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想说一点，即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国家，在历史的每一个重要的关头，都不能不面对这个悠久的传统，说它是“负担”也好，说它是“资源”也好，不面对是不可能的。历史的经验已经反复告诉了我们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传统是活着的，它就在我们的身旁。我们“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传统文化对于我们是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T.S.艾略特）。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悠久的有活力的传统文化会渗透于每一个人的血肉中，成为一种无意识般的存在，必然会通过一代又一代人接续下去。

就是那些反传统的人，他们身上也必然存在一种文化悖论：一方面，他们拒斥传统，批判传统，力图割断与传统的联系；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必然承受着传统，有时不得不服从传统。实际上，任何民族的任何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进入文化遵从的轨道，无论是什么样的天才人物，包括文学创作上的天才作家，都必然有一个文化遵从的过程，就是那狷狂乖张的庄子，宣布“上帝死了”的尼采，只要我们认真地研究他们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石破天惊的言论，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变了态、变了形的文化遵从的产物。文化是一种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力量，不知不觉地沉淀于每个人的血肉中。

鲁迅是中国现代史上反传统文化的一个先锋，但是，他同时又用了大量的时间来学习、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从6岁开始，他就开蒙读书，一开始就读经书，《论语》《孟子》等，后来在“三味书屋”，什么难懂的古籍，都一一做了研究。在北京工作时，还抄过古碑等。他深受传统文化的熏染，传统文化成为他的精神生活不可剥离的一部分。这里且不说他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上、审美选择上、艺术技巧上的吸收，单拿伦理道德来说，鲁迅在一些关系到个人的重大选择上，也常常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遵从。例如，与朱安女士的婚姻，就鲁迅个人的意愿而言，当然是不同意的，但他在日本接到母亲的来信，说是已经订了亲，女方完全是按规矩教养大的，又不识字，自己也没有见过，起初他要求退婚，然而母亲第二封信来了，说不能退婚，鲁迅就只得退一步，说第一要朱安放足，不要缠小脚，第二要朱安进学堂读书识字，可母亲的信又来了，说朱安已缠了小脚，放不开了，同时也不愿进学堂读书。在母亲的促逼下，他只得回国并接受了这门婚姻，在结婚那天，他头上还装了假辫子，婚后第二天，他还跟朱安去娘家“回门”，尽量遵守礼数。后来他对自己的行为一再解释，说他之所以在当时接受这门婚事，主要是不愿违背母亲的愿望，为了尽孝道。“孝道”是什么？还不是儒家的礼教吗？仅从这一件事，就说明了对于传统文化的遵从，即使像鲁迅这样有斗争精神的人，也是不可抗拒的。有人觉得，鲁迅是号召人们摒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但又不得不学习甚至适应传统文化，“这对他的一生来说，是一个嘲弄”。我对这种说法是不能苟同的。要是这些人知道文化遵从对任何人都有极为强大的渗透力和控制力的话，也许他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文化遵从对作家个人而言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艺术创造力的源泉之一。

文化是一种知识和文化范型，文化遵从就意味着不断积累知识和范型，对作家而言，知识和范型的积累并不是什么负担，相反，这是他的创作的泉源之一，因为创作首先要观察，而观察跟自己的知识和已有的范型的多少是密切相关的。英国现代艺术史家冈布里奇认为“所见出于所知”。人们常认为，作家所写的是他的所见、所闻、所感，其实作家所写的是他的所见、所闻、所感与他的所知所形成的独特的诗意关系，如果没有作为初始范型的“知”作为参照系，他面对他的对象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当然也就写不出。冈布里奇在《艺术与幻觉》一书中，力图证明的就是这种具有文化内涵的初始范型的“知”的重要性，他说：“在表现不熟悉的对象时，熟悉的对象总是一个恰当的起点，一个现成的再现性形象总是对艺术家施加它的影响，即使在他努力去记录真实时也是如此。因此，古代的批评家曾经注意到，有些著名的古代画家在画马时犯了一个奇怪的错误：他们把眼睫毛画在马的眼睑上，这是属于人眼而不是马眼的特征。”[7]这里谈的是绘画，但用来解释作家的创作也是完全合适的。对作家来说，所谓“熟悉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文化遵从中获得的知识，这些知识构成一个范型，他就凭着他所熟悉的范型去观察、去体验、去描写、去表现。文化是一种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力量，不知不觉地沉淀于每个人的血肉中。

鲁迅的小说《祝福》，无疑是揭露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的吃人本质的，对传统文化的劣根性进行了批判，但就鲁四老爷和祥林嫂之间的主、仆关系的范型来说，则是作家从文化遵从中获得的，没有鲁迅所熟悉的封建社会中主、仆关系范型，这篇小说就没有“恰当的起点”，尽管在小说中作家的思想态度已不是“文化遵从”，而是“文化疏离”，但这种“文化疏离”是从起初的“文化遵从”中摆脱出来的结果。鲁迅从不回避自己的“文化遵从”，他早期所写的《破恶声论》中对传统文化充满感情，如他所说：“顾吾中国，则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凡一切睿知义理与邦国家族之制，无不据是为始基焉。效果所著，大莫可名，以是而不轻旧乡，以是而不生阶级”“凡所自诩，乃在文明之光华美大，而不借暴力以凌四夷，宝爱平和，天下鲜有。”[8]这些叙述，足以说明鲁迅从幼年起受中国固有文化的熏染，“文化遵从”是他生活的起点。在他觉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后，他也曾自我解剖说：“就是思想上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9]所以，对于鲁迅来说，《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等所有他所熟悉的或钻研过的经书和一切古籍，都是他心中打开的书，他对这些书是欣赏还是厌恶，都是他的“所知”，是他的文化初始范型，他后来笔下所描写的所表现的，不仅仅是他的所见、所闻、所感，而且是他的所见、所闻、所感与所知的一种独特的关系。换言之，他是从他已获的文化初始范型去掌握现实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遵从是他的艺术创造力的起点。

我们说“文化遵从”是作家艺术创造力的根源，还在于上面所说的知识和范型，在作家的头脑中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已经变为作家的无意识，成为一种“情结”，成为他的内在的、非自觉的动能。列宁曾说过：“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列宁这里所说的“逻辑的格”与我们所理解的“文化范型”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经过千万次的重复才获得的，并具有“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现代心理学表明，在文化遵从反复过程中作家所获得的文化范型是通过“内化”的机制获得的。“所谓内化指的是一种过渡，由于这种过渡的结果，对付外部物质性对象的外部形式的过程转变为智慧方面、意识方面进行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经受了特殊的转化——概括化、言语化、简缩化，而主要的，是能够超出外部可能性的界限而进一步发展。”[10]内化在作家这里就是将外部的文化形态转化为作家心灵内在的知识、范型，或者也可以说是“逻辑的格”。这种过渡的深刻性在于：它已经从意识的层面，转化为无意识的层面，所以能够“超出外部可能性的界限而进一步发展”。对作家更有意义的一点是，文化遵从同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是通过千万次的反复而实现的，在这反复的过程中，由于具有概括化、抽象化、简缩化，文化遵从的具体的内容都可能作为历史而消失，但它的一般形式，即范型，如时空结构、模式特征、活动的次第，却随着文化遵从的不断进行从具体的内容中游离、独立出来，逐渐在作家的身上成为一种相对固定的范型沉淀下来，使它能够作为一个“格”不断开辟创作的新天地。为什么在许多作家那里，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总是重复出自一个范型的同一个母题，如屈原的“上下求索”，陶渊明的“隐逸”，杜甫的爱民与忠君，白居易的讽喻等，作为一种母题在许多作品中出现，这与他们在文化遵从中所获得的范型密切相关，或者说，范型的巩固性和无意识性，使他们在变换了作品的具体内容之后，仍然不自觉地落入了已获得的范型中。不仅如此，同一时期遭遇相似的作家，也常在不知不觉中落入同一范型，其原因也是“文化遵从”的相似沉淀为相似的“逻辑的格”。由此不难看出，作家从文化遵从（活动）的反复过程中获得的范型，一旦变成了无意识和直觉，它的强大的动能就会产生无穷的再生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的作家总是不由自主地与传统构成同时的局面。

更进一步说，我们无法抛开先辈创造的精神遗产，我们只有解释他们的精神存留物。我们每时每刻与传统共处。即使在大变革时代，传统也不会消失，它仍然在起作用。德国哲学家加达默尔说：

即使在生活受到猛烈改变的地方，如在革命的时代，远比任何人所知道的多得多的古老的东西在所谓改革一切的浪潮中仍保存了下来，并且与新的东西一起构成新的价值。[11]

加达默尔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改革并不是抛弃传统，而往往是利用旧的传统，构成新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古代的哲学、伦理学、语言学、文学、教育学、经济学等，都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正是在“五四”的反传统的文化运动中，由于引进科学的方法和新的观点，这些古老的东西终于得到系统的整理和科学的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等，都是在“五四”新精神的启发下，“化腐朽为神奇”，使古老的东西焕发了青春。这样，这些活动就与传统构成了同时的局面。

还有，解释前人的精神文本，是一个每时每日都在发生的事情，是现代人的一种理解活动。在这种理解活动中，现代人不是消极地接收什么固定的意义，相反，意义是古人与今人共同创造出来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说：

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某个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准确的经典注疏可以拿来当作解释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它固然喜欢援引“有典可稽”的东西，然而最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自明、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被设定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12]

海德格尔强调人类的理解活动的“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强调主体在解释历史文本时候的主动性，这并没有否定古老历史文本的重要性。实际上人类的理解活动是一种双向的对话过程，首先必须有古代的文本，它向理解者发出信息，而理解主体则以“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向古老的文本发出信息，在这两种信息的交换中，或者是互相重合，或者是互不相同，或者是互相修正，或者是互相妥协……终于构成了现代人的理解活动。人类的理解活动证明，传统是活的，它没有死去，它为一代又一代人提供理解活动的基础，并在新的一代人参与下，创造出新的价值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