圣贤道理。“视朝”及“视朝”之后的“面议”，应该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环节。但从宪宗开始，只是“视朝”而不“面议”，视朝开始成为走过场的仪式。那么，遇上军国大事，大臣们怎么和皇帝沟通？由司礼监太监、文书房太监上传下达。这种状况，让文官们十分难堪，尤其是作为文官之首的内阁大学士们，每每向皇帝上疏，要求恢复过去的“面议”制度，于是发生了“万岁阁老”的事件。《明史·万安传》记载：

(成化)七年冬，彗见天田，犯太微。廷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时召大臣议政。大学士彭时、商辂力请。司礼中官乃约以御殿日召对，且曰：“初见，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将入，复约如初。比见，(彭)时言天变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尽心。”时又言：“昨御史有疏，请减京官俸薪，武臣不免觖望，乞如旧便。”帝可之。(万)安遂顿首呼万岁，欲出。(彭)时、(商)辂不得已，皆叩头退。中官戏朝士曰：“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止知呼万岁耳。”一时传笑，谓之“万岁阁老”。帝自是不复召见大臣矣。

这是著名的“万岁阁老”故事的由来。赵翼《陔余丛考》在言及成化末，万安劝阻尹直面议要求时，说：“自七年召见时、辂后，至此十五六年，未尝与群臣相见也。”这些记载固然是事实，却容易造成错觉，以为宪宗不召见大臣、不面议政事是从成化七年才开始的。其实宪宗即位之初便如此。由于他天生口吃，幼年多艰，造成了心理上的自卑和对万贵妃的依赖，而李贤为内阁首辅，和司礼监配合默契，故宪宗视朝之后，面不面议并不妨碍君臣的沟通和政事的处理。成化四年，彭时为首辅，其权威远不如李贤，又是谦谦君子；次辅商辂，是有明一朝唯一的“三元”进士，会读书、习礼仪，但也是书生。而同在内阁的还有一位万安，虽然与彭、商和睦相处，却通过裙带关系交通万贵妃，遇事先为自己打算。这样一来，内阁的力量便大打折扣，宪宗与内阁及外廷的沟通，便由司礼监和文书房一手掌控。内阁所言之事，“或留中，或下所司，多阻格”(《明史·彭时传》)，彭时遂悒悒不得志，才屡屡请求宪宗召见面议，于是有了退朝后的“万岁阁老”事件。

这两起事件放在一起，加上其他种种的荒唐，遂使这位“宪宗皇帝”被视为明朝最无所作为的皇帝之一。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皇帝的无所作为，放任了社会的自由与开放。成化时代，成为明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由于这种转变不是由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所推动，也不是以惊天动地的事件为标志，而是通过社会内部自身的运动及无数琐细小事来表现，故而滑出了人们的视野。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是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推动。但这个过程中，皇帝的“不作为”，竟然也为其做出了重大贡献。

明朝人对此也看得十分清楚，在批评了他一段时间之后，给了“宪宗”皇帝一个十分不错的评价：“上以守成之君，值重熙之运，垂衣拱手，不动声色，而天下大治。”(《明宪宗实录》卷293)明代社会正是在宪宗皇帝“垂衣拱手”的宽松管理下，“不动声色”地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