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代文论的研究已经公认为“国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什么在经过了“五四”新文化激烈的反传统运动之后，在经过改革开放的商业大潮的洗礼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和在21世纪开篇之际，所谓的“国学”又会“热”起来呢？这是偶然的吗？是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这不过是某些知识分子“为学术而学术”，以逃避社会喧嚷的无奈的行为？是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学术出台，思想淡化”？

这里我们认为要谈一谈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90年代的“国学热”之间的联系。

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呼唤中华古老传统文明的热潮。从先秦诸子学派、汉代儒学、魏晋玄学、隋唐达到高峰的佛学、宋明理学、明代心学、清代乾嘉小学等，都被重新拿出来研究。传统的文学艺术及相关理论的研究热潮也有增无减。对中华传统文化评价之高，可以说是空前的。更不用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大量印刷和广泛流传。《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等的发行，可以说创造了书籍发行之最。我有一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就发行了80万部，到90年代早就超过百万部。目前一切所谓的畅销书都在它的面前“相形见绌”了。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国学热”，也只是与以前的国学研究相比较而言的。实际上，如果与目前社会的经济活动大潮相比较，学术研究的状况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但不论怎么说，学术研究，特别是“国学”又重新受到了知识界的重视，各种研究课题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经在“五四”时期被列为要打倒的“孔家店”（孔子），在经历了近70年后，又被尊为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教育家，古代文明的先驱和圣人。一部由中国书店1994年出版的其规模达280万字的《孔子文化大典》的皇皇巨著，这是为“隆重纪念孔子诞辰2545年”而作的。在题为《孔子——永恒的人类伟人》的“代序”中赞美说：“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儒家哲学的开山鼻祖，首创儒家学说体系。他的学说、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等诸多人文科学领域内均有独创与建树，其博大思想，符合中华民族的需求，适应了当时的中国国情，形成了传之久远的时代精神。”[1]甚至说，“孔子站在中华民族的前列。‘背着因袭的重担，肩着黑暗的闸门’，使中国奔向新的未来。”[2]耐人寻味的是其中用当年反孔先锋鲁迅的话来赞美孔子，其美化孔子之“用心”可谓“良苦”。老子和庄子开创的道家的崇尚自然的哲学，在环境遭受严重污染的今天，他们似乎成为“绿色”思想最早的提倡者，更成为“香饽饽”而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

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成绩斐然，学界瞩目。首先是研究的层次提高了，不再视为一般的“诗文评”，而把它看成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继承、借鉴的古代文学理论。1996年文论界提出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话题后，大家似乎从这里看到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生机，一时间文论界内外的学者争相发表意见，成为学术界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尽管“现代转换”是十分困难的，但仍有不少学者在这条路上探索，这是极可敬佩的事情。其次，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只有对两本书的研究被真正称为“学”，一是“红学”，一是“龙学”，由此可见文论代表作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成熟时期。最后，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论文发表之多，质量之高，也是空前的。可以举的例子是，《文艺研究》杂志从1979年到1999年发表的关于“意境”的研究论文达到30余篇；1996年出版的复旦大学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通史》，达到7个分卷，质量也有很大提高。

一时间，“国学”又成为显学。连“五四”时期为革命开路的“反传统”也受到各种质疑和诘难。林毓生教授那本广为人知的《中国意识的危机》，集中批判了“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反传统主义”，书中说：“这三人在性格、政治和思想倾向方面的差异影响了他们反传统主义的特质。但他们却共同得出了一个相同的基本结论：以全盘否定中国过去为基础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是现代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根本前提。因此，对‘五四’反传统主义所以激烈到主张中国传统应该予以摒弃的问题，是无法从心理的、政治的或社会学的概念来加以解释的。”这本书于80年代中期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学界引起广泛注意。不少学者沿着这条思路对“五四”的“反传统”进行这样那样的批评，似乎“五四”的“反传统”精神不行了。当然，也有一些人不能理解对传统文化的鼓吹和对“五四”反传统的否定，认为这些人又要躲到“故纸堆”里去讨生活，对现实生活采取隔离的态度。争论甚为激烈。这个新的学术景观是怎样出现的呢？是传统文化变了呢，还是人们的观念变了呢？

就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境遇”来说，在经过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冷遇后，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就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90年代开始，传统文化似乎迎来又一次“青春”。应该说传统文化还是传统文化，传统没有变，变化了的是现实生活。在经过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初步洗礼之后，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面“旗帜”。

“物”和“金”都不是坏东西，甚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我们当然要发展经济，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要有钱有物，有丰富的钱与物，我们不愿再返回那种物质极端贫乏的生活，这一点自不待言。但是一旦“物”和“金”成为崇拜的“主义”，社会问题就来了。因为一个社会如果只重经济活动，只重“钱”与“物”，甚至形成一种经济决定论，把经济活动推到极端，那么社会生活就会失衡。

社会是由人所组成的，人之所以是人，就因为人既需要物质生活，也需要精神文化生活。人们要是没有精神上的追求，那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在没有精神文化的追求的情况下，人的原始的欲望就会立刻膨胀起来。为了满足这种动物性的欲望，需要钱与物。在缺乏金钱与物质的条件下，他们就会铤而走险，不择手段地去偷去抢去受贿去贪污去走私去干一切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的情况是，金钱的威力渗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连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无法抗拒市场化的力量。书刊电台电视本来是用来传播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的，但是为了盈利而去投合受众的低级趣味，去搞暴力的、引诱人的、蛊惑人的东西，结果是精神的产品变成了金钱的奴隶。

金钱的“魔鬼”几乎无所不在。打开电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得接受那铺天盖地的各色各样的商品广告。尽管你不是女人，你得看各种新式的卫生巾广告；尽管你不需要隆胸，你得看各种隆胸术的宣传；尽管你不需要那些奇装异服，你还得忍受那些穿着奇装异服的女人在你面前扭来扭去……不但在电视广告中，而且在你阅读报纸的时候，你在大街上散步的时候，在你打开电脑的时候，在你娱乐的时候，在你谈情说爱的时候，在几乎一切时候，你都无法拒绝这些东西。现实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变得俗不可耐，人的浅薄与庸俗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样，有精神追求的人，还有智者，就不但不愿意走这条充满俗气、浅薄和庸俗的道路，而且还要与这些东西隔开。他们要摒弃这种非人的庸俗生活。于是他们扭过头看自己祖先所创造的文明，并从那“仁义爱人”的伦理中，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中，从“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的教导中，从“和而不同”“群而不党”的人际理想中，从“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文追求中，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亲和中，从“民贵君轻”的政治理想中，从“无为无不为”的辩证思想中，从“与天地万物相往来”的自然观中，从风、雅、颂、赋、比、兴的诗性智慧中，看到儒雅而纯正的背影，或看到顺应自然的境界，他们连忙往回走，试图看到传统背影的正面，去领略那阔大恢宏的中华古典文化的气象、精神、诗情和韵味。于是我们重新发现孔子入世之道，重新发现庄子出世之道，重新发现汉学的古朴之道，重新发现玄学的思辨之道，重新发现盛唐之音，重新发现宋明理学之理……神往古代传统是人们试图摆脱现代社会俗气和浅薄所做的一种努力。他们也许都知道这些研究对于社会不会有直接的效用，有的研究不过是“为学术而学术”，但是他们相信，他们的研究是“无用之用”，今天看来没有直接的效用，可只要研究下去，不断积累，就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人生。一切真、善、美的东西都有存在的价值并成为生活的“酵母”。中国先人所创造的真、善、美的东西也必然有存在的价值并成为今日生活的“酵母”。

应该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它的传统是丰富而多元的。除了儒、道、释以外，还有许多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