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无意于佳乃佳”

诗论家们普遍认为，真正的好诗是“神品”“逸品”，其中有一种似乎是人力难以达到的、妙不可言的“东西”。这种“东西”有人说是“天机”，有人说是“自然灵气”。如果用现代诗学术语说，这就是诗的潜在次序或诗的深层结构。问题是对诗人而言，这种潜在次序和深层结构是怎样发现的呢？中国古代诗学对此的回答是有分歧的。这就是“苦吟”派和“快吟”派的对立。清代孔尚任说：“诗有二道，曰工，曰佳。工者多出苦吟，佳者多由快吟。古人谓诗穷而后工，特为工者言耳。而佳诗，则必风流文采，翩翩豪迈，能发庙朝太平之音。”这种把“工”与“佳”截然分开的说法未必妥当，但孔尚任明确指出“苦吟”与“快吟”两派的区别还是有意义的。“苦吟”派和“快吟”派在如何去发现诗的潜在次序的问题上，其看法的确是很不相同的。

“苦吟”派以中唐以后的一些诗人为代表，他们认为诗若要工就必须长期不断地搜索枯肠，雕章琢句，反复推敲。孟郊说：“夜学晓未休，苦吟神鬼愁”；卢延让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裴说说：“莫怪苦吟迟，诗成鬓亦丝”；方干说：“才吟五字句，又白几茎须。”也许他们的看法来自杜甫，因为杜甫说过：“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论画则主张：“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当然，杜甫并非“苦吟”派，他写的即景会心、纵手而成的即兴诗很多。“快吟”派以苏轼为代表。他认为写诗不必冥思苦索、琢刻藻绘，要快吟，要“冲口而出”。“好诗冲口谁能择，俗子疑人未遣闻”。他在《跋刘景文欧公帖》中说：“此数十纸，皆文忠公冲口而出，纵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画，皆有自然绝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在《评草书》一文中，他又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1]苏轼的意思是：平时要“积学”“有意于学”，而草书时则要“速”，即不加思索挥毫成字，这样，虽“无意于佳”，可最后却达到了“佳”的境界。这里所讲的是书法，然而“无意于佳乃佳”的观点却是对他的作诗要“冲口而出”观点的更深一层的表述。苏轼的门人张耒深得其老师的旨意，在《贺方回乐府序》中进一步发挥说：“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其后，所谓“不求工者自工”“不期高远而自高远”等说法，也都得苏轼的“无意为文”“冲口而出”的本旨，成为“快吟”派的口头禅。公平地说，“苦吟”与“快吟”各有千秋，苦吟以人工胜，稳妥严谨，精当洗练，但失之于雕琢；快吟以自然胜，触物兴怀，涉笔成趣，但也可能无边无际，信口开河，失之于粗疏。本文无意于评判“苦吟”与“快吟”的优劣，只是想对苏轼等提出的“无意于佳乃佳”和“冲口而出”的观点作些讨论，因为苏轼的观点作为古代诗学的一种理论，广有影响，而且也的确不失为一种真知灼见。

“无意于佳乃佳”“冲口而出”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诗学悖论，一方面，诗人无意于诗，无意于佳，更无意于传世，即“无心插柳”；可另一方面却在不经意间“冲口而出”，而有了诗，有了佳诗，有了可以传世之诗，即“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种思路并非苏轼首创，《淮南子·说山训》中早就说过：“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历代名画记》中也说：“夫运思挥毫，自以为画，则愈失于画矣；运思挥毫，意不在于画，故得于画矣。”[2]苏轼的“无意于佳乃佳”是对这一思路的新的发挥和概括。

可以从社会学和心理学两个不同的层面来解释苏轼的上述论点。

从社会学的层面看，苏轼的“无意于佳乃佳”是反对为写诗而写诗、为艺术而艺术，强调写诗的社会功利目的，强调有感而发，反对无病呻吟，反对“为赋新词强说愁”。苏轼在《答乔舍人书》中说：“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在《答虔倅俞括奉议书》中说：“有意于济世之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观美”。这就是说，诗作为“济世”之具，要以“体用为本”，那么诗人就要有社会责任感，不装聋作哑，不趋炎附势，不奴颜婢膝，不争宠取怜，敢爱人之不敢爱，敢恨人之不敢恨，敢道人之不敢道，敢写人之不敢写，这样“冲口而出”的诗篇，自然有经世济民之志，愤世嫉俗之心，真切动人之情。苏轼在《录渊明诗》曾说：“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这样，苏轼的诗就是不吐不快、无所避讳的率真之词。无意为诗而终为传世之佳诗。

从心理学的层面看，苏轼的“无意于佳乃佳”，内涵也很深刻。“无意于佳”，即在写诗时，精神完全放松，心理处在弥散状态，不把写诗当作一回事，不去冥思苦想，搜肠刮肚；“乃佳”，即是在这种不经意之间冲口而出，倒发现了诗的潜在次序或深层结构，创作出了佳作。表面上看，诗人的精神状态（无意于佳）与产生的结果（佳）是矛盾的，实际上这是符合心理活动规律的。

首先，聚精会神、殚思竭虑的精神状态，对科学研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但对写诗这种审美创造活动来说有时就未必好。因为这种精神状态就意味着诗人处于有意识注意中。有意识注意，使诗人完全清醒，无意识受到全面的抑制，意识聚焦高度活跃，这样诗人的思维是准确的、谨严的、规范的，但也可能由于思维过于准确、谨严、规范而陷入狭隘，不能自由挥写，不能寻找到“自然灵气”与“天机”。格式塔心理学为我们对意识聚焦的局限作了详尽的研究，他们通过无数试验证明，我们的眼睛，或者说得更确切点，我们的大脑，有一种压倒一切的需要，这就是从眼前任何杂乱形式中选择出一种准确、集中、简单的模式来。对于诗这种复杂的充满自然灵气的结构来说，意识聚焦的这种选择性、狭窄性、规范性和准确性太缺乏伸缩性和张力了（参见A.埃伦茨韦格《艺术的潜在次序》一文）。这也正是苏轼主张“无意于佳”“无意为文”“冲口而出”的原因。在“无意”和“冲口而出”的不经意和无心的状态下，有意识注意和意识聚焦无法形成，这就可以使诗人免于陷入过于准确、过于狭隘的不利发现诗意的困境。

其次，诗创作是有意识与无意识结合的产物。对诗人来说，意识诚然是重要的，但无意识是一块辽阔的“非洲大陆”，它的资源非常丰富，完全没有无意识的资养，诗创作也难以达到极致。如果说意识可以帮助诗人达到准确、精当、严谨、洗练的话，那么无意识则可以帮助诗人把意识的狭小的焦点扩大为一种广阔、丰富而包罗万象的审视。正是透过这种弥散的审视，诗的潜在次序和深层结构才易于被发现。西方有的学者说：“艺术创造是在心理的深邃的无意识上获得营养的。艺术家比起一般人更善于自由地驾驭自己受压的内驱力，而且能在这过程中用神奇的审美次序及和谐来引导它们。”这些话未必尽妥，但它肯定艺术创作需要无意识的协助，则是无可避讳的事实。苏轼之所以强调“无意于佳乃佳”，强调“冲口而出”，其原因之一就是肯定了无意识对诗创作的作用。如果说“苦吟”派更重视求助于意识的话，那么“快吟”派则更重视求助于无意识。因为在“无意”和“冲口而出”的情形下，人的精神放松了，意识对无意识的压力减小了，这时无意识就可冲破意识的“防卫”，出来施展它的才能。这样，诗人就会出现一种神思恍惚的、弥散的、具有张力的审视和快捷的捕捉，这可能是最富于创造性的一瞬间，自然灵气似乎不思而至，意外佳构仿佛纵手而成。苏轼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恩二僧》一首的最后二句云：“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一般人认为这是指诗人来了灵感，要赶快捕捉住诗情，不让它跑掉，这自然是对的。但所谓“灵感”，也就是将有意识提出的任务，交由无意识去完成。诗人抓住的这一刻，也正是他的充满张力的无意识审视出现的一刻，抓住这一刻“冲口而出”，就可能是好诗。

这里值得提出的还有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的一段话：“文所不能言之意，诗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盖其天机之发，不可思议也。故余论文旨曰：‘惟此圣人，瞻言百里。’论诗旨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刘熙载以他的艺术家的敏感，发现诗歌创作与文章写作的不同。文章写作要有明确的概念和严密的逻辑，才能把道理讲透彻，把事实摆清楚，所以他说“文善醒”。“醒”，即是明意识，在清醒的意识中，才能准确地控制和安排好那些概念和逻辑。诗歌创作要有动人的情感和鲜活的意象，才能把情景描摹好，所以他说“诗善醉”。“醉”，即不清醒，是潜入无意识状态。而“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即指无意识的特殊的张力和创造力，可以弥补意识之不足，而透露出不可思议的“天机”来。由此，刘熙载提出他的论诗宗旨是“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此语出《诗经·载驰》，意思是说，你们出了许多主意，都不如我自己出的主意。刘熙载用它强调诗，表现诗人自我的特征。不难看出，刘熙载的话含有这样的旨趣：诗人的“醉”正是诗人的不“醉”，因为诗人从“醉”中得到了“醒”时得不到的东西，这与苏轼的“无意于佳乃佳”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苏轼强调“无意于佳”“冲口而出”，并不是无条件地乱嚷乱叫，也不是做白日梦。苏轼认为要达到“无意于佳乃佳”的创作境界，既要长期“积学”，又要为人豪爽，即以创作主体的学问与性格为条件。他在《跋王巩所收藏真书》中说：“余尝爱梁武帝评书，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誉，观者不以为过。信乎其书之工也。然其为人傥**，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没人之操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其近于有道者耶？”[3]苏轼这里是在评论怀素（藏真）的书法，他认为怀素“为人傥**”，性格豪爽，所以他的书法“本不求工，所以能工”，就像那“没人”（有潜水本领的人）操舟，心中有数，不怕掉到水中，也不关心能不能渡到对岸，所以尽管船在惊涛骇浪中颠簸，也能举措自如稳妥。苏轼评论书法的这些话，对诗歌创作同样也适用，诗人只有在自身根柢深厚而具有很强的驾驭能力的情况下，他才能做到胸有成竹，既能“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又能“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达到“无意于佳乃佳”的境界。这也就是说，偶然实乃出于必然，“无意于佳”所仰靠的无意识的张力和创造力，其实是以深厚的根柢为基础的，若没有这个基础，所谓“佳”的效果是不会自来的。

关于这一思想，南宋诗人刘克庄有较好的发挥，他在《回信庵书》中说：“大率有意于求工者率不能工，惟不求工而自工者为不可及。求工不能工者滔滔皆是，不求工而自工者，非有大气魄、大力量不能。”“大气魄”“大力量”就是根柢，有了这个根柢，才能谈“无意于佳乃佳”或“不求工自工”。就以苏轼为例，如果不是他的旷达豪爽、不同流俗的心胸和才学超群的准备，那么他也不可能“冲口而出”，达到“无意于佳乃佳”。李晔说：“子瞻雄才大略，终日读书，终日谭道，论天下事……止因胸次高朗，涵浸古人道趣多，山川灵秀万物之妙，乘其傲兀恣肆时，咸来凑其丹府，有触即尔迸出，如石中爆火，岂有意取奇哉！”[4]这就说明，无意识的创造力和张力诚然是宝贵的，但并非每个诗人都能充分利用它。只有那些在气、才、胆、识、力等各个方面都有充分准备的诗人，才有可能有机会去得到它的滋养，而于“无意”中，于“无心”中，于“冲口而出”中，获得那似乎是人力难以达到的“天地自然之音”，发现诗的潜在的艺术次序，创造出传世之佳篇来。

[1] 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83页。

[2]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36页。

[3] 苏轼：《自评文》，《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77页。

[4] 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