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1年10月，制宪议会解散，新成立的立法议会忙于现实问题，革命话语虽未改变敬仰卢梭的基本方向，随后主政的雅各宾派也仍以之为精神向导，但共和二年（1794年7月）热月政变后局势就不同了，一切已颠倒，快得像幻觉。各地雅各宾俱乐部关闭，雅各宾派成了“恐怖分子”，有的被流放，有的进牢房，有的上断头台，他们的敌人从监狱里光明正大地出来，不久前东躲西藏的嫌疑犯也自由了，而那些以暴力捍卫革命的人日夜提心吊胆，他们曾因对旧制度的愤恨破坏它的地基，此时风向变了，他们不知如何才能避免无妄之灾。

此时的法国要面对两个困难：在民族精神上，它像个历经磨难的疯子，“几番放血、淋浴和挨饿，病是治好了，但身体虚弱”[221]；在私人生活里，劫后余生，人的心里只有百无聊赖的希望，亢奋却无力，高贵的政治理想不再为人惦记，巴黎到处是舞厅，“上断头台的人的儿子与杀他父亲的人的女儿跳起了舞”，那些财富新贵“乐到发狂，乐到浑身打战，像在坟堆上跳舞”[222]。在反对恐怖、要求惩罚恐怖分子的诉求中，死去的马拉受到粗暴对待，卡鲁塞尔（Carrousel）广场的马拉纪念碑被拆除，保守派的民众将之踩在脚下，辱骂他，“为告别恐怖政治而高兴，又为在恐怖时代所受的惊吓而懊恼，总之心情复杂”[223]。在巴黎的剧院里，罗伯斯庇尔的角色一上台，观众立刻辱骂他。卢梭的历史命运逆转，之前他是革命精神之父，而民众在激进时代忍受的是邪恶、腐化与不道德，就指责他的坏影响，“正义的复仇推倒了在盲目感谢中为他竖立的纪念碑”[224]。卢梭偶像化的进程瞬间终止，对他的理解回归革命前的状态，根据他的作品和性情重新认识他。这不意味着法国人会有共识，恐怖时代后扰乱的因素更多。关于革命是否终结，民众多分歧，有人说革命已结束，有人说革命还未到来。以为革命未到来的是希望根除旧制度，以为革命结束的或是厌倦于暴力，要恢复旧秩序。

思想混乱不利于社会稳定，为减少政见分歧，执政的热月党想要和解，相关措施是将卢梭位于埃莫农维尔的棺椁移入先贤祠。早在1794年4月14日，法兰西亚德共和协会（Société républicaine de Franciade，《法兰西亚德》是1572年法国七星诗社的领导者P. de Ronsard为改革法语而作，革命时代“Franciade”进入共和历法）已就迁墓问题向议会请愿，立法议会通过了正式的法令，指定公共教育委员会委员甘格内与埃莫农维尔地方政府交涉。[225]1794年10月20日，迁墓仪式盛大，革命报刊密集报道。根据《乡村报》（La Feuille villageoise）报道：当天上午九点，议会主席宣读法令，之后队伍出发，有威严的宪兵队、演奏《乡村卜师》的乐队、植物学家代表、艺术家代表、巴黎人代表、母子代表，一路上三色旗飘扬，欢呼声响亮。[226]1794年11月，有人提议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的写作地蒙莫朗西更名为“爱弥儿”，同样为缓解对立。[227]

马拉手握《社会契约论》鼓动群众的情境还在民众的记忆里，现在他的纪念碑塌了，而卢梭的雕像取而代之。当时流行着一首诗歌：“在马拉的功劳簿上，每一页都记录一桩令人瞋目的罪行，敏感善良的卢梭所受的荣耀是法国和全人类赋予的。”[228]激进派的事业受到质疑，但卢梭作为受苦难的前辈仍受尊敬，支持激进派的公民获得了安慰。所以，卢梭的棺椁移入先贤祠不完全是对贤哲的敬意，也是热月党的策略，仪式里有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妥协。

革命戏剧同样能消解对立，但此时不再上演卢梭的作品，他被塑造为戏剧中的角色，或明指，或暗喻，传播博爱的理念。1794年10月10日，巴黎鲁瓦街（Louvois）的国家之友剧院上演《让-雅克·卢梭的节日》（La Fête de J.-J. Rousseau），10月25日又上演独幕剧《让-雅克·卢梭的婚姻》，宣扬他的道德原则，“独身不是好公民”。1795年3月7日，瓦里特（Variétés）剧院上演独幕剧《雕像》（Les Bustes，ou Arléquinsculpteur），赞扬他勤劳不辍，致力于改良风俗与法律。同年，有人改编《新爱洛漪丝》的情节，沃尔玛（Wolmar）最后成人之美，放弃追求茱丽，茱丽的父亲将女儿和圣普栾的手握在一起，一个大团圆结局。[229]这些戏剧在巴黎演出，也择机去外省，有的乡村会创作有地方特色的戏剧。早在1793年9月10日，帕拉克莱（Paraclet）村曾上演《让-雅克·卢梭在帕拉克莱》（J.-J. Rousseau au Paraclet）。[230]该村位于巴黎以东百余公里的费罗昆西（Ferreux-Quincey）地区，革命期间实行激进政策，没收教会财产，驱逐教士。1798年6月11日，巴黎北郊的蒙莫朗西政府筹备《蒙莫朗西山谷》（La Vallée de Montmorency），一个以宗教冲突为背景的爱情故事：旧教姑娘爱慕卢梭的园丁维尔尼（Vernier），一个新教徒；姑娘的母亲因信仰不同反对结好，矛盾紧张时，卢梭缓步出场，他不赞成因宗教信仰而憎恨别人，母亲改变初衷，剧情在和悦与宽容中落幕。[231]

卢梭思想的解释学不再迷狂，对他的苛责却有增无减。不久前，民众不敢发表对他不利的观点，现在不一样了，他被指责是扰乱法国的罪恶之源、保皇派、保守主义者、反革命的思想家。为躲避灾难、去德国海德堡流亡的贵族博纳尔（Bonald）每念及革命就指责《社会契约论》的罪过，“它为个人之利而牺牲社会公益，为思想的一致性而扭曲历史，为日内瓦不惜伤害法国”[232]。1796年，艾斯切尼出版《论平等》，批评《社会契约论》里只有自然原理，“不以传统习惯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强调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弊端明显”[233]。自由派律师慕尼埃（J.-J. Mounier）指责卢梭的傲慢，及其模仿者的错误，为此，他虚构了阿道尔夫（Adolphe）和尤里什（Ulrich）的对话，一番辩论后有颠覆性的结论：“人民主权和政治平等让法国迷失方向，应复辟君主制，别无他途，因为社会秩序的根基只能建立在不平等之上。”[234]反对的声音一致，反对的根据却千差万别，在对抗的情绪里，人心不免从一个极端偏向另一个极端，公共舆论更混乱。

卢梭想象中的原始风貌不再有说服力。沃尔内（Volney）说他未曾参与公共事务，自己的事都料理不好，却根据蒙莫朗西森林的生活经验勾画原始图景，沃尔内对此不解：“原始人就有美德，就不存在邪恶？”[235]关于异域风俗中的美德问题在革命之前有过争论，1779年，沃克（Walker）发现了否定性的证据，“在阿拉伯人、鞑靼人、北美土著人和中国人的历史中，更多的是谎言与欺骗，而非真实与忠诚”[236]。此时它又被人提及，既为否定卢梭的文明观，又质疑革命的理论前提，虚泛的想象与鲁莽的暴力能破坏旧制度，但不能造就新社会。

法国人历经理想的幻灭，见惯了世事无常，冷漠的平静中有消解一切的怀疑。他们对启蒙时代的态度变了，不再相信那些哲学家，斥责他们没有为法国指明道路，孟德斯鸠遭诟病，伏尔泰的文章有矛盾。[237]对卢梭的评价同样受新舆论影响，克赛纳（Quesne）说他写《忏悔录》“是因为夸耀的性格激励着自尊”，杜索尔斥责他粗鲁，“对人有不由自主的轻视”[238]。卢梭的理论体系被颠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将社会与自然对立，《爱弥儿》又攻击社会，他写过《社会契约论》，却对自由一无所知，文辞里更多的是雄辩而非逻辑，是热情而非智慧”[239]。鉴于此，自称是卢梭学生的努格莱（Nougaret）为他辩护：

（有人说）那位日内瓦哲学家在《社会契约论》里深化了一个危险观点，即自由不是气候的产物，所有民族都享受自由。他还说在构造社会时，个体让渡人身权和财产权，这是错误的。[240]

1789—1794年，卢梭与革命的关系曾是民族福音，1794年后，恐怖政治在人心里留下了阴影，激进派混淆自然原理与社会原理，混淆简单的部落法规与复杂的世俗社会法规，妄图以美德、自由、平等的名义革命，有人由此认为革命无益。[241]卢梭与革命的关系转向负面，他虚构的自然原理是“残酷革命的理论依据”[242]。约瑟夫·波拿巴（拿破仑一世的哥哥）去过埃莫农维尔，看到白杨岛上的卢梭墓后说：“他为革命准备，却破坏了法国的安宁。”1794年9月，拉卡纳尔建议政府收回曾经授予他的荣誉：“不以某个人的名义，而是以正义的名义。”[243]

卢梭摆脱了意识形态化的进程，又回归历史领域。相比于激进时代的道德语境，历史领域更求真实，从生命意义上看待故往人物的是非。卢梭不再是殉道者和革命之父，他理想崇高，也会犯错。为之举办的节日变得简单，场面不再壮观，颂歌中不再有鼓动的言辞。支持者越发被动，就此放弃说教，转而从人的不完美性上为卢梭辩护，在他早期的流浪生活和后期的艰难处境里发现真实的形象。塞什莱（Sechelles）公布了一份手稿：“卢梭的谈话与写作风格迥异，像拉封丹和高乃依一样，很少表现自己，但深邃的眼神说明他不是普通人。狄德罗不如卢梭高雅，只顾日常琐屑，音调和缓清晰。”[244]克兰赛证实塞什莱手稿的真实性，他同样如实叙述见闻，不做道德判断：“我认识卢梭时，他在抄乐谱，与同行相比，他抄得认真，报酬多，能应付日常开支。”[245]朱尔丹（Jourdan）重提卢梭的美德，但它不再是革命规范，而是人的修养，据此反驳杜索尔：“二十年来，欧洲尊重卢梭的作品和人格，为他的不幸感慨，有人竟说他卑劣、虚伪、高傲、惹人痛恨，实为不妥。”[246]1795年，在巴黎师范学校的会议上，与会者从《忏悔录》中寻找为其开脱的证据，有人指责他“以日内瓦为祖国，做有损法国的事”，胡斯（Hus）对此不以为然，他觉得卢梭对法国人同样热爱。[247]

为之辩护的语气日益缓和，支持者强调他的理念的普世意义。艾斯切尼不再重复《社会契约论》影响革命的陈词滥调，他将问题大而化之，赞扬这部作品“以明晰的脉络启发人的智慧”[248]。卢梭生前指导的孔第（Bourbon-Conti）委婉地辩护：

他关心学生的道德与智力，培养他们的精神和心灵。他对我的童年尤为关注，希望我性格坚强，体魄健壮，无论天气多糟，身体多累、多渴、多饿，去承受一切，睡硬板床，不挑食。[249]

还有人到埃莫农维尔瞻仰卢梭，但不再写昂扬的颂歌，而是专注于自然景致，推测他的晚年生活。1794年10月，米肖（Michaud）去了那里，他回避卢梭与革命的关系，转而批评专制制度对才学之士的伤害：“墓地在白杨树丛间，以天空为穹顶，大理石上的字清晰可见，‘为真理不惜牺牲生命’，让人肃然起敬……如果专制能损害一个人身后的名声，也不能让人忘记他的美德。”[250]言外之意，卢梭也是革命专制的受害者，那些指责他的人不应怀疑他希望建立新制度的诉求，死去的人不容易，活着的人也不容易，各位不要相互为难了。

卢梭的支持者尽力还原不受政治理念左右的形象，一个热爱自然、向往美德的思想家，但革命暴力的负面影响大，卢梭的形象仍旧分裂。否定者有否定的口实，认同者有认同的道理，有人觉得以暴力打碎旧制度是卢梭的荣耀，有人以为那是他的耻辱，有人说他的文字里藏着暴力与专制，有人看到的是美德与自由。与政治革命同时爆发的还有人的想象力，卢梭的形象与革命实践有关，也与想象力有关，人的想象力有多少可能，卢梭的形象就有多少可能，但想象力的来源千差万别，有的是深切的正义感，有的是无聊时闪过的灵性，有的全是因为想打碎沉闷的生活，迷恋动乱与无常。

1799年拿破仑主政法国后，卢梭在主流政治话语中几近消失。十六岁之前，拿破仑常为卢梭抱不平，攻击一切维护伏尔泰的人，成年后他开始厌恶空谈家，“他们比野蛮的革命家祸国更甚”。革命时代，党派争论不休，却不知道怎么规定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也不清楚如何区分人民主权、宪法权，“即使我们自骄自傲，散播了数千份小册子，发表了无穷尽的演说，我们对于政治和社会缺乏知识……立法机关把我们吓坏了，用一条无理的法律取消另一条无理的法律，1797年法国已有三百页法律条文，却是无法律的国家”[251]。鉴于此，拿破仑诉诸符合国情的实践，筹备立法、行政、司法、财税和军事体系，确立切实可行的规章，包括1804年的《民法典》。在混乱中，赋之以合法性的是力量，持续的军事胜利使之不需要意识形态的装饰。拿破仑的勇毅在于此，弱点也在于此，一旦战事不利，他的权势就不稳固，“我是个军人，来自民间，白手起家，怎么能和路易十六相比”，“我的权力从名誉而来，我的名誉从屡战屡胜中来，假使我不再用荣耀和胜仗维持权力，它就要倒地，胜利与征服使我居今日之位，也唯有胜利与征服能予以保全”[252]。所以，拿破仑只能在一段时期里影响政局，在他之后，卢梭问题在政治话语里又泛滥了。

一个有多重解读可能的人，生逢动**年代，理想与混乱的反差造就了变幻的卢梭形象。这是卢梭的历史命运，他是法国革命所创造的神，之前的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没有这样的人格，所以是现代历史的第一次。这次造神运动起源于1778年祭拜墓地的潮流，卢梭私人生活与公共形象的界限模糊，民众的卢梭观与对美好社会的想象合二为一，他不再是凡夫俗子，而是解救众生的天国使者。但激进的民主实践中有现代式暴力与君权独裁的影子，这个世俗之神的光芒瞬间熄灭。拿破仑时代，由理论引导的革命结束，那是实践政治学的时代，卢梭离开了革命意识形态，但之后又进入无休止的思想争论。法国学术界的两难问题随之而来：面对革命弊端，保守派批判的是卢梭，但错位的批判不能解决革命遗留问题，反而有碍于现代政治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