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图提出“韵外之致”不是偶然的，这里涉及作品中言语与它所要表现的审美体验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言不尽意”，在庄子那里，其困难是一般性的语言无法接近他所追寻的神秘的、缥缈的、“莫见其性”“莫见其功”的“道”的话，那么，在诗人作家这里，“言不尽意”的尴尬困境，是关联到如何用一般性的语言，来表现诗人作家的审美体验问题。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提出了“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困难，并认为“非知之难，能之难”。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也谈到“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的现象。应该承认，从常理说，语言与体验之间存在着“鸿沟”。语言的确是一般性、概括性，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

语言在本质上只是表示那一般的普遍观念；而人们所指谓的东西却是特殊者、个别者。因此人们对于自己所指谓的东西，是不能在语言中来说的。[2]

当然，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助益，特别在运用它来指称和推理的时候，它的确是一种有力量的东西。但是，它的一般性和概括性，又使它有时显得无能为力。例如，“山”是对一切山的概括，当我们面对中国湖南西部天子山的某个在云雾中奇特的山峰的时候，“山”这个词，连同其他一些同样是一般性的词，就很难传神地、精确地把它描写出来。若是用语言去表现诗人作家的审美体验，就更加困难了。卡西尔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说：“我们的审美知觉比起我们的普通感官知觉来更为多样化并且属于一个更为复杂的层次。在感官的知觉中，我们总是满足于认识我们周围事物中的一些共同不变的特征。审美经验则是无可比拟的丰富。它孕育着在普通感觉经验中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无限的可能性。”[3]这就是说，如果说普通知觉由于它的单一性有限性，与普通语言的单一性稳定性还勉强可以匹配的话，那么审美体验的丰富性和无限性，是普通语言无论如何也无法穷尽的了。审美体验是人的一种“高峰体验”，马斯洛说：“这种体验可能是瞬间产生的、压倒一切的敬畏情绪，也可能是转眼即逝的极度强烈的幸福感，或甚至是欣喜若狂、如醉如痴、欢乐至极的感觉。”[4]诗人的体验也是高峰体验，当然也是无法言传的。但是我们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思想早在2000多年前和1000多年前，中国的智者就有深刻认识了。例如，汉代的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7年）提出了“赋家之心”说，他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也。”[5]赋家，就是当时写赋的诗人，可以引申为一切作家。“赋家之心”，即诗人的审美体验，虽存在于心中，却是不可知的，实际上是一般的意识所无法把握的，因此也无法被一般的语言传达出来。司空图自己也提出“诗家之景”说，他引戴容州的话说：“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6]这里所说的“诗家之景”当然不是单纯的“景物”，而是诗人心中情景交融时的审美体验。司空图认为，如同阳光照射下的烟雾朦胧的美玉，那种感觉恍惚迷离，是很难用普通语言捕捉的。中国古代诗人、作家认识到“言不尽意”的困境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第一，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审美体验的多样性、朦胧性、流动性和复杂性，不容易捕捉。第二，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一般语言的缺陷，必须想办法采取别样的语言策略，才有可能化解“言不尽意”的困境。第三，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解决“言不尽意”的困境，不仅仅是追求风格的含蓄问题，而是追求诗的美质的全局性的胜利。

为此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篇提出了“文外之重旨”“义主文外”的思路。但是并没有获得完满的解决。这个语言表达与审美体验之间的鸿沟如何来填平呢？司空图在几百年后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