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创作论上，严羽还是以禅为喻，把“别材”“别趣”说推到诗歌的创作上面，提出了“妙悟”说。其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

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8]

诗歌的创作问题在宋代成为一个热门问题，特别是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讲究“法度”，讲究“无一字无来处”等，这种理论的根本在于，强调在诗的创作中，“知性”是主要的，而“知性”是可以在读书过程中积累的，这就给人一个感觉：只要努力读书，无人不可成为诗人。严羽的“妙悟”论主要就是针对江西派的论点而发的，他把诗与禅进行类比，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也就是说，严羽主要就“妙悟”这一层面把诗的创作与参禅作了类比，并不是在诗与禅的一切层面进行类比。过去，有人批评严羽对禅根本就不懂，因为禅是与语言无关的，而诗则最终要落实到语言文字上，诗与禅完全不是一回事。这种批评没有分清严羽是限定在某些层次上把诗与禅进行类比的，他并没有把诗与禅的一切方面都等同起来。

在诗歌创作论上，严羽认为参禅是“妙悟”，而作诗也须“妙悟”。那么“妙悟”是什么样的心理机制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直觉”。直觉是无须知识的直接帮助的，无须经过逻辑推理而对事物的本质作直接的领悟。直觉是通过最朴素的方式达到最玄妙的境界，一旦有知性的介入，就有了“知性”的障碍，那就不是直觉了，严羽用禅学的语言，把这诗与禅共同拥有的“妙悟”称为“正法眼藏”，是“第一义”之悟，是“透彻之悟”。所谓“正法眼”，即“正法眼藏”，又名“清净法眼”，泛指佛教的正法。《五灯会元》卷一：“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付嘱摩诃迦叶’。”严羽把“正法眼”用到此处，是说诗歌要求的妙悟是像禅宗那样的真正的“悟”。所谓“第一义”“第二义”“声闻辟支果”，也是佛学用语。第一义，即第一义谛，又名真谛，胜义谛，指佛理；第二义，即第二义谛，世欲谛，指世俗之理；声闻、辟支果，意为听佛陀言教而觉悟者。声闻的极境，是达到自身的解脱，修得阿罗汉。辟支，即缘觉，亦作独觉，意为“自以智慧得道”。

在严羽看来，第一义的觉悟是最高的觉悟，其次为第二义，最后为声闻、辟支，这里觉悟有高下之分。严羽推崇汉、魏、盛唐诗歌，认为是第一义，是诗的极境。他认为晚唐和宋代的诗已落到“声闻”“辟支”的较下的等级。那么他这样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恰好有一段话解释他的说法：

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9]

在这里，严羽把诗歌分为词、理、意兴三个因素，他认为这三个因素完全融合为一是最好的。如汉魏之诗，浑然天成，分不清哪是词，哪是理，哪是意兴，朴拙中一切都在其中，这种诗歌是生活本身的延伸，无须借助于悟；盛唐诗歌“尚意兴而理在其中”，也是把三个因素融合为一，这是经过人工的努力却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境界，所谓“但见情性，不睹文字”“有血痕，无墨痕”，这就是“第一义”之作。或者可以说，汉魏人无须悟，即达到极致；盛唐人的诗则是真妙悟，“彻底之悟”。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即专在词句上下功夫，整体的意兴则缺乏，这只能得到个别的佳句，是“小”妙悟；本朝人诗与南朝人诗有别，是“尚理而病于意兴”，也就是说有理趣，但缺少具体生动的形象，缺少审美的魅力，也是“小”妙悟，同晚唐一样，这是“一知半解之悟”，不是“彻底之悟”，已“堕野狐外道鬼窟中”（《沧浪诗话·诗评》）。也就是说，晚唐人、宋人都没有真妙悟，在诗歌创作上所得甚少。严羽对晚唐和宋代诗歌的评价是不是公允，这是可以讨论的，不能由他一人说了算，但从他对不同时代诗歌的评价中，特别是他要求词理意兴融合为一，要求真正的妙悟中，可看出他对诗歌创作的独到的见解，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说到底，他的“词理意兴”合一论、“妙悟”论，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审美整体论，是有它的理论价值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认为“妙悟”就是诗歌的“当行”“本色”，诗人仅靠知识的拼凑是不行的，要“一味妙悟”。这就说明了诗歌创造是审美的创造，要以艺术直觉为主，要从生活中领悟那些富于诗意的成分，或者说要诗意地领悟生活，不能只是一般地认识生活，这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诗歌创作的特殊性。同时对宋代诗歌创作中那种“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倾向，具有纠偏的作用。

那么如何才能获得“妙悟”的能力呢？在这个问题上，严羽提出了“以识为主”“熟参”等观点。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10]

这里所说的“识”，也是佛学用语，本是指破除世俗之迷障，认识永恒宗教的精神本体的神秘能力。严羽以“识”来论诗，意思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审美鉴赏力，要鉴别诗歌品味的高下。因此学诗的功夫要从品味高的学起，也就是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具体来说就是要“参读”高品味的诗歌。不但要“参读”，而且还要“熟参”。对盛唐的代表李、杜更应熟参，这样“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江西诗派也主张要熟读杜甫等人的诗，严羽的“熟参”不是与江西诗派的主张一样吗？就熟读这一点说，的确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之处在江西诗派主要是从文字上学习，严羽则不主张从文字上学，而是要像“参禅”那样（参禅参的是禅机），通过对前代诗歌的思虑揣摩，“参”出文字之外的那种神秘的诗歌创作规律。或者说，江西诗派是从“言内”学，严羽则主张从“言外”“韵外”学，这的确是不同的。所以，严羽虽然也是学习前人，但其学习的目的更为玄妙。那么，在获得“妙悟”的能力后，在诗歌创作中要达到怎样的目标呢？严羽在这个问题上又提出了“入神”说。

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11]

《易·系辞上》注：“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言，不可形诘者也。”严羽所讲的“入神”是作为诗歌的极致提出来的，通过妙悟的能力，最后要达到这个最高的目标：“入神”。实际上他所说的“入神”，就是精妙到不可言传。要达到这一目标是不容易的，只有像李白、杜甫才能达到这种境界。但学诗的人就要取法乎上，以此为目标，也许能得到较好的结果，所谓“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沧浪诗话·诗辨》）。

总的来看，严羽的诗学思想强调诗的审美特性和创作中直觉的作用，有相当的理论价值。他的理论在后来遭到那么多人的非议，是因为那些人坚持儒家的“诗言志”的教化传统，而严羽的理论恰好脱离了儒家的教化传统，所以有人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来批评他，是不足怪的。当然，严羽的理论不是没有问题，他在注意诗歌的独特对象、审美本质和创作的直觉性的时候，只强调以盛唐诗人为师，以自己的情性为师，而没有考虑如何以生活为师，在这一点上，他不如陆游，也不如杨万里。但我认为严羽的诗学思想是很有价值的。

[1] 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2]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45页。

[3]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6页。

[4]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6页。

[5] 黄庭坚：《答洪驹父书》，陶秋英：《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7页。

[6]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3页。

[7]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29页。

[8]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1～12页。

[9]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48页。

[10]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页。

[11]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