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约465—532年），字彦和，山东莒县人，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少时家贫，笃志好学，未婚娶。长期跟随镇江定林寺僧佑，整理佛教经典，长达十余年。他一方面帮助僧佑整理佛教经典，一方面又饱览历代经典文学作品。这样，他不仅精通佛理，也倾心文学。大约在齐代晚期，他著了《文心雕龙》一书，4万多字。他很看重自己的著作，希望其能够传世，于是想到了当时文坛领袖沈约。沈约当时是权贵，不能直接见到。有一天，刘勰背着自己的竹简写的《文心雕龙》到沈约的车前求见。沈约读了他的书，“大重之”，认为“深得文理”，常把《文心雕龙》置于书案上。后刘勰入仕，在梁武帝天监初年，起官入朝请，先后担任过多个职务，特别是他担任东宫通事舍人期间，与昭明太子萧统交好，得共同“讨论篇籍，商榷古今”。萧统所编《文选》与他的《文心雕龙》的“选文定篇”多有契合之处。后刘勰奉敕镇江回定林寺撰经，经成即弃官为僧，法名慧地。出家不到一年去世。

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的产生，就其客观原因而言，是他生活于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南北朝时处乱世，士族掌权，多国割据，互相征伐，玄风极盛一时，一些士人为躲避战祸和各种灾难，去当隐士。儒、道、释、玄多家争锋，思想难以统一，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刘勰得益于思想解放的影响，他不受汉代文论的政教论之囿，能独立思考文学问题，提出许多新鲜的观点。就其所处的时代的文坛的状况而言，出现了使他十分不满的倾向，所谓“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篇），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出来发声，试图改变这种状态。就他自身的修养而言，他精通儒、释、道各家各派学问，也有条件站出来发表不同的意见。这些语境和情况作用，成就了他，使他觉得有话要说，又有机会和条件开始说，这说明了刘勰的《文心雕龙》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性。

刘勰的《文心雕龙》产生之后，历代都有回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唐代陈子昂对刘勰提出的“风骨”论的继承。韩愈受刘勰《原道》篇的启发，提出“文以载道”说。刘知几的《史通》受《文心雕龙》的影响，虽然《文心雕龙》论文，《史通》论史，但刘知几继承了刘勰的不少史学观点，和“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思维方式等。宋、元、明三代对《文心雕龙》的版本校刊，下了不少功夫。特别是清代纪昀评《文心雕龙》，影响很大。纪昀（1724-1805年），字晓岚，乾隆年间进士，学识渊博，主持修撰《四库全书》。纪昀对《文心雕龙》极为重视，逐篇进行评点，评语达299条，其中对《文心雕龙》内容的评点也达到220条，涉及刘勰著作的各个方面，能进入语境，多有精彩之论。这对后来《文心雕龙》的经典化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近现代以来，刘师培和黄侃把《文心雕龙》列为现代大学课程，并系统加以讲解，更是《文心雕龙》经典化的标志。伟大作家鲁迅则认为“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1]。鲁迅的评价更把《文心雕龙》提到世界文论经典的高度。到目前为止，《文心雕龙》不但亚洲的日本、韩国有译本，欧洲也开始有了译本。研究者遍及世界。

《文心雕龙》分上下篇，上篇为“文之枢纽”“论文叙笔”两部分，下篇为“剖情析采”“长怀序志”两部分。“文之枢纽”部分5篇，主要讲文原与文变，特别是“文本乎道”为刘勰首创；“论文叙笔”部分，包括《明诗》到《书记》等20篇，“剖情析采”包括《神思》以下24篇，“长怀序志”则包括《序志》篇。我准备按照刘勰的文学思想分别从“文本乎道”“文体层面论”“神思创作论”“知音欣赏论”等四个方面，来解读刘勰的《文心雕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