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顶峰时期。诗人辈出，诗作格调十分丰富。刘勰的艺术理想——风骨——得到真正的建立。在唐代，诗论也十分发达，如王昌龄的“物境”“情境”和“意境”理论，皎然的“取境”理论，陈子昂的呼唤“汉魏风骨”，李白的“清水出芙蓉”的艺术追求，杜甫的“转益多师”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学观点，白居易的“补察时政”和“泄导人情”的儒家新观点，韩愈的“不平则鸣”和“文穷益工”说，等等，都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但从原创性的角度和影响而论，则司空图的“韵外之致”说，更具有理论的深度和现代意义。所以在整个唐代，我选择了司空图。

晚唐时期的诗歌创作与诗学发展，跟晚唐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在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诗人李商隐去世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60），浙江东部爆发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庞勋起义；唐僖宗乾符元年（874），王仙芝起义；第二年，即公元875年黄巢大起义。这些农民起义前后经历10年之久，范围几达半个中国。起义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唐帝国的根基已动摇。加上朝廷内部宦官之争、藩镇之争日益恶化，唐帝国走向灭亡的日子将要来临了。在这一政治环境和社会状况中，知识分子的心理虽因政治态度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总的趋向是一致的，那就是觉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都带有末世的悲哀感，虽然他们选择的道路有出仕与归隐的区别，但都是在无可奈何中挣扎。在诗歌创作中有的人呼喊民生疾苦，希望恢复儒家诗教；有的则追求淡薄情怀，希望能从诗歌的吟咏里寻找到自己的精神的避风港，保持心境的平静。皮日休、杜荀鹤等属于前者，他们的诗学主张是儒家的诗教：“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1]但他们对已经成熟的儒家诗教并没有新的补充，所以他们的诗学对后代的影响很有限。倒是另一派诗学家，即热衷于淡泊情怀的人们，他们上承道家的传统，以及唐以来王昌龄、皎然的“意境”论的资料，着重总结王维、韦应物等诗人的山水田园诗歌创作经验，把道家系统的诗学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代表人物是司空图。

司空图（837—908年），字圣表，河中虞乡人。唐咸通年间中进士，曾任殿中侍御史、礼部员外郎、中书舍人等职。他也很想在那混乱时刻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历尽坎坷之后，一事无成，在黄巢起义风潮中，他返回家乡河中中条山王官谷，隐居于此，以诗酒自娱。在闻知唐帝国亡后绝食而死。他的诗学著作主要有《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与极浦书》和《诗品》等。《诗品》是不是司空图所作尚有存疑。本书所用资料主要是前三种诗学书信，对《诗品》的资料也有所涉及。司空图在中国诗学上的突出贡献是提出并论述了他的“韵外之致”说（也可叫“味外之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