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他同时代的梁启超等人对政治的态度不同，在许多学者卷入政治斗争旋涡之际，王国维却埋头学问，与政治斗争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在文艺思想上，他较多受道家的“无为”论和康德、叔本华的审美无功利论的影响，一反“文以载道”的传统的文艺观念，提出文艺的“独立”说。他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提出：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敬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学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惟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1]

若夫忘哲学美术之神圣，而以为道德政治之手段者，正使其著作无价值者也。愿今后之哲学美术家，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则幸矣！[2]

在王国维看来，哲学发现真理，文艺表现真理，但于当前的政治则“无用”，可这发现并被表现出来的真理却成为“天下万世”之“用”，因此他认为文艺应与当世的政治斗争保持距离，文艺若“为道德政治之手段者，正使其著作无价值者也”。所以，王国维的文艺“独立”论，虽然来源于道家的“无为”论和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论，但有其独到的发展，他强调文艺具有表现“真理”的普遍性，可以为整个人类的感情世界做出某种规范，这种文艺“独立”说已被几十年的文艺活动实践证明是有意义的。文艺作品常常是这样，它可能独立于当时的主流政治，因此为当时的主流政治所不容，但由于它寓含了某种普遍真理，却成传世之作，为万世所用。

王国维的文艺“独立”说，具有很强的反封建传统的战斗意义。他指出，在封建时代，哲学家、文艺家都与当时的政治捆绑在一起，这是哲学与文艺的悲哀，“‘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韩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非陆务观之悲愤乎？如此者，世谓之大诗人矣！至诗人之无此抱负者，与夫小说、戏曲、图画、音乐诸家，皆以侏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倡优畜之。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也。”[3]王国维在这里以杜甫、韩愈、陆游三个大诗人为例，说明中国古代诗人缺少独立意识，心甘情愿以自己的诗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做出这种批判是要有很大勇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