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迦特力教，屈从西班牙统治的南方十省，在艺术上走意大利的道路，画神话上的史诗；以英雄式的**为中心；获得自由，改奉新教的北方，却朝另一方向发展他们的生活与艺术。那儿雨水多，天气冷，**更少出现，更难受欢迎。日耳曼的血统更纯粹，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所设想的古典艺术不容易欣赏。生活更艰难更辛苦，饮食更俭省，人都惯于苦干，计算，有条有理的管束自己，对于逸乐和自由发展的人生的美梦，不大能领会。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荷兰的布尔乔亚在柜台上忙过一天以后，回到家里是怎样一个情形。他的屋子只有几个小房间，几乎跟船上的房舱相仿；装饰意大利殿堂的大画无法悬挂；屋主所需要的是清洁与舒服；有了这两样就够了，不在乎装饰。——据威尼斯大使们[58]的记载，“他们生活十分朴素，最富有的人家也看不见奢侈和了不起的排场……他们不用仆役，不穿绸缎；家中很少银器，不用地毯；家具什物寥寥无几……不论居家出外，在衣着和其他方面都显出中产之家的真正的俭省，没有不必要的东西”。雷斯忒伯爵奉英国女皇伊丽沙白之命，带领军队援助荷兰的时候〔一五八五〕，斯比诺拉代表西班牙王来议和的时候〔一六〇九〕，他们那种君主国家的阔排场，同当地的生活正好是两个极端，甚至引起反感。共和邦的首领，当时的英雄，“沉默的威廉·特·奥朗治”，身上的旧袍子连大学生也会嫌破烂，钮子不扣的短褂也一样破旧，羊毛背心像船夫穿的。下一个世纪，路易十四的敌人，荷兰执政约翰·维脱只有一个仆役；无论何人都可和他接近；他的声名显赫的前辈〔“沉默的威廉”〕“跟啤酒商和布尔乔亚”平起平坐；维脱就是以他为榜样。便是今日，民间的生活习惯还保留不少俭朴的古风。在欧洲别的地方，爱装饰爱享乐的本能使诸侯的游行赛会成为风气，大众也能体会健美的肉体所包含的异教的诗意；荷兰人的性格却和这种本能不相容。
在他们身上占优势的是一些相反的本能。南方各省在尼德兰原是一股平衡的力量；十六世纪末期南北分裂以后，荷兰摆脱了那股平衡的力，突然由着自己的本性倒向另外一边，而且势头非常猛烈。一切原始的倾向和才能都赫然出现；那并不是新生的，只是原有的东西冒出头来。一百五十年以前，有眼光的人早已见到，教皇埃奈斯·西尔未斯〔庇护二世〕说过：“佛里士兰（弗里斯兰）[59]是一个自由的国土，按着自己的习惯生活，既不能服从外人，也不想指挥别人。佛里士兰人为了自由会毫不犹豫的牺牲性命。这个高傲尚武的民族，身体高大强壮，性情沉着，勇猛，喜欢夸耀自由；勃艮第公爵腓利普虽然自称为他们的君主，对他们毫无作用。他们最恨封建贵族与军人的傲慢，不容许有人凌驾别人。他们的行政官每年由公众选举，办事非公正不可……他们对不贞的妇女惩罚极严……他们不大能接受不结婚的教士，怕他勾引别人的妻子，认为绝欲极不容易，非人力所能办到。”在这些地方，日耳曼族对国家，婚姻，宗教的观念已经露出萌芽，暗示将来会发展成新教与共和政体。受到腓利普二世考验的时候〔一五七二—一五九八〕他们先“牺牲自己的生命财产”。一个做买卖的小小的民族，埋没在一个烂泥堆上，处在一个比拿破仑帝国更辽阔更可怕的帝国[60]的边陲；面对着想消灭他的巨人，在重重压力之下竟然能抵抗，生存，长大。他们历次被围的经过令人钦佩；城中的布尔乔亚与妇女，只靠几百个兵帮助，把整整的一军，全欧洲最精锐的士兵，最有名的将领，最能干的工程师，阻拦在残破的城墙之下；筋疲力尽的居民吃了四个月六个月的耗子，树叶，皮革，还不肯投降，宁可排了方阵，把残废的人夹在中央，到敌人的阵地上去让他们杀死。我们直要读了这些战役的详细记录，才知道人的毅力，镇静，耐性可以达到怎样的高峰。[61]一艘荷兰军舰宁可在海上自己炸沉，决不下旗投降；他们在新地岛，印度，巴西，以及穿过马哲伦海峡（麦哲伦海峡）所做的探险，殖民与征略的事业，也和他们的战斗一样壮烈。的确，我们向人的本性要求越多，它结的果实也越多；能力越用越强；积极的作为与消极的忍受简直看不到限度。——经过三十七年的战争〔一五七二—一六〇九〕，到一六〇九年，奋斗的目的终于达到，西班牙承认他们独立；整个十七世纪，荷兰人在欧洲当着第一流的角色。和他们再打二十七年仗〔一六二一—一六四八〕的西班牙人，英国的克伦威尔和査理二世，路易十四的新兴的强大的力量，都不能使他们屈服。路易十四发动三次战争，临了不得不派使节到格特罗登堡去卑躬屈节的求和，还遭到拒绝。他们的执政海恩西乌斯（海因修斯）当时是左右欧洲大局的三巨头之一。——国内政治修明；世界上第一次，人有了信仰自由，所有的公民权都受到尊重。国家是各省志愿结合的联邦；各省在自己的范围内保障公众的安全与个人的自由，完善的程度为从来所未有。据一六六〇年时巴里华的记载：“他们都热爱自由；在他们国内对谁都不能打骂，仆役也有许多特权，主人不敢殴打。”巴里华用十分钦佩的口吻一再提到他们尊重人权：“今日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享有像荷兰那么多的自由，人与人间的和睦竟能使平民不受大人物责骂，穷人不受富人责骂……一个贵族倘把农奴或奴隶带进荷兰，他们马上变做自由人；贵族买他们的本钱只能白白损失……农民只要付了分内的赋税，同城里人一样自由……尤其每个人在自己家里都是绝对的主人，谁要擅入民居侵犯别人，就是犯了大罪，而且非常危险。”无论何人，可以随时离开国境，带出去的银钱不受限制。路上昼夜安全，单身的旅客也不用害怕。主人不得强留仆役。没有人为了宗教而受到审问。有议论一切的自由，“连议论行政长官”甚至宣扬他们的坏处也不妨。人与人间绝对平等：“担任公职的人要亲切和善才能受到爱戴，不能用傲慢的态度。”这样的民族不可能不繁荣兴旺；等到一个人又坚强又公正的时候，其余的一切便不求而自得。独立战争开始时〔一五七二〕，阿姆斯特丹的人口只有七万，一六一八年增加到三十万。威尼斯的使节在报告中说，街上的人一天到晚都像赶集一般拥挤；城市的范围扩大了三分之二；一块容足之地值到一个金杜加。农村的地价不亚于城市。没有一个地方的农民这样富足，这样会经营土地：某个村子有四千条母牛；有一条牛重一千多斤；一个地主的女儿嫁给莫利斯亲王，陪嫁有十万佛罗仑[62]。没有一个地方的工业品有这样完美，出产的货物有布匹，镜子，砂糖，瓷器，陶器，绸缎，织锦缎，铁器和船舶用具；欧洲一半的奢侈品和几乎全部的运输都由荷兰供应。他们有上千条船到波罗的海各国去搜集原料，捕青鱼的船有八百艘。东印度公司掌握与印度，中国，日本通商的专利权。巴达维亚是荷兰海外殖民地的中心。那个时代[63]荷兰在海上和世界上的地位等于拿破仑时代的英国；一共有十万水手；战时可以武装两千艘船；五十年以后，荷兰独自抵抗英法两国的联合舰队。我们眼看它兴旺与成功的巨流一年一年的扩大。
可是水源比水流更出色；因为支持这股巨流的是无穷的勇气，理智，牺牲，意志，才干。威尼斯的大使们说：“这些人极爱制造，极爱工作，在他们手里，没有一件克服不了的难事。他们天生能干活，刻苦，人人工作，不是干这个，便是干那个。”大量的生产，小量的消耗：公众的财富就是这么增长的。“最穷的人，在最小最简陋的屋子里”，必不可少的东西应有尽有。最有钱的人，在他们的大屋子里没有多余的和摆阔的东西。没有一个人偷懒，没有一个人浪费，人人动手工作或是用脑子工作。巴里华说：“这里的人在每样东西上想法挣钱；连在运河底里捞垃圾的每天也挣到半块钱。孩子们从小学手艺，差不多一开场就能谋生。——他们最恨办事不力，游手好闲：有些地方的法官可以监禁懒汉，浪人以及不好好管理家业的人，只消他们的妻子或亲属要求；所以即使有人不愿意，也不能不自食其力。”修院改为医院，救济所，孤儿院；把不事生产的修士的收入，赡养老弱残废，阵亡的海陆军人的孤儿寡妇。军队的素质之高，便是一个宪兵也能在意大利军中当营长，而意大利的营长还不够资格在荷兰当一名宪兵。——至于文化和教育，正如组织和管理的技术一样，他们比欧洲别的国家先进两百年。难得遇到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不识字不会写字。[64]每个村子有一所公立小学。在布尔乔亚家庭里，男孩子都懂拉丁文，女孩子都懂法文。不少人通好几国文字，能说能写。这不仅因为他们有备而不用的习惯，存着实用的念头，而且也由于他们感到学问的尊严。来登城在英勇的抵抗〔一五七四〕以后，联邦议会预备送它一笔礼物，它要求设一所大学，并千方百计罗致欧洲最大的学者。联邦议会写信给穷教师斯卡利泽，同时请法王亨利四世写信劝驾[65]，说只要他肯去就是他们的光荣；他不必教书，只消住在来登，和学者们交谈，指导他们，发表他的著作，让荷兰也沾到一份光彩。在这种情形之下，来登大学成为欧洲最著名的学府，有两千学生。在法国受到禁止的哲学把荷兰作为避难所。整个十七世纪，荷兰是第一个重视思想的国家，成为实证科学的本乡或繁殖地。斯卡利泽，于斯德·列浦斯，梭曼士，牟西乌斯，海恩西乌斯父子，两个道萨，马尼克斯·特·圣德·阿特公特，雨果·葛罗丢斯，斯内利乌斯，都在这里主持考据，法律，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埃尔塞弗家族管着印刷。林特旭登和麦卡托教育游客，研究地理。荷夫脱，菩尔和梵·梅德兰写本国史。约各·卡兹写诗。当时的神学便是哲学，在阿米尼乌斯和哥玛的发动之下，重新提出神的恩宠问题，连小村子里的乡下人和布尔乔亚的思想也为之激动。一六一九年在多尔德累赫特（多德雷赫特）召开的主教大会，等于新教的总教议会。——荷兰除了在抽象思维方面占先之外，实际事务的才干也同样占先；从巴内未特到维脱，从沉默的威廉到威廉三世，从海军提督黑姆斯刻克到德罗姆普和拉忒，前前后后有一批优秀的人物领导战争和国家大事。——民族艺术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中产生的。所有别具一格的大画家都生在十七世纪最初的三十年内。那时荷兰的基业已经稳固，最大的危险已经解除，最后胜利已成定局，人民都觉得做过一番大事业，用伟大的心胸与坚强的手腕替子孙创立了天下。这里像别处一样，艺术家是英雄们的儿子。功业圆满，创造现实世界的才能便越出现实世界去创造幻想世界。人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毋须再学习；在他面前，在他周围，充塞在他视线所及的天地中的，全是他的功绩；而功绩又多么显赫，内容又多么丰富，他尽可以对之长时间的欣赏，出神。他的思想不再依附外来的思想；他所追求的所发见的，就是他自己的感觉；他敢于信任这个感觉，跟着这个感觉前进，不再模仿，样样取之于己，在创新的时候只听从感官和内心的嗜好。他的内在的力，他的基本的才具，他的原始的和世代相传的本能，接受了考验，锻炼得更坚强了，在考验过后继续活动，缔造了一个国家以后又来开创一派艺术。
现在我们来考察这派艺术；它用形体与色彩，把不久以前显露在行动与事业中的全部本能表现出来。——北七省和南十省合为一个民族的时期，南北只有一派艺术。恩格布勒赫特（恩格尔布雷希特），路加·特·来登，约翰·斯库里尔，老黑姆斯刻克，高乃依·特·哈雷姆，布罗马特（布卢马特），哥尔齐乌斯：这些北方画家与盎凡尔斯的南方画家用的是一样的风格。那时还没有面目分明的荷兰画派，因为还没有面目分明的比利时画派。独立战争开始时，北方画家和南方画家同样用足功夫模仿意大利人。——可是从一六〇〇年起，一切都变了，在绘画方面和别的方面一样。充沛的精力使民族的本能占据优势。**是放弃了；理想的人体，过野外生活的鲜剥活跳的人，四肢和姿势的美妙的对称，大幅的寓意画和神话题材，都不合日耳曼口味。并且，控制思想的加尔文主义把这些作品排斥在教堂以外。在这个俭省，严肃，爱劳动的民族中间，根本没有王侯的宴会行乐，享用奢华的生活，不像在别的地方的宫殿中，在银器，号衣，精美的家具之间，需要肉感的和异教意味的图画。阿梅里·特·索姆想用这种风格造一座建筑物纪念她的亡夫，执政腓特烈·亨利，只能把法兰德斯的画家梵·丢尔登和约登斯请到奥朗治萨去。荷兰人的头脑是现实的，风俗习惯以人人平等为主，连一个鞋匠出身的人也能捐献军舰，当海军中将。在这种国家之内，大众感兴趣的人物是公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穿着日常的服装，摆着日常的姿势，是某一个贤明的官长，某一个英勇的军人，而决非穿希腊装束的人，或者像希腊人那样的**。气势宏伟的风格只有一个用处，就是装饰市政厅和公共场所的巨型的肖像画，纪念有功社会的劳绩。所以那时出现一个新的画种，大幅的画面上包括五个，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和真人一般大的全身肖像，或者是医院的一些董事，或者是赴射击大会的火绳枪手，或是围在议事桌四周的一群市政委员，或是在聚餐会上举杯祝贺的一批军官，或是在解剖厅上作实验的一些教授：以一个与他们职业有关的行动为中心，配上他们现实生活中的环境，衣着，武器，旗帜，零星什物。这是真正的历史画，在一切历史画中最有参考价值，最富于表情的一种。法朗兹·哈尔斯，伦勃朗，哥凡尔脱·夫林克（霍弗特·弗林克），斐迪南·菩尔（费迪南德·博尔），丹沃陶·特·开瑟（特奥多雷·德·凯泽），约翰·累文斯坦，在这些画上表现他们民族的英雄时代：刚强，正直，明理的人，有的是高尚的毅力，高尚的心胸；文艺复兴期的华丽的装饰，绶带，野牛皮的短袄，羊肠领，做工细巧的翻领，全黑的上装和大氅，又严肃又辉煌，衬托出身强力壮的厚实的仪表，坦白的表情；而艺术家凭着简洁遒劲的手法，或者凭着真诚与坚强的信念，也显得和画上的英雄一样伟大。
以上是用于公众场合的图画。现在来看另外一些作品，为私人用做装饰，尺幅与题材完全适应购买者的性格与生活条件的作品。巴里华说：“即使最清寒的布尔乔亚，也没有不想好好的收藏一些画的。”一个面包店的老板花六百佛罗仑买梵·特·美尔（扬·弗美尔）画的一幅人像。除了室内的清洁和雅致以外，图画就是他们的奢侈品；“他们在这方面很舍得花钱，宁可节省饮食”。民族的本能在这里又出现了，正如第一时期〔尼德兰艺术四大时期的第一时期〕在梵·埃克，刚丹·马赛斯，路加·特·来登的画上所流露的。而这的确是民族的本能，根源之深，力量之强，便是在比利时，在以神话题材和装饰趣味为中心的绘画旁边，也照样在布勒开尔和丹尼埃笔下流露出来，好比小溪在大河旁边流着。——民族的本能所要求的，刺激艺术家的创作的，是表现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生活，像肉眼所看到的一样，包括布尔乔亚，农民，牲口，工场，客店，房间，街道，风景。这些对象用不着改头换面以求高雅，单凭本色就值得欣赏。现实本身，不管是人，是动物，是植物，是无生物，连同它的杂乱，猥琐，缺陷，都有存在的意义；只要了解现实，就会爱好现实，看了觉得愉快。艺术的目的不在于改变现实，而在于表达现实；艺术用同情的力量使现实显得美丽。抱着这样的观念，绘画能表现的对象就多了：在草屋里纺纱的管家妇，在刨凳上推刨子的木匠，替一个粗汉包扎手臂的外科医生，把鸡鸭插上烤扦的厨娘，由仆役服侍梳洗的富家妇；所有室内的景象，从贫民窟到客厅；所有的角色，从酒徒的满面红光到端庄的少女的恬静的笑容；所有的社交生活或乡村生活；几个人在金漆雕花的屋内打牌，农民在四壁空空的客店里吃喝，一群在结冰的运河上溜冰的人，水槽旁边的几条母牛，浮在海上的小船，还有天上，地上，水上，白昼，黑夜的无穷的变化。这一派的画家有忒蒲赫，梅佐，日拉·多乌（赫里特·道），梵·特·美尔，阿特里安·布劳欧（安德里安·布劳沃），沙尔肯，法郎兹·米埃里斯，约翰·斯坦，窝弗曼，梵·奥斯塔特兄弟，怀南特，夸普（克伊普），梵·特·内尔，拉斯达尔，荷培玛，保尔·波忒，巴克华曾（巴克赫伊森），梵·特·未尔特兄弟（凡·费尔德兄弟），腓利普·特·刻尼克，梵·特·海顿，画家之多不胜枚举。没有一个画派有这么多面貌特殊的作家。既然艺术的境界不是一个范围有限的高峰，而是整个广阔的人生，每个心灵就都能找到一个面目分明的领域；理想的天地是狭窄的，只能让两三个天才居住；现实是没有边际的，四五十个有才能的人都有立足之地。——这些作品中透露出一片宁静安乐的和谐，令人心旷神怡；艺术家像他的人物一样精神平衡，你觉得他的画图中的生活非常舒服，自在。画家的幻想显然不超越现实，似乎跟画上的人物一样心满意足，觉得现实很圆满，他想添加的不过是一种布局，在一个色调旁边加上一个色调，加上一种光线的效果，选择一个姿态。他面对现实世界好比一个幸福的荷兰人面对他的妻子，他就喜欢她生就的那个模样，不仅为意气相投而爱她，还因为对她的感情已经成为习惯；至多逢到某个节日要她不穿蓝衣衫，换一件红衣衫。荷兰画家不像我们的画家观察那么精细，脑子里给书籍报纸装满了哲学和美学的思想，画农民工人好像画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当做奇怪的动物和有趣的标本看待，画风景也加入只有市民与诗人才有的微妙精致的境界，情绪的波动，以便写出自然界的潜在的生命，静寂的梦境。荷兰画家要天真得多；他没有过度的脑力活动把他引入歧途，或者给他过分的刺激。和我们相比，他是一个工匠；他画画的时候只在形象上打主意，从大处着眼，关心简单扼要的特征，远过于出其不意的和凸出的细节。因为这缘故，他的作品更健全而并不如何惊心动魄，它向一般比较浑朴的人说话而博得更多的人爱好。——这些画家中只有两个人越过民族的界限与时代的界限，表现出为一切日耳曼种族所共有，而且是引导到近代意识的本能：一个是拉斯达尔，靠他极其细腻的心灵和高深的教育；一个是伦勃朗，靠他与众不同的眼光和泼辣豪放的天赋。伦勃朗是收藏家，性情孤僻，畸形的才具发展的结果，使他和我们的巴尔扎克一样成为魔术家和充满幻觉的人，在一个自己创造而别人无从问津的天地中过生活。他的视觉的尖锐与精微，高出一切画家之上，所以他懂得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对眼睛来说，有形的物体主要是一块块的斑点；最简单的颜色也复杂万分；眼睛的感觉得之于构成色彩的原素，也有赖于色彩周围的事物；我们看到的东西只是受别的斑点影响的一个斑点；因此一幅画的主体是有颜色的，颤动的，重叠交错的气氛，形象浸在气氛中像海中的鱼一样。伦勃朗把这种气氛表现得好像可以用手接触，其中有许多神秘的生命；他画出本乡的日色，微弱的，似黄非黄的，像地窖中的灯光。他体会到日光与阴暗苦苦挣扎，越来越少的光线快要消灭，颤巍巍的反光硬要逗留在发亮的护壁上而不可能；他感觉到一大批半明半暗，模模糊糊，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在他的油画和版画上像从深水中望出去的海底世界。一朝走出这样的阴暗，白昼的光线登时使他目眩神迷，给他的感觉仿佛一连串的闪电，奇幻的照明，千万条的火舌。结果他在没有生命的世界中发见一出完整而表情丰富的活剧，包括所有的对比，冲突，黑暗中最沉重凄厉的气氛，模糊的阴影中最飘忽最凄凉的境界，突然倾泻的阳光的猛不可当的气势。——发见了这一点，他只消把人间的戏剧放进客观世界的戏剧；这样构成的舞台面，本身就决定登场人物。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只看到人和人生的最高最挺拔的枝条，在阳光中开放的健全的花朵；伦勃朗看到底下的根株，一切在阴暗中蔓延与发霉的东西，不是畸形就是病弱或流产的东西：穷苦的细民，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区，在大城市和恶劣的空气中堕落受苦的下层阶级，瘸腿的乞丐，脸孔虚肿的痴呆的老婆子，筋疲力尽的秃顶的匠人，脸色苍白的病人，一切为了邪恶的情欲与可怕的穷困而骚扰不安的人；而这些情欲与穷困就像腐烂的树上的蛀虫，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大量繁殖。他因为走上了这条路，才懂得痛苦的宗教，真正的基督教；他对圣经的理解同服侍病人的托钵派修士没有分别；他重新找到了基督，永久在世界上的基督：数千年如一日，在荷兰的酒坊中，客店中，像在当年的耶路撒冷一样，他安慰穷人，替他们治病，只有他能救他们，因为他和他们一样穷而心中更悲伤。影响所及，伦勃朗自己也动了怜悯；在一般贵族阶级的画家旁边，他是一个平民，至少在所有的画家中最慈悲；他的更广大的同情心把现实抓握得更彻底；他不回避丑恶，也不因为求快乐求高雅而掩饰可怕的真相。——因此他不受任何限制，只听从极度灵敏的感官指导；他表现的人不像古典艺术只限于一般的结构和抽象的典型，而是表现个人的特点与秘密，精神面貌的无穷而无法肯定的复杂性，在一刹那间把全部内心的历史集中在脸上的变化莫测的痕迹；对这些现象，唯有莎士比亚才有同样深入的目光。他在这方面是近代最独特的艺术家；倘把人生比作一根链条，那末他是铸造了一头，希腊人铸造了另外一头；所有佛罗稜萨，威尼斯，法兰德斯的艺术家都在两者之间。到了今日，我们的过于灵敏的感觉，竭力追求微妙的差别的好奇心，不顾一切的要求真实的愿望，对于隐蔽与原始的人性的猜测，想寻访一个先驱者和前辈大师的时候，我们的巴尔扎克和特拉克洛阿只找到伦勃朗和莎士比亚两人。
但这个繁花满树的景象只是暂时的，因为促成这个盛况的树液就在生产过程中枯竭。一六六七年荷兰打败英国海军以后，过去激发民族艺术的风气和思想感情，就有开始变质的迹象。人民太安乐了。一六六〇年，巴里华谈到他们的繁荣，在每一章书中赞叹不已；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红利高至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五。英雄变了资产阶级；巴里华注意到他们最大的欲望是赚钱。并且“他们讨厌决斗，打架和争吵，说有钱的人决不打架”。他们要享受；十七世纪初期，威尼斯的大使们还看到大户人家非常朴素，如今变得奢华了。地位重要的布尔乔亚家里有了地毯，名贵的画，“金银的餐具”。忒蒲赫（特博赫）和梅佐画的富丽的内景，给我们看到一派时新的漂亮，浅色的绸衣衫，丝绒的短袄，首饰，珠宝，金粉印花的帘幔，用云石柱子砌成的高大的壁炉架。刚毅的古风衰退了。一六七二年，路易十四的军队**，完全没有遇到抵抗。军政废弛，部队纷纷溃散；城市不战而降；水闸的枢纽地摩顿，只有四个法国兵就攻下了；联邦议会不问条件，一味求和。同时，民族的思想感情在艺术中也逐渐萎缩；趣味败坏；一六六九年，伦勃朗潦倒而死，几乎没有人注意；新兴的奢华只知道仿效外国款式，不是学法国，便是学意大利。——即使在全盛时期，已经有不少画家到罗马去画风景和小型的人物；约翰·菩特（扬·博特），柏黑姆（贝尔赫姆），卡兰尔·丢查丹（卡雷尔·迪雅尔丹），还有多少别的，连窝弗曼（沃弗曼）在内，都在民族画派以外形成一个半意大利风的画派。但这个画派还是自发的自然的，除了阿尔卑斯以南的山岭，古迹，布景和道具；还有白茫茫的雾霭，朴实的相貌，软和的肉色，画家的快活的心情，表示荷兰人的本能始终存在，而且能自由发挥。——相反，在全盛时期过去以后；这个本能就被外来的风尚压倒。在凯撒运河和黑尔运河[66]两旁，盖起路易十四式的宏伟的府第，再由创立学院派的法兰德斯画家日拉·特·雷累斯，用考据渊博的寓意画和混血种的神话作品装饰这些屋子。——固然，民族艺术并非一下子就放弃地盘，还连续产生杰作，维持到十八世纪初期。同时，在屈辱与危险面前，民族意识也觉醒过来，引起一次群众革命〔一六七二〕，几次英勇的牺牲，开放水闸阻止敌军等，带来一些成就。但便是那些成就，把短时期的振作所产生的毅力和热情毁掉了。荷兰的执政做了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在整个西班牙继承战争中，荷兰被盟国牺牲；从一七一三年的和约〔结束西班牙继承战争的条约〕以后，荷兰丧失海上的优势，国际地位开始低落，而且每下愈况。不久，普鲁士的腓特烈大王说，荷兰被英国牵着鼻子走，好比拖在军舰后面的驳船。在奥地利继承战争中〔一七四一——一七四八〕，荷兰被法国**；接着，商船受到英国查验，在印度的属地科罗曼德海岸被英国割去。最后，普鲁士跑到荷兰来压制共和党，恢复执政制〔一七八七〕。像一切弱者一样，荷兰受尽强者欺侮，一七八九年以后一再被人征服。更糟的是它居然逆来顺受，甘心沦为一个殷实的铺子，只管做贸易和银钱生意。早在一七二三年，荷兰的一个史学家，从外国逃亡来的约翰·勒格莱，已经对独立战争时期宁愿炸沉不肯投降的英勇的水兵，非常浅薄的加以嘲笑。[67]一七三二年，另外一个史学家说：“荷兰人只想积聚财富。”一七四八年以后，海陆军完全荒废。一七八七年，布伦斯威克公爵（布伦瑞克公爵）征服荷兰，几乎不发一枪一弹。如此消沉的民气，比起沉默的威廉，拉忒（勒伊特）和德罗姆普（特龙普）的同伴们的精神来，相去何止天壤！——而绘画就和这个时代精神完全一致，独创的画意跟活跃的精力一同消失。过了一七一〇年，所有的大画家都死了。从上一代起，在法朗兹·米埃里斯（弗兰斯·米里斯），沙尔肯和别的画家身上，已经显出衰落的迹象：风格更贫乏，幻想的天地更狭窄，修饰的功夫更细致。最后一批画家中的一个，阿特里安·梵·特·凡夫（安德里安·凡·特·韦夫），画些冷冰冰的细磨细琢的作品，神话题材和**，象牙色的皮肉，无精打采的回到意大利风格，说明荷兰人已经忘了他们天生的趣味和独特的才能。他的后辈仿佛一般想说话而无话可说的人；比哀尔·梵·特·凡夫，亨利·梵·利姆菩赫，腓利普·梵·代克，米埃里斯的儿子，米埃里斯的孙子，尼古拉·凡科利，公斯但丁·内兹赫，全是有名的老师或有名的父亲的学生；但只会把听过的话重复一遍，像机器人一样。只有画花卉和零星小品的画家还有一些才能，例如，约各·特·维脱（雅克·特·维特），拉盖尔·拉什（拉赫尔·勒伊斯），梵·于斯曼（凡·海瑟姆）；那些小品画不需要多大的创新，所以还能支持几年，好比干旱的地上大树都已死完，只剩下几株顽强的灌木。但灌木也枯萎了，地上便空无所有。这又是一个证据，说明个人的特色是由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的活跃的精力为比例的。
[1] 十九世纪及本世纪初期的美术史家，均认为有两个梵·埃克，一个叫于倍，一个叫约翰；某些作品都分别写在两个梵·埃克名下。据晚近学者的考据，于倍·梵·埃克是出于十六世纪后半叶的古典学者的猜测，实际上只有约翰·梵·埃克（1385—1441）。
[2] 〔原注〕这个时期是一四〇〇年至一五三〇年。
[3] 本书中以前并未提到十三世纪时法兰德斯已废止农奴；想系作者在讲课时说过而编纂本书时漏列之故。
[4] 〔原注〕这一点有一三〇二年的古尔德雷战役为证。〔一三〇二年法兰德斯的民兵及步兵，与法国的骑兵在古尔德雷地方会战，民兵利用沼泽开凿深沟，使全身盔甲的法国骑兵陷入泥泞，无法作战，以致大败，重要将领都战死。〕
[5] 阿泰未尔德（Artevelde）父子，约各与腓利普，为十四世纪时法兰德斯民族运动的领袖，领导当地的布尔乔亚与群众反抗法国人和其他的封建主。
[6] 〔原注〕见佛罗阿萨（傅华萨）的《编年史》。〔佛罗阿萨（Jean Froissart，1337—1410）为法国史家，留有1325—1400年间的编年史。〕
[7] 法兰德斯的重要行业不止四种，四大行业不知何指，想系法兰德斯十四世纪时的历史名词，有所专指。
[8] 〔原注〕见米希斯著：《法兰德斯绘画史》第二卷第五页。
[9] 西尔未斯（Aeneas Sylvius，1405—1464）为意大利诗人，古典学者，一四五八年当选为教皇，称庇护二世。
[10] 丢盖斯格兰（1320—1380）是法国史上有名的军人。
[11] 好人腓利普是统治法兰德斯的第三代勃艮第公爵（1419—1467）。当时的诸侯及国王多有外号，如腓利普的父亲叫做“吓不倒的约翰”（1371—1419），祖父叫做“大胆腓利普”（1342—1404）。
[12] 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世家》中的巨人高康大的母亲，叫做迦尔迦曼尔，胃口奇大，尤善啖肠。
[13] 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讲起一个有钱的农民迦玛希结婚，喜酒的肴馔丰盛，比得上拉伯雷笔下巨人高康大的菜单。
[14] 这一句是中古时代骑士自称的口头禅，表示尊敬妇女的意思。
[15] 希腊神话：埃俄利特族的英雄耶松为了要夺回被叔父篡夺的王位，带了五十位英雄到高尔契特去取金羊毛。他靠了梅台之力，制伏了铜蹄的牛，叫它们耕地，把龙的牙齿种下，生出许多巨人，都被他杀了。他终于打败守护的巨龙，取得金羊毛。
[16] 《阿玛提斯》是西班牙的一部骑士小说，主角阿玛提斯是爱情专一的流浪骑士的典型。
[17] “好人腓利普”根据希腊神话于一四二九年在布鲁日创立金羊毛骑士会，招纳品德高尚的贵族做会员，称为金羊毛骑士。
[18] 作者说是十二美德，但只举了十一个。
[19] 阿拉伯的名医兼哲学家阿弗罗厄斯（Averrhoès，1126—1198）主张物质不灭，运动无终极。阿氏学说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期的意大利北部极有势力。
[20] 法国元帅蒲西谷就在那一次十字军战争中被土耳其人俘虏。
[21] 卡尔凡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座小山，耶稣就在这座山上被钉死；彼拉多是审判耶稣的罗马总督。
[22] 据后期基督教传说，耶稣上卡尔凡山之前，曾在路上停留十四次，后人称为“十四站”。又中世纪时路旁造的小十字架或小纪念建筑，亦称为“站”。
[23] 在拜占庭帝国治下，八世纪时基督教会内部有一个反对崇拜圣像的宗派，称为反偶像派，势力极盛，至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重新抬头。
[24] 法兰德斯人往往出资请画家作画捐献教堂，把本人或家属的肖像放在画内；美术史统称之为捐献人的肖像。丹纳书中称为受赠人，显见是一时笔误，兹一律改正。
[25] 〔原注〕可参观盎凡尔斯，布鲁塞尔，布鲁日各处的美术馆，以及一般的三叠屏，上面往往画着整个家庭。〔文艺复兴初期的宗教画，常画成三叠、五叠的屏风式，意大利教堂中亦常见；但在法兰德斯尤其流行，且不限于文艺复兴初期。此种图画实际仍固定在墙上，不过每叠均有框子分隔，使画面成为界限分明的几个景色。——作者所谓“上面往往画着整个家庭”，是指捐献人一家的肖像。〕
[26] 〔原注〕例如，于倍·梵·埃克的《上帝与童贞女》；梅姆林的《圣母，圣女巴尔勃与圣女凯塞琳》；刚丹·玛赛斯的《基督下葬》等。
[27] 〔原注〕例如，梅姆林和他一派的《圣·克利斯朵夫》，《耶稣的受洗》；梵·埃克的《神秘的羔羊》等。
[28] 〔原注〕例如，约翰·梵·埃克的《圣母，捐献人和圣·乔治》；刚丹·玛赛斯在盎凡尔斯画的三叠屏等。还有于倍·梵·埃克在布鲁塞尔画的《亚当与夏娃》，在《神秘的羔羊》中跪在地上的布尔乔亚。
[29] 〔原注〕一五三九年，罗文的征文题目叫做“人死的时候最大的安慰是什么？”，所有的修辞学会的答案都带有路德主义的意味。名列第二的圣·维诺克褒格学会，用纯粹恩宠说作答：“人死的时候最大的安慰，是基督和他的圣灵对我们的信任。”
[30] 德国画家丢勒一五二〇年正在法兰德斯游历。
[31] 这是当时人对这些贵族妇女的称呼，也是史家沿用的称呼。所谓“奥地利的，匈牙利的”都是指她们的出身，或是封地，或是丈夫的国籍。
[32] 十五世纪末期，法兰德斯为哈布斯堡大公的领地，日耳曼皇帝査理五世（同时为西班牙王，称査理一世），为哈布斯堡大公“漂亮腓利普”的儿子，一五〇〇年生在根特，在法兰德斯长大。
[33] 〔原注〕在五百万金币中占到二百万。
[34] 犹太王后黑罗提埃特教唆女儿莎乐美，向她的叔父要“施浸约翰”的头。刚丹·玛赛斯画过《莎乐美之舞蹈》。
[35] 〔原注〕参考蒲尔克哈特（布尔克哈德）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Burckhardt.Die C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这是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一部最出色，最完全，最有哲学意味的书。〔与作者这段文字特别有关的是蒲氏原书第二编第一章，《论意大利的国家与个人》。——蒲尔克哈特（1818—1897）是瑞士的史学家，艺术史家。他那部关于文艺复兴的著作出版于一八六〇年。〕
[36] 法兰德斯画家兼批评家曼特（1548—1606）著有《一三六六至一六〇四年间近代意大利、法兰德斯、德意志名画家传》。
[37] 耶稣降生后，耶律王为了搜捕耶稣，下令将国内二岁以下的男孩全部杀死，事载《马太福音》第二章。——荷拉丢斯·高克兰斯是传说中古罗马的民族英雄。
[38] 课堂上用的没有皮而只有肌肉的人体标本，叫做去皮的人体。
[39] 〔原注〕这个时期的法兰德斯绘画同复辟以后的英国文学完全一样。两者都是日耳曼艺术想变做古典艺术，都是教育与本性抵触，产生许多混血种和流产的作品。
[40] 卡尔伐埃德是法兰德斯画家；琪特和卡拉希三兄弟都是意大利画家。
[41] 〔原注〕大家知道比利时的名称是从法国大革命以后才有的。我在此应用是为了方便。按照历史名称，那时的比利时应当称为“西班牙属的尼德兰”，荷兰应称为“七省联邦”。
[42] 尼德兰十六世纪时由勃艮第家的领地转为奥地利大公哈布斯堡家的领地，后又转为西班牙的领地。阿勃公爵是西班牙王腓利普二世派在尼德兰的总督（1563—1578），在镇压新教运动的战役中残杀民众，不计其数。
[43] 巴尔末公爵是一五七八年以后接阿勃公爵后任的总督。
[44] 这是指耶稣受魔鬼的种种试探之一，见《福音书》。
[45] 丹尼埃父子，名字都叫大卫（David Téniers，1582—1649，1610—1690），善画民间的欢乐景象。
[46] 宗教改革时期，伊涅司·雷约拉在旧教内部发起复兴运动，组织耶稣会（十六世纪），直到现代，这个宗派在旧教中仍占有极大势力。
[47] 这是解答道德上疑难问题（即不易决定是否犯罪的行为）的神学，始于十二、十三世纪，至十六、十七世纪的耶稣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48] 亚尔倍（1559—1621）是日耳曼皇帝马克西密里安的第六子，原为奥地利大公，娶了西班牙腓利普二世的女子伊莎贝，获得法兰德斯作为领地。因此十七世纪初期，法兰德斯的宗主权从西班牙转到奥地利。一六三三年，伊莎贝故世后，法兰德斯又归西班牙统治。
[49] 这是说丹尼埃描写民间的粗豪的快乐，卢本斯描写英雄的典型；但两者的精神相同。
[50] 〔原注〕例如，盎凡尔斯圣·约各教堂内的那件精品《捕鱼的奇迹》，假定那的确是梵·诺尔德的手笔的话。
[51] 迈尔居是神话中专替神明跑腿的差役，也是代表商业，雄辩和窃贼的神。
[52] 丹纳这部书出版以后，盎凡尔斯于一八七九年成立委员会调查卢本斯留下的全部作品，共有二二三五件；今日还认为这个数目并不完全。
[53] 〔原注〕例如，他在根特画的《圣女罗萨利》；在布鲁日画的《牧羊人的膜拜》，在兰纳画的《拉萨》。
[54] 〔原注〕尤其是他在玛利纳和盎凡尔斯的教堂中的作品。
[55] 卢本斯卒于一六四〇年。梵·代克卒于一六四一年。克雷伊埃卒于一六六九年。约登斯卒于一六七八年。
[56] 梵·代克与卢本斯都在大公爵手下做过外交官。
[57] 窝仑希泰恩（1583—1634）是三十年战争时代的日耳曼军人。
[58] 〔原注〕见摩特列著：《尼德兰联邦》，第四卷第五五一页，引用一六〇九年公塔里尼〔威尼斯大使〕的叙述。
[59] 佛里士兰是位于尼德兰极北的一个重要省份。
[60] 腓利普二世（1527—1598）身兼西班牙王，葡萄牙王，米兰大公，那不勒斯与西西里王，尼德兰君主；领土之广大超过十九世纪拿破仑称帝时的法国与属地。
[61] 〔原注〕特别是埃罗琪埃尔和六十九个敢死队攻占布阿·勒·丢克的事。〔指一六二九年奥兰治亲王亨利·腓特烈与西班牙作战中的一个插曲。布阿·勒·丢克是法兰德斯境内的一个要塞。〕
[62] 荷兰通用的银币叫做佛罗仑，约值两先令，即十佛罗仑等于一英镑。
[63] 〔原注〕一六〇九年。
[64] 〔原注〕一六〇九年。
[65] 斯卡利泽（Scaliger，1540—1609）为十六世纪最大的语言学家之一，祖籍意大利，斯氏生在法国，久居法国，故荷兰人请法王代邀。
[66] 这是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三大运河之二，运河两旁为市内最繁华的区域。
[67] 〔原注〕他说：“这个忠厚的舰长是因为怕死而死的。倘若上帝饶恕这种人，也不过像饶恕丧失理性的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