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作为文化的三个子系统，缺一不可。文化中的这几个子系统要是发展不平衡，出现畸形状态，就是一个社会危险的信号。

历史的经验是不能忘记的。鸦片战争之后，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了，出现了“洋务运动”，从物质的层面吸收西方的船坚炮利、声光化电，对于西方的共和制度和民主思想，则完全不予理睬，结果“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吸收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教训，企图从制度上吸收西方进步的东西，但是对于精神文化则关注得十分不够，没有得到全国多数人的拥护，结果还是失败了。辛亥革命成功，革除了帝制，但精神文化没有起色，国民的灵魂没有得到刷新，人民团结不起来，结果是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五四”文化运动可谓痛定思痛，发动了思想文化革新运动，力图革新人的精神面貌，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力图获得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这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所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很难被切割开来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要平衡地前进，才能推进社会的持久进步。畸形的文化，必然造成畸形的社会问题。这对社会发展来说，是绝对不利的。

经济的发展论不能变成经济决定论。经济的发展要有精神文化的引导。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精神文化）的作用反作用的观点没有过时。关键的问题是人的需要是多层面的，除了物质的需要之外，人的思想言论的自由，人的个性的发展，精神生活的丰富，也属于人的需要，在物质得到基本的满足的条件下，这种需要就会凸显出来。没有钱是不行的，但仅有钱也是万万不行的，在这个时候，体制文化的改变、精神文化的关怀，就成为重要的方面。像美国的经济诚然是世界前列，但在他们那里种种关系到人的生存与精神生活等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解决。

更重要的是，现代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深度文化的引导。在我看来这种深度文化虽然涵盖的面很宽，但最主要的是人文精神的关怀。经济的发展要体现以人为本。如果经济的发展让人感到机器的压迫、电子的干扰、环境的污染、文物的破坏、信仰的实落、欲望的膨胀……那么这种经济的发展对人的生存又有什么意义呢？应该看到，现代经济的发展与人文精神的关怀，并非总是统一的，有时也是相悖的。在人类的历史上，工业文明所代表的经济发展与人文关怀常常出现二元对立现象，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就尤其如此。这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体现出经济发展维度与人性完善维度的“错位”。西方的伟大思想家都深刻地看到了现代化和技术进步过程在文化、精神、价值、信仰方面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说：

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这种倾向不仅是进步道路上偶然的、暂时的倒退。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这些东西都不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统治成就的自然结果。况且，人对人的最有效的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13]

马尔库塞并没有夸大事实，他只是揭露事实而已。20世纪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的经济文明似乎进入一个新时代，正是在这个看起来是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人类也遭到了空前的战争灾难和其他种种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与这种情况相对应，站在新的文明之外的西方现代派作品往往是反现代文明的（反科技理性、反物质主义、反工具理性、反工业化、反城市化等），现代派的作家也基本上都是对于现代化采取了这样或那样的批判。然而这种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现代经济文明（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经济发展、物质进步、征服自然、个人自由等一直是主导的思想意识）的盲点，客观上有助于使人认识和警惕社会的现代化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

现代经济的进步有着铁一般的规律，它不会总是照顾人的情感世界的美好发展。恩格斯早就说过，在资本主义那里，恶是经济发展的杠杆（大意），这是不错的。不但原始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是这样，如残酷地使用廉价的童工，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的发展逻辑也是如此，电子等高科技的发展，表面上是解放人，实际上那高度精密的数码化的技术，把人的神经捆绑得更紧。因为稍不注意，就可能会酿成核电站泄漏那样的事件。大大小小的因现代技术造成的灾难不计其数。这样，人们在工作的时候，就不能不把神经绷得更紧。至于把高科技运用于现代战争武器装备的发展上面，给人类带来了原子弹、氢弹等，不必在战争中使用，就已经给人类带来心理上的严重阴影。人们感觉到人类的存亡似乎就掌握在几个大国首脑随身带的小箱子里面。但是我们并不会因此就放松经济的发展，不会因此就放松高科技的发展，因为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又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方便、舒适、快乐和幸福。这样就出现了悖论：现代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在这个悖论面前，我们认为，重要的制衡力量就是深度文化的对现代经济的支撑。有了深度文化的支撑，那么现代经济和科技就可能沿着有益于人的方向发展。

深度文化不是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恰好是拼凑的无深度的消费文化。深度文化应该是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优秀文化相交融的产物，这种深度文化的主要特性是它的人文品格。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保证人的心理健全，关怀人的情感世界，促进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全面发展，就是这种深度文化的基本特性。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深度文化不是抹杀民族传统文化，恰好相反，一定要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度介入。全球化不应该是对民族文化的消灭，而应该是对各民族文化中最优秀文化的发展。因为一切具有世界性的东西，最初都是属于某一个民族的东西，是对这个民族的优秀东西的吸收和改造。没有民族的东西作基础，凭空创造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的观点是，越是要世界化，就越是要民族化。各民族都喊出自己的声音，并且协调起来，这就可能是世界性的。

从这样一个宏观的视野下，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特别具有人文品格的一部分，应该得到充分的研究，并力求与西方文论、东方文论相“对接”、相融合，把自己的特点贡献给世界，把自己带有世界意义的思想贡献给世界。

[1] 孔范今，桑思奋，孔祥林：《孔子文化大典》，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1页。

[2] 孔范今，桑思奋，孔祥林：《孔子文化大典》，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1页。

[3] 胡绳：《“五四”与反封建》，《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8～39页。

[4] 鲁迅：《〈浮士德与城〉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85～586页。

[5] 鲁迅：《〈引玉集〉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79页。

[6]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50页。

[7] 冈布里奇：《艺术与幻觉——绘画再现的心理研究》，周彦，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8]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40、245页。

[9] 鲁迅：《写在〈坟〉的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64页。

[10] 列昂捷夫：《活动、意识、个性》，李沂，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62页。

[11]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页。

[12]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84页。

[13] 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