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人完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出对传统的“眷念”，与“五四”新文化时期对古老传统的批判看似完全不同，实则有相通之处。因为“五四”时期人们看到的是中华古老传统的惰性、封闭性所产生的俗气和浅薄的一面。中国现代伟大思想家、文学家鲁迅终其一生就是在与传统文化中那些麻木、庸俗、虚伪、落后、俗气、教条等作殊死的斗争。我们不会忘记他的《狂人日记》，不会忘记其中耳熟能详的一段话：“凡事总需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鲁迅对旧文化的批判的确是十分彻底的和全面的。他当年力主对外国的东西采取“拿来主义”，就是要用西方的现代文明来对抗中华古代传统的封闭、落后、虚伪、平庸、俗气等，以使中国人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当时，拿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来开刀，的确是一种需要。胡绳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封建势力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形势下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的。当时的反孔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孔子之道，代表封建宗法时代的‘道德、礼教、生活、政治’，这些是和建设现代的新国家不相容的，所以陈独秀说：‘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第二，2000年来，孔子被尊为圣人，人们只能以孔子（或后世对孔子的‘权威’解释）之是非为是非，否则就是离经叛道的罪人。打破这种偶像，使人们能够独立地思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要求，这也是它主张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3]当时反孔的这两层意义都是时代的要求，孔子及其学说既然是与科学与民主相对抗的，那么当时反孔是有充分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内在根据的。

这里，要补充一层的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觉醒的运动，是个性解放的运动，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一切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孔子的思想死死地束缚了人的觉醒和个性的解放，所以反孔也是一代人精神解放的需要。当然，鲁迅和他那个时代追求国家现代化的人们，因为受当时强大的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新的总比旧的好”而对传统说过一些过头话、矫枉过正，也是可以理解的，并不是什么大过失。今天的人们责怪鲁迅等先行者对传统否定过多，甚至给扣上“反传统主义”的帽子，我认为是有失公允的。

这里我还想表达另一点意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不能扣上“反传统主义”的“帽子”，还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反一切传统文化。可以说，他们是对传统文化进行一次价值重估。鲁迅说：“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古人所创的事业中，即含有后来的新兴阶级皆可以择取的遗产”。[4]他还说：“我们不但是文艺上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5]“整理国故”的口号就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解释传统的文化著作，但不再沿用旧说，而用新的观点进行价值重估。例如，过去总是以“温柔敦厚”的诗教和“文以载道”的文论来评价文学，重视文学的道德伦理的教化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则更重视文学的真与美的价值，对于善的标准也赋予新的内涵。这样，不能登文学大雅之堂的“小说”，重新受到重视与评价，并在文学史上占了一席之地。现在被某些人称为“文学的圣经”的《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就是由“五四”时期的“新红学”学者们发现的。第一部真正的小说史就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和鲁迅用新的时代的眼光看问题，多不满传统文学的“大团圆”，原因是这种“大团圆”往往是人为的编造，不真实。鲁迅欣赏《红楼梦》，重新解释《红楼梦》，其原因也是《红楼梦》的艺术真实性，他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6]至于鼓吹贾宝玉、林黛玉的反对封建礼教、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更是对“善”的重新解释。值得申说的是，他们对传统的重新解释，实际上是他们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理解，也可以说他们要在对传统的重新解释中来发现自己、肯定自己，宣扬科学、民主和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念。

这就是说，“五四”的“反传统”和当代的“传统主义”都以反对平庸、虚伪、俗气、浅薄为旨归，都以人的精神现代化为旨归，“五四”的“反传统”是要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来摆脱古代传统文化那种无生气的、麻木的、僵死的东西，以实现人的精神的现代化；今天我们承继文化传统，是要以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伦理精神来摆脱现今流行的拜金主义、拜物主义等，其目的也是促进人类精神的现代化。因此，在建设人类精神的现代化上，它们似乎是相同的。

由此我们不难想到，中华古代文化有两面，有人文、儒雅、智慧、淳朴、自然、真实、善良、超脱的一面，同时又有残忍、愚昧、虚伪、庸俗、封闭、停滞的一面。可以说是精华与糟粕并存。这就要看我们所处的是什么历史文化语境，时代需要什么精神文化。“五四”时期，传统文化的残忍、愚昧、虚伪、庸俗、封闭、停滞妨碍了我们的生存与发展，妨碍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反传统主义”由受压迫的地位逐渐占了上风，就不足为奇了。现在，当社会转型时期的拜金主义、拜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让平庸、俗气、粗卑的市民主义“污染”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人们想到并推崇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儒雅、智慧、淳朴、自然和超脱，不也就很自然了吗？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今天学者们看重传统，也是要解释传统，以新的人文视点重新阐释传统的文化文本，释放出传统文本中健康的、清新的、向上的信息，以重新塑造现代人的灵魂，以健康的精神境界，去面对这“钱”欲横流、“物”欲横流、人欲横流的世界，为人类营造新的精神家园。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是为了对抗封建主义的话，那么我们今天需要“国学”则是为了对抗“拜金主义”和“拜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