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感”是文艺创作中避不开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不易说清的理论难题。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对灵感问题的探讨一直延绵不绝，陆机最早提出了艺术创作的灵感问题，并对其作了生动描绘，《文赋》曰：“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1]“感应之会”大意即指“灵感”，陆机认为，灵感畅达无阻时，文思泉涌，再繁复的景象也能书之笔端；反之，如果感应阻塞，六情凝滞，则文思艰涩，即使用力再多，也可能无从落笔。此后，沈约、颜之推、刘勰等均对文艺创作中的灵感问题做了不同程度的思考。

作为一个天才式的作家和艺术家，苏轼对灵感的体悟似乎比前代诗论家更为深刻，更具有感性直观特征，对它的重要性也更有切身体会。苏轼曾描绘文艺创作的艰难“搜研物情，刮发幽翳”[2]，素材的挖掘与探索确实是一个极为艰辛的过程，然而文艺创作却不能是一个勉强而成的过程，在一系列画论中，苏轼通过描绘画家作画的情景，表达了对“感应之会”的重视。

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画，即自为之。郭从义镇岐下，延止山亭，设绢素粉墨于坐。经数月，忽乘醉就图之一角，作远山数峰而已。[3]

唐广明中，处士孙位始出新意……其后蜀人黄筌、孙知微，皆得其笔法。始，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4]

两段评论透露出苏轼关于灵感的两个比较重要的观点。首先，创作中的“感应之会”显然是不能以人工控制的，灵感不来，“数月”“经岁”也无可下笔；灵感若至，则可“乘醉就图”“须臾而成”。苏轼十分欣赏郭忠恕、孙知微这种反勉强、任自然的创作态度。然而灵感现象作为精神高度集中的体现，有其偶然性的限制，不可能长期持续，因此要求艺术家要善于把握时机，努力捕捉稍纵即逝的艺术形象。郭忠恕、孙知微之所以能成就妙品，就是因为他们能在自然状态中，准确把握住倏忽而至的灵感。

对于灵感，苏轼本人也多有甘苦自道之文，如：“兹游淡薄欢有余，到家恍如梦蘧蘧。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5]，面对孤山美景，苏轼灵感袭来，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归家后急忙动笔，赶在脑中“清景”褪色之前将其描摹下来。相反，若一旦错过了下笔的最好时机，灵感便会转瞬即逝，苏轼在《湖上夜归》中便提到了“清吟杂梦寐，得句旋已忘”[6]的无奈体会。由于对灵感现象的感受异常敏锐，苏轼常常在诗中描绘灵感来临的场景，如：

新诗如弹丸，脱手不移晷。[7]

新诗如弹丸，脱手不暂停。[8]

好诗真脱兔，下笔先落鹘。[9]

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10]

在进行艺术创作时，神妙难测的灵感如“弹丸”“脱兔”一般，这就要求创作者不能作丝毫停滞，须把握时机，**高涨，迅速抓住对象的强烈特征，将其得心应手地转化为动感的艺术效果。在《答谢民师书》中，苏轼曾形容“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11]，指的便是对艺术形象的灵妙捕捉，这些形象如风如影，忽隐忽现，捉摸不定，创作者唯有把握住灵感来临的时机，才能将其捕捉之，掌握之，以求得物之妙。

其次，灵感绝不是凌空而生的，它蕴藏在长期的学习和积累的过程当中。苏轼在上面两则画评中提及的“经岁”“数月”，一方面突出了灵感产生的艰难过程，另一方面也突显了知识和生活积累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性。苏轼十分反感贾岛、孟郊“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苦思冥想，但其用意在于批驳这种过于刻意的、极端的、功利性的苦吟做派，而非否定艺术家在寻求灵感时的不可或缺的知识积淀，相反地，苏轼在多种场合强调了艺术创作中知识积累的重要性。

“诗人雕刻闲草木，搜抉肝肾神应哭。不如默诵千万首，左抽右取谈笑足”[12]，提倡取精用宏，反对临渴掘井；“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13]，指出了诗文创作能够“冲口而出”的途径，避开了刘勰所说的“才疏而徒速”[14]的弊端；“我昔尝为径山客，至今诗笔余山色。师住此山三十年，妙语应须得山骨”[15]，把生活体验与灵感获得的内在关联说得十分透彻；“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16]，则从反面说明，若缺乏相应的知识积累，缺少娴熟的体验和实践，在文艺创作中极易造成心手不一的遗憾。

苏轼关于灵感的论述主要就集中在以上两个方面，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文中，苏轼同时提及了这两点：

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17]

所谓“兔起鹘落，少纵则逝”，正是对灵感之偶然性、短暂性的生动描述；“执笔熟视”则正是对灵感来临的条件——知识积累的恰当概括。概而言之，苏轼所论及的“灵感”，建立在对外物“熟视”的基础上，是因外物有触于中而激发起来的偶然而短暂的强烈的创作欲望与创作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