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宋代的诗人不管自觉不自觉都面临一个如何学习和超越唐诗的问题。当然宋诗从北宋到南宋的确也形成了一些特色，其中最主要的是以才学、议论入诗，这应该说是宋诗的一个发展，有人对此加以肯定，但严羽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在《沧浪诗话》中说：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3]

在这里，严羽用以“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三句话作了比较准确的概括，然后指出这种诗歌即使是“工”的，也缺乏“一唱三叹之音”，缺乏“兴致”，或一味“使事”，或“叫噪怒张”，失去了诗歌的审美的品格。当然，严羽也肯定宋代诗人向唐代诗人学到了一些东西，而且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但这句话是肯定苏、黄，还是贬抑苏、黄，就值得讨论了。实际上，严羽对宋代的以黄庭坚为代表的主流诗派，多采取否定态度。严羽与黄庭坚的分歧，从根本上说，是在诗为何物、即诗的本质特征是什么问题上的分歧。严羽的思想超越了“诗言志”“诗缘情”的传统，他显然认为在“志”和“情”这两个字上找不到诗与非诗的区别，找不到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在严羽看来，在“言志”“缘情”上面很难找到诗之为诗的标志。而宋诗的发展则又进一步把“言志”“缘情”泛化，“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尤其是“江西诗派”的末流，更只在前人的书本中乞讨，就完全失去诗的本旨，也就更进一步模糊了诗与非诗的界线。严羽针对这个情况，在《沧浪诗话》中提出了“别材”说和“别趣”说：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4]

严羽在这一段话中，首先提出了“诗有别材”的论点。关于“别材”说，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把“别材”的“材”理解为“才”。按这种理解，“别材”的意思是诗人是有特殊才能的人。诗人与学者是有根本区别的。诗歌吟咏情性，情性中有诗情画意者，就可能成为诗人。如果情性中无诗情画意者，他可能读很多书，对问题有很多见解，他可能成为一个学者，却断不可能成为一个诗人。虽然，诗人读书也是有益的，但读书、学问不是诗人的最基本的条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孟浩然“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原因是孟浩然的学问虽然不如韩愈，但他作为诗人的独特的才能超过韩愈，所以孟浩然的诗超过韩愈。宋代人的诗，特别是江西诗派的诗过于重视用典，把古代的文、史、哲等著作的知识大量纳入诗里面来，主张“无一字无来处”，以学问为诗。这在严羽看来，就没有把诗人应有特殊的才能这一点搞清楚。严羽心目中的诗不是学问的堆砌，是诗人情性的流露，情性中若没有艺术的种子，即没有艺术的才分，学识再多也没有用。

尽管这第一种解释是有道理的，但我还是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别材”的“材”就是“材料”、对象、题材。“别材”说的意思是，诗在取材上别有要求，既非一股的“言”“情”，更非“文字”“才学”和“议论”。在严羽看来，宋诗之所以不如唐诗，尤其是不如盛唐诗歌，根本的原因在于宋诗在取材上出了问题。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书”在古人的概念中，是指“经”“史”“子”“集”，范围十分广阔，包括了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严羽显然认为“书”与“理”相关，既“涉理路”，又“落言筌”，不是从人的活的情性中来，但把“书”或“理”作为诗的对象就是背离了“诗者，吟咏情性”的旨义。严羽的“别材”说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明显是针对黄庭坚如下极有影响的话：

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5]

这段在当时曾激动过多少诗人、推动过宋诗的发展的话，在严羽的眼中，正是导致宋诗不如唐诗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黄庭坚认为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处”的说法，无异于引导诗人一味到古人的书本里讨生活，在诗歌里面卖弄学问，把“书”（而不是把自己的切身感受）作为诗歌的源泉，使诗歌里充塞了古人书本的陈词滥调，这岂不背离了诗歌的真义？所以严羽讲“诗有别材，非关书也”，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诗学命题：诗歌有没有自己的独特的对象？哪些可写，哪些不可写？而且做出了自己的回答：诗歌应该写活的、可以一唱三叹的人的情性，诗歌不应该写古人书中的陈词滥调。但严羽又没有否定诗人应该读书，他说“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这意思是把读书作为加强诗人的修养的条件，多读书、多穷理，正是为了挣脱“书”与“理”的束缚，涵养人的真实情性，所以“别材”又有待于读书而达到极致。

严羽的“别材”说，后来遭到不少封建卫道士的攻击，认为严羽反对诗人读书，认为他主“俗”反“雅”、主“鄙”反“典”，说什么“天下惟雅须学而俗不必学，惟典则须学而鄙与弇不必学……”，甚至斥责他“欺诳天下后生”等。[6]后来的一些儒生这样攻击他，主要是因为严羽的诗学理论“伤害”了儒家的“诗言志”的传统。实际上，严羽的诗歌“别材”说，至今仍有它的现实意义，不但诗歌，整个文学都有其独特的对象（即“别材”），文学与其他的人文学科的对象都是人。但当我们试图分析文学与其他的人文学科的区别时，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文学与其他具体学科的区别，并不像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差别根本不在内容，而在处理内容时所用的方法。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所说的都是同一件事”[7]。如严羽所说的那样，诗有“别材”，非关学问。诗有自身的独特对象，否则，诗歌的独立存在就没有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