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仔细考察一下比利时[41]成立的经过，才能了解以卢本斯为中心的画派是如何产生的。——独立战争以前，南方各省似乎和北方各省同样倾向宗教改革。一五六六年，成群结队的反偶像派清洗盎凡尔斯，根特，都尔奈（图尔奈）的大教堂，把各地的修院和教堂中的一切神像，和他们认为有偶像意味的装饰品，全部捣毁。根特附近，一万两万的加尔文信徒全副武装的去听埃尔曼·斯脱里革（赫尔曼·施特里克）讲道。在焚烧新教徒的火刑架周围，群众高唱赞美诗，有时还殴打刽子手，劫走受刑的人。当局直要用死刑威吓，才能制止修辞学会对教会的讽刺；而阿勃公爵[42]一朝开始屠杀，就引起全国的反抗。——但是南方的抵抗远不及北方猛烈。因为日耳曼的血统，爱好独立和倾向新教的种族，在南方并不纯粹；半数居民是混合的人口，说法国话的华隆人（瓦隆人）。其次，因为土地更肥沃，生活更舒服，所以毅力较差，肉欲更强；人民爱享乐，不大肯吃苦。最后，几乎所有的华隆人和一些大世家都是迦特力教徒，宫廷生活又加强他们的宫廷观念。所以南方各省的斗争不像北方各省的顽强。北方玛斯特利赫特（马斯特里赫特），阿尔克玛（阿尔克马尔），哈雷姆，来登各个城市被围的时候，执戈守卫的妇女大批阵亡；南方可没有这样的事。巴尔末公爵[43]一攻下盎凡尔斯〔一五八五〕，南十省的人就屈服了，单独开始他们的新生活。最英勇的居民和最热心的加尔文教徒，不是死在战场上和断头台上，就是逃往自由的北部。修辞学会的会员整批流亡。阿勃公爵在法兰德斯任期终了的时候，迁走的人口已有六万户；根特陷落，又走掉一万一千居民；盎凡尔斯开城投降，四千纺织工逃往伦敦。盎凡尔斯的人口减少一半；根特和布鲁日减少三分之二；整条街道空无人居；一个英国游客说，根特最主要的一条街上，两匹马在吃草。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外科手术，凡是西班牙人称为坏种的人都被清洗干净；至少留下来的都是安分的居民。日耳曼种族的本性有非常驯良的一面；十八世纪还有整团的德国军队让专横的小诸侯卖到美洲去送命。他们一朝承认了封建主，便对他忠诚到底；只要封建主的权力写在纸上，他就成为名正言顺的统治者；而群众也天生的愿意遵守既成秩序。并且，无可挽回的形势摆在面前，成为一种长期的强制，也有作用；人只要看出事实无法更改，就会迁就事实；性格中不能发展的部分逐渐萎缩，而另外一部分却尽量发展。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有些时期像基督被撒旦带到了高山顶上，[44]非在壮烈的生活与苟且的生活中选择一条路不可。试探尼德兰人的魔鬼是拥有军队和刽子手的腓利普二世。对于同样的考验，南北两个民族根据他们在成分与性格方面的小小的差别，做出不同的决定。一朝选择定当，那些差别便越来越大，由差别产生的局面更助长原有的差别。两个民族本是同一种族出身，彼此的差异几乎分辨不出；如今却清清楚楚变成两个族类。特殊的品性和特殊的器官一样，起源是同一个老根，但双方愈长大距离愈远；因为它们就是一面分离一面长成的。
从此南方各省成为比利时。那儿的人民主要是求太平安乐，从可爱与快乐的方面看待人生；总而言之是丹尼埃的精神。[45]的确，一个人即使在破烂的草屋里，在一无所有的客店里，坐在白木凳上，还是可以笑，可以唱歌，痛痛快快的抽一斗烟，喝一杯啤酒；望弥撒也不讨厌，仪式很好看；向一个好说话的耶稣会教士讲讲自己的罪过也没有什么。盎凡尔斯投降以后，领受圣餐的人大为增加，腓利普二世听了很满意。修院一下子办了一二十个。一个当时的人说：“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大公爵们光临以后，这里新创的教会团体比以前两百年内创立的更多”；有新芳济会，有新卡美会，有保尔·圣芳济会，有卡美修女会，有报知修女会，尤其是耶稣会。耶稣会[46]带来一种新的基督教，跟当地的民情非常适合，仿佛是特意制造出来和新教做对比的。只要你的思想感情温顺驯良，其余的都可包涵，容忍：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的肖像，特别是卢本斯的忏悔师的像，一望而知是一个心情快活的老好人。良心鉴定派的神学[47]出现了，帮助人解决难题；在这种学说保护之下，一切普通的小过失都无所谓。敬神的仪式并不过分严格，后来竟成为一种消遣。就在那个时代，庄严古老的大教堂的内部装饰变得繁华富丽：有许许多多装饰的花纹，有的像火焰，有的像古琴，有的像坠子，有的像签名的花押；到处用到五色纹缕的云石；祭坛像歌剧院的舞台；古怪而有趣的讲座上雕出成群的野兽，像动物园。至于新盖的教堂，外观当然和内部相称；十七世纪初期，耶稣会在盎凡尔斯造的一所教堂可以作这方面的参考，那简直是一个摆满古董橱的客厅。卢本斯在里面画了三十六幅天顶画。奇怪的是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标榜禁欲主义而神秘气息很浓的宗教，居然把如花似玉，尽情炫耀的**当做感化世俗的题材，例如，身体丰满的玛特兰纳，肥胖的圣·赛巴斯蒂安，朝拜小耶稣的黑人博士看了不胜艳羡的美丽的圣母；总之是大堆的人肉和衣着的铺陈，便是佛罗稜萨的狂欢节也没有如此强烈的刺激，如此嚣张的肉欲。
政局的转变也促成思想感情的转变。原来的专政逐渐放松；在阿勃公爵严酷的统治以后，巴尔末公爵改用缓和的手段。一个人受过一次切断的手术，流过大量的血，不能不给他一些镇静剂和补药。西班牙人签订了《根特和约》〔一五七六〕，就把镇压异端的残酷的法令搁置一边。毒刑停止了；最后一个殉难者是一五九七年被活埋的一个女佣。下一世纪，约登斯和他的妻子以及妻子的家属，尽可太平无事的改信新教，连定画的主顾也不曾减少。大公爵们听让各个城市和行会按老习惯发号施令，办他们的事情。公爵们想优待约翰·布勒开尔（扬·勃鲁盖尔），免除他的民团公役和捐税，也向地方当局去申请。政府上了轨道，可以说是半开明的，差不多是民族自主的；西班牙式的勒索，抢劫，暴行，没有了。最后，为了保住这块领地，腓利普二世不得不当做另外一个国家，让它维持法兰德斯的老例章程。一五九九年，腓利普二世把法兰德斯从西班牙分出，连同全部主权让与亚尔倍大公和伊莎贝。[48]法国的大使写道：“西班牙人这个办法再好没有；他们不改用一个新形式就无法维持下去，因为到处都要造反了。”一六〇〇年，全国议会开会，决定各种改革。从琪契阿提尼和别的游客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被战争埋在废墟之下的古老的宪法又给拿了出来，几乎原封不动。一六五三年时，蒙高尼斯写道：“布鲁日每个行业有一个会馆，本业的人可以去商量公事或者消遣，娱乐。所有的行业分为四个部分，由四个执掌城门钥匙的市政长官统辖；总督只对军人有管理权和司法权。”大公爵们相当聪明，肯顾到公众的利益。一六〇九年，他们同荷兰讲和；一六一一年颁布的永久法令完成了当地的善后事宜。他们很得人心，或者是竭力笼络人心；伊莎贝在萨佛隆广场上主持弩箭手的宣誓礼。亚尔倍在罗文听于斯德·列浦斯讲学。他们喜欢有名的艺术家；奥多·凡尼于斯，卢本斯，丹尼埃，布勒开尔，都受到招待。修辞学会纷纷复兴；大学备受优遇。在迦特力教的范围以内，在耶稣会教士的主持之下，有时还在他们的主持之外，思想界有复兴的气象，出现一批神学家，宗教问题的争论者，良心鉴定派，博物学家，地理学家，医生，甚至也有史学家；麦卡托，奥提利阿斯，梵·黑尔蒙特，扬山尼于斯，于斯德·列浦斯，都是这个时期的法兰德斯人。桑特千辛万苦写成的《法兰德斯地方志》便是一部标志民族热情和爱国心的巨著。——总之，要对地方上的情形有个概念的话，我们可以在那些安静而衰落的城市中挑出一个来加以考察，例如，布鲁日。一六一六年，达特利·卡尔登爵士经过盎凡尔斯，发现虽然差不多是一座空城，但非常美丽。他从来没有看到“整条街上的人满四十人”；没有一辆马车，也没有一个人骑马，铺子里没有一个主顾。但房屋保养很好，到处干净整齐。农民把烧掉的草屋重新盖起来，又在田里做活了；管家妇忙着她的家务；安全已经恢复，不久就带来繁荣富庶。射击大会，游行，甘尔迈斯节，诸侯们盛大的入城式，一样一样又来了。大家回到从前的安乐生活，也只想过安乐生活；他们让教会去管宗教，诸侯去管政治。这儿像威尼斯一样，历史的演变使人只图眼前的享受；而且正因为以前的灾难太惨了，现在才更竭力追求快乐。
我们必须看了有关战争的细节，才能体会战前与战后的对照。在查理五世治下为了宗教殉难的有五万人；被阿勃公爵处死的有一万八千人；随后，人民起来反抗，打了十三年仗。西班牙人把各大城市长期围困，直要用断粮的办法才能攻下。战争初期，盎凡尔斯被围三日，死了七千布尔乔亚，烧掉五百幢房屋。兵士就地筹饷；我们从那时的版画中看到他们横行不法，洗劫民居，拷掠男子，侮辱女性，把箱笼家具装车运走。军饷拖欠太久的时候，兵士就驻在城内；那简直是强盗世界；他们拥立首领，到四乡去为所欲为。写画家传记的卡尔·梵·曼特，有一天回到本村，发现他的家和别人的家一齐遭到抢劫；老病的父亲**的被褥都给拿走。卡尔本人被剥得精光，脖子已经套上绳索要被吊死了，亏得他在意大利认识的一个骑兵救了他。另外一次，他和妻子带着一个婴儿上路，银钱，行李，衣服，女人身上的衣衫，连同婴儿的襁褓都被抢了；母亲只剩一条短裙，婴儿只剩一个破网，卡尔只有一块破烂的旧呢遮身；他们到布鲁日的时候就是这副装束。——一个地方遭到这种情形只有毁灭；连那些大兵也快饿死了；巴尔末公爵写信给腓利普二世说，接济再不来，军队就完了：“因为不吃东西究竟是活不了的。”——在这样的灾难以后重见太平，岂不等于进了天堂！当然还谈不到“享福”，而只是“略胜一筹”；但这“略胜一筹”已经了不起了。一个人终究能睡在自己的**，收一些粮食，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能够旅行，集会，谈天，不用害怕；总算有了一个家，一个乡土，看得见前途了。一切日常行动有了意义，有了兴趣；人重新活起来了，竟像是第一次活在世界上。所有自发的文学和独特的艺术都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产生的。新近受到的大震动，把传统与习惯涂在事物面上的清一色的油漆震落了。人的面目出现了；经过刷新与变化的性格露出主要特征；人看到自己的本质，潜在的本能，成为民族标记而将来支配他历史的主导力量；那在半个世纪以后又会看不见的，因为在半个世纪中已经看过了；但目前一切都新鲜。人站在万物前面仿佛亚当第一次睁开眼睛；对事物的概念变得细巧与淡薄是后来的事，当时的概念是壮阔而单纯的。一个人所以能有这样的眼光，是因为生在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里，在真正的悲剧中长大起来。卢本斯像雨果和乔治·桑一样，从小流亡在外，父亲关在牢里，他在家中和四周听到惊风险浪和覆舟遇难的回声。有了上一代受苦与创业的活动家，才有下一代的诗人来从事写作，绘画，雕塑。前人建立了一个世界，后人把那个世界的毅力与愿望表现出来，比原来的规模更大。所以法兰德斯艺术不久就用英雄的典型歌颂当时人的顽强的精力，粗豪的快乐，要求刺激的本能；而在丹尼埃的乡村客店中就有卢本斯的神明所居的奥林泼斯山。[49]
这些画家之中，有一个似乎把其余的人都掩盖了；的确，艺术史上没有一个人比他声名更大，和他齐名的也只有三四个。然而卢本斯不是一个孤独的天才；在他周围的能手之多，才具之相似，证明那一片茂盛的鲜花是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产物，卢本斯不过是一根最美的枝条。在他以前，有约登斯和他〔卢本斯〕两人的老师亚当·梵·诺尔德[50]；在他四周，有和他同时代而在别的画室中培养出来的人，独创的意境和他的一样自然，例如，约登斯，克雷伊埃，日拉·齐格斯，龙蒲兹，亚伯拉罕·扬桑斯，梵·罗斯；在他之后，有他的学生梵·丢尔登，提彭培克，梵·登·胡克，高乃依，舒特，布雅芒斯，布鲁日的约翰·梵·奥斯德，以及学生中最优秀的梵·代克；在他旁边，有擅长动物，花卉，零星补景的画家斯奈得斯，约翰·淮特，耶稣会修士塞格斯；还有整整一派出名的版画家，索德曼，福尔斯忒曼，菩斯凡德，庞丢斯，菲塞。同一树液使所有的枝条不分大小，一齐长发；周围还有群众的同情和全民的欣赏。可见这种艺术不是个别的偶然的产物，而是一个社会全面发展的结果；以后我们考察作品，发见作品与环境一致的时候，这一点可以完全肯定。
一方面，这派作品或者追随，或者发扬意大利传统，成为又是迦特力教的又是异教的东西。定画的主顾是教堂和修道院；画上表现的是圣经和《福音书》中的情节；题材带有感化性质；把原作雕版的人喜欢在图片下面加几句敬神的格言，劝人为善的双关语。但事实上，作品的基督教意味只限于题目；一切神秘的或禁欲的意识都被摒弃；画的圣母，殉道者，忏悔师，基督，使徒，全是局限于现世生活的健美的肉体；天堂是奥林泼斯山，住着营养充足，喜欢活动筋骨的法兰德斯神灵，长得高大，强壮，肉体丰满，心情快活，气概不凡与洋洋自得的表情好像参加全民性的赛会与诸侯的入城式。这是古老神话的最后一朵花；教会当然贴上一个适当的标签，但不过是行一个洗礼而已，往往连这个形式都没有。阿波罗，邱比特，加斯多，包吕克斯，维纳斯，一切古代的神明都用真名实姓，在诸侯和国王的宫殿中复活过来。因为这儿和意大利一样，宗教是在于仪式。卢本斯天天早上望弥撒，也捐画给教会补赎罪孽；然后对俗世仍旧抱着诗人的观点，用同样的风格画丰满的玛特兰纳和多肉的海上女妖；表面上涂着一层迦特力教的油彩，骨子里的风俗，习惯，感情，思想，一切都是异教的。——另一方面，这派艺术是真正法兰德斯的艺术；一切都保持法兰德斯的特色，从一个根本观念出发，既是民族的，又是新颖的；这派艺术和谐，自然，别具一格：这是和上一时期生硬的仿制品大不相同的地方。从希腊到佛罗稜萨，从佛罗稜萨到威尼斯，从威尼斯到盎凡尔斯，发展的阶段很清楚。对于人和人生的观念，高贵的成分愈来愈减少，眼界愈来愈广阔。卢本斯之于铁相，等于铁相之于拉斐尔，拉斐尔之于菲狄阿斯。艺术家对待现实世界的态度，从来没有这样坦率这样兼收并蓄的。古老的界线已经推后好几次，这一下似乎根本取消，开拓出一个无穷的天地。卢本斯绝对不顾到作品在历史观点上是否恰当；他把寓意的人物与真实的人物，红衣主教与**的迈尔居（墨丘利）[51]放在一起。他不顾礼法体统，在神话和《福音书》的理想的天国中夹进一般粗鲁或狡猾的人，不是一个奶妈般的玛特兰纳，便是一个赛兰斯（克瑞斯）〔农业女神〕咬着同伴的耳朵说笑话。他不怕引起生理上的难堪，甚至用肉体熬受毒刑的痛苦，临终的呼号与抽搐，把丑恶描写得淋漓尽致。他不管雅驯与否，把弥纳尔佛（密涅瓦）〔智慧与艺术女神〕画成会打架的泼妇，把于第斯（犹滴）〔犹太女英雄〕画成杀惯牲口的屠妇，把巴里斯（帕里斯）〔劫走美女海仑的王子〕画成恶作剧的能手和讲究饮食的专家。他的苏查纳，玛特兰纳，圣·赛巴斯蒂安，三美人，海上女妖，以及所有描写天上的和人间的，理想的和现实的，基督教的和异教的节会所公然表现的内容，只有拉伯雷的词汇能表达。人性中一切动物的本能都在他笔下出现；那是别人认为粗俗而排斥的，他认为真实而带回来的；在他心中像在现实中一样，粗俗的本能和别的本能同时并存。他什么都不缺少，除了十分纯洁和十分高雅的因素；整个人性都在他掌握之中，除了最高的峰顶。所以他开创的境界之大，包括的典型之多，可以说从来未有：他笔下有意大利的红衣主教，古罗马的帝皇，当代的诸侯贵族，布尔乔亚，农民，放牛的妇女，加上身心的活动印在人身上的千变万化，便是一千五百件作品也没有画尽他的意境。[52]
由于同样的原因，他表现人体的时候，对于有机生活的基本特征比谁都体会深刻。在这一点上他超过威尼斯派，正如威尼斯派的超过佛罗稜萨派。他比他们感觉得更清楚，人身上的肉是不断更新的物质，尤其是淋巴质的，多血质的，好吃的法兰德斯人，身体内部更容易变动，新陈代谢快得多；因为这缘故，没有一个画家把人身上的对比画得比他更凸出，没有一个人把生命的兴旺与衰败表现得像他那样分明。在他的作品中，有时是一个笨重疲软的尸身，真正是解剖桌上的东西，血已经流尽，身体的实质没有了，颜色惨白，青紫，伤痕累累，嘴边结着一个血块，眼睛像玻璃珠子，手脚虚肿，带着土色，形状变了，因为这个部分最先死掉；有时是生动鲜艳的皮色：年轻漂亮的运动家喜气洋洋；营养充足的少年，屈曲的上半身，姿态非常柔软；面颊光滑红润的少女，天真恬静，从来没有什么心事使她血流加快，眼睛失神；一群胖胖的快活的小天使和爱神，皮肤细腻，布满肉裥，水汪汪的粉红皮色可爱之极，活像一张朝露未干的花瓣照着清晨的阳光。同样，表现动作和心灵的时候，他对于精神与肉体生活的基本特征也比别人体会更真切，就是说对于造型艺术必须抓住的瞬息万变的动作，他极有把握。在这一点上他又超过威尼斯派，正如威尼斯派的超过佛罗稜萨派。没有一个画家的人物有这样的气势，这样猛烈的动作，不顾一切的发疯般的奔驰，紧张暴突的肌肉用劲的时候会这样全身**。他的人物好像会说话的；即使休息也还在行动的边缘上；我们感觉到他们才做过的动作和将要做的动作。他们身上印着过去的痕迹，也包含未来的种子。不仅整个的脸，而且整个姿态都表现出思想，热情和生命的波动；你能听见他们情绪汹涌的内心的呼声，听见他们的说话。心情最微妙最飘忽的变化，在卢本斯作品中无不具备：在这方面，对小说家和心理学家来说，他是一个宝库；难以捉摸的细腻的表情，多血的皮肉的柔软与弹性，他都记录下来；对于生理变化和肉体生活，没有人比他认识得更深入了。——有了这种思想感情，具备了这种技术，他能适合复兴的民族的需要和愿望，把在自己心中和周围所发见的力，把一切构成，培养，表现那种意气昂扬，泛滥充盈的生命的力，发扬光大。一方面是巨大的骨骼，赫剌克勒斯式的身材和肩膀，鲜红粗壮的肌肉，凶横的脸，营养过度，油水充足的身体，一大堆色欲旺盛的粉红和雪白的肉；一方面又是鼓动人吃喝，打架，作乐的粗野的本能，战士的蛮劲，大肚子西兰纳〔半人半山羊神之父〕的魁伟，福纳〔田野之神〕的放肆的情欲，满不在乎而浑身都是罪孽的美人儿的**，标准法兰德斯人的精力，粗鲁，豪放的快乐，天生的好脾气和安定的心情。——他还用布局与零星什物加强效果：画面上尽是闪光的绸缎，铺金盘绣的长袍，**的人物，近代的衣着，古时的服装；他层出不穷的想出各种甲胄，旗帜，列柱，威尼斯式的楼梯，神庙，华盖，船只，动物，风景，始终是新颖的，也始终是雄伟的；仿佛在现实世界之外，他另有一个不知丰富多少倍的世界，让他用魔术家似的手从中汲取无穷的材料。他的幻想尽管自由奔放，结果并无驳杂不纯之弊，反而因为幻想的来势猛烈，发泄的自然，便是最复杂的作品也像从过于丰满的头脑中飞涌出来的。他好比一个印度的神道，长日无事，为了宣泄多产的精力，造出许多天地。从打皱折叠的长袍的鲜艳的红色，到皮肉的白和头发的淡黄，没有一个色调不是自然而然奔赴腕底而他觉得满意的。
但是法兰德斯只有一个卢本斯，正如英国只有一个莎士比亚。其余的画家无论如何伟大，总缺少他的一部分天才。克雷伊埃没有他的胆子，没有他的放肆，只善于用清新柔和的色彩描写一种喜悦，亲切，恬静的美。[53]约登斯没有他华贵的气派和慷慨激昂的诗意，只会用暗红的色调画一些臃肿的巨人，密集的群众，喧闹的平民。梵·代克不像卢本斯喜爱单纯的力，单纯的生命；他更细腻，更有骑士风度，生性敏感，近乎抑郁，在宗教画上显出他的感伤情调，在肖像画上显出他的贵族气息；色调不及卢本斯的鲜明，但是更亲切；画的是一般高贵，温柔，可爱的面貌；那些豪侠而细腻的心灵自有一种为他的老师未尝梦见的温婉与惆怅的情调。[54]——时代快要转变。梵·代克的作品是一个先兆。一六六〇年以后，形势已很清楚。伟大的形象世界是靠上一代的毅力与希望启发的，而那一代的人已经凋谢零落，相继下世；只有克雷伊埃和约登斯因为活得长久，还替艺术界撑了二十年的局面。[55]民族在一度复兴以后又消沉了；它的文艺复兴没有完成。法兰德斯在大公爵的治下才是一个独立国；大公爵的世系在一六三三年断绝，法兰德斯重新成为西班牙的行省，受一个从马德里派来的总督管辖。一六四八年的条约〔西班牙与荷兰订立的明斯忒条约〕封闭埃斯谷河的运输，把商业摧残完了。路易十四三次瓜分法兰德斯，每次割去一块土地。三十年内经历四次战争；盟邦，敌国，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没有一个不剥削法兰德斯；一七一五年的条约〔英，法，荷，奥之间订立的巴里欧条约〕把荷兰人变做法兰德斯的供应商和收税官。法兰德斯成为奥地利的属地以后，拒绝纳贡，议长便被捕入狱，其中主要的一个，安纳桑斯死在断头台上〔一七一九〕；从阿泰未尔德父子壮烈的呼声以后，这是最后一次的，也是微弱的回声。法兰德斯从此降为一个普通的省份，人民只知道苟且偷生。——同时，而且也由于大局的影响，民族的想象力开始衰退。卢本斯的画派日渐衰微；在布雅芒斯，梵·赫泼，约翰·埃拉斯末·格林，小梵·奥斯德，代斯忒，约翰·梵·奥莱的作品中，已经看不见特色和刚强的精力；色彩不是贫乏便是甜俗；瘦削的人物力求漂亮；表情染上感伤情调或是装腔作势的温柔；大幅的画面上，人物不是密布而变得疏疏落落，全靠建筑物填补空白；元气已经枯竭，只知道墨守成规，或者学意大利人的习气。有些画家根本移居国外：斐列浦·特·香巴涅（菲利浦·德·尚佩涅）当了巴黎美术学校校长，思想与国籍都变了法国人，不但如此，他还是个醉心于灵修的人，扬山尼派的信徒，态度认真的画家，最了解严肃深思的人的精神；另外一个，日拉·特·雷累斯（杰拉德·德·莱雷西）专门师法意大利人，成为学院派的古典画家，精通古代服饰，对神话与历史题材力求合理。寻根究底的思想在风俗习惯中已经成为风气，如今影响到艺术了。——根特的美术馆中有两幅画，同时表现出绘画的衰落与社会的衰落。两幅画都描写诸侯的入城大典，一幅是一六六六年的，一幅是一七一七年的。第一幅用美丽的红红的色调，画出黄金时代的最后一批人物，高傲的姿态，结实的肩膀，矫捷的身手，华丽的服装，长鬣的马匹；有的是贵族，是梵·代克的君侯[56]的亲戚，有的是披野牛皮，穿甲胄的长枪手，是窝仑希泰恩（沃伦斯坦）[57]的士兵的亲戚；总之是英雄时代和爱好形象的时代的最后一些残迹。第二幅用冷冰冰的浅淡的色调，画一些细巧，文雅，法国化的，戴假头发的人，会鞠躬行礼的绅士，注意功架的淑女；总之是一套客厅生活和国外输入的礼法。两幅画相隔五十年，五十年之间，民族精神和民族艺术都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