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8月26日，制宪议会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后，君权和教权受限制，自由、平等和财产权等现代观念普及，民众对革命的前途是乐观的。1790年1月，梅西耶致信维尔内（Jacob Vernes）神父，“我亲眼看到那场革命，令人讨厌的古老制度不会有了，现在的法国比瑞士更自由”，鉴于此，他希望在欧洲推行法式革命。[171]在乐观的想象中，卢梭被进一步美化，之前为人诟病的事不再有人提，现在他是法兰西伟人，与圣女贞德、伏尔泰、杜尔格并列。[172]巴莱尔在国民公会演讲时提议由国家财政供养特蕾兹，为卢梭立塑像，并刻上“自由的法兰西向卢梭致意，为追求真理不惜生命”；米拉波觉得他的遗孀有权利得到自由之友的感谢，“人民代表要以合适的方式对待她”[173]。1790年12月，特蕾兹每年获得一千二百利弗尔年金，雕像事宜着手进行，公开竞标，国民公会为此通过两道法令。[174]法兰西学院指定多位评审委员，监督竞标和雕塑进程，博东（Augustin Baudon）赢得雕像权，曾为卢梭制作石膏遗容的乌东为之提建议，1791年8月雕像完成。[175]

此事大费周章，是因为雕像的政治意义。革命时代有一个共识，相比于绘画，雕像生动简洁、内涵丰富，能更好地宣传革命原则。在卢梭的问题上，梅西耶说：“雕像是献给对人类和国家有贡献的人，他生来为改善社会，让人摆脱专制法律。”[176]1792年4月5日，里昂的雅各宾俱乐部为他的雕像举行落成仪式，大厅的讲坛上立一长矛，矛头系着红白蓝三色旗，在男女公民的欢呼声里，雕像落于基座，之后音乐响起，圣火点燃，一队人吹响了古式号角，培鲁、米南（Mignin）、让泰尔（Jentel）、吉贝尔（J.-E. Gilbert）、阿拉尔（Allard）先后以公民的身份上台演讲。期间，音乐不停，《或许更好》（Ou peut-on être mieux）和《就这么办》（?a ira）循环往复：[177]

啊，就这么办，就这么办！

今天的人民不停重复着：

啊，就这么办，就这么办！

还有反叛者，但一切会成功。

敌人惶恐，不知所措，

我们歌唱“哈里路亚！”（赞美你，主）

……

贵族抗议，

善良的公民嗤之以鼻，

内心不被扰乱，

反而更坚强。

大小公民内心深处是战士，

战斗中无人背叛。

……

不惧火与焰，

法国人战无不胜！

1791年9月25日，为准备卢梭胸像的揭幕，蒙莫朗西地方政府组织乡间节日，参加演出的姑娘身着白衣，配三色腰带。受邀前来的有巴黎的自然主义者巴斯克（Bosc）和莱杜特（Redoute），文人代表圣皮埃尔、孔多塞、甘格内（P.L. Ginguené）、布里扎尔，艺术家代表乌东，国民公会代表艾马尔（Eymar）、巴莱尔、博西（Boissy）、安格利（R. de Saint-Jean-d’Angely）、埃第安（R. de Saint-Etienne），邻近地区（Grosley，Deuil，Montmagny，Saint-Brice，Biscop，Andilly，Aubonne）的行政官员到场祝贺，日内瓦派来公民代表，据说是卢梭的外甥，人物名姓今不可考。[178]帕洛（P.-F. Palloy，1755—1835，巴黎建筑师，攻克巴士底狱后的第二天组织八百工人将巴士底狱予以拆毁，未经任何授权）从巴士底狱的废墟中选了一块石头，刻上字：

一个温和谦逊的哲学家，

他懂得人的权利。

曾在这个山谷思考上帝的事业，

写就《社会契约论》，

那是我们宪法的基础。[179]

书记员全程记录庆典仪式，之后由当地的宪法之友协会（Société des Amis de la Constitution）出版，即《蒙莫朗西纪念卢梭的乡间节日》，其中有不少颂歌，也着力于描述他的生活：巴兹勒（Bazile）老人常与之聊天，注意到他与园丁古斯坦（Gustin）相处得很好。[180]民间的作品也不少，达尔德（R.G. Dardel）完成了三个塑像，罗塞（C.A. Rosset）、巴卡里（L.A. Bacarit）、里库尔（C. Ricourt）、勒布朗（J. Lebrun）、德姆尔（Desmurs）也都有作品问世，在公共场所展览。[181]雕像之外，国家书法学会向立法议会提议印行卢梭的画像，“传达的精神与宪法一致，让人感受自身的尊严”，画家贝尔纳（Bernard）承担了这一任务。[182]

1789—1794年，阅读卢梭的潮流依旧。《社会契约论》发行了28版，《新爱洛漪丝》26版，《卢梭作品选集》25版，《爱弥儿》21版，《卢梭全集》18版，《忏悔录》18版，《戏剧集》8版，《植物学》2版，其他作品有3版，共计149版。[183]革命时代的人觉得他致力于批判迷信与不合理的权威，更与之息息相通。1789年，有人在国民公会演讲，说他痛恨专制，对人道主义有热情。[184]不久，国民公会通过法令废除了贵族制，而他的哲学是这部法令的基础，“他证明没有比几个家族垄断荣誉更不公正，不道德，更有悖于健全的政治”[185]。

伯维尔曾向法兰西学院建议举办有奖征文，1790年法兰西学院付诸实施，《让-雅克·卢梭的颂歌》获奖，马蒙泰尔院士要求对作者加倍奖励，奖金由原定的三百利弗尔增加到六百利弗尔。[186]1794年5月，卢维尔（J. J. Rouvière）创作《卢梭颂歌》，蒙彼利埃（Montpellier）市政府主持了发行仪式，他在理性祠当众朗读，蒙彼利埃人民协会（Société populaire）又为之颁奖。同年，古约姆（J. M. Guillaume）创作了《卢梭颂歌》，根据《忏悔录》复原卢梭的生活，并推测他的敌人改动了手稿。[187]

卢梭是这一时期革命戏剧的主角。1792年，《圣皮埃尔岛上的卢梭》（J.J. Rousseau dans l’Isle de Saint-Pierre）在巴黎上演，戏剧开场时，男主角圣普栾（Saint-Preux，《新爱洛漪丝》里的人物）朗诵反对决斗的文字，之后是卢梭与科西嘉首领保利关于政府形式的对话。该剧语言冰冷，不简洁，不自然，“但台词均来自卢梭的作品”[188]。1793年1月2日，巴黎歌剧院上演《法律之友》（L’Ami des Loix），暗示1793年宪法的第六条款受《社会契约论》的影响。1794年1月，巴黎共和剧院上演《厄庇墨尼德的复活》，卢梭被视为有政治智慧的贤人。2月25日，汪德维尔（Vandeville）剧院上演《平等节日》（La Fête de l’Egalité），有一句台词寄托着剧作家拉代（Radet）和德方塔尼（Desfontaines）的诉求：“我们活着，永远平等地活着。”[189]在道德剧《卢梭的童年》中，小卢梭说他在梦里与罗马人交谈，劝他们反对独裁，父亲和姑姑听后比之为“罗马共和的捍卫者布鲁图斯”[190]。

一个革命理念主导的话语空间形成了，卢梭的私生活不再为人诟病，他是只受敬仰、不容污蔑的圣贤。革命家在道德意义上推崇卢梭，是要压倒保守主义者、百科全书派，以及所有怀疑革命、反对革命的人。所以，这是单向度的解释语境，法国史学家奥祖夫（M. Ozouf）从中发现了强迫性，类似独裁的意志，要支配人的灵魂，所以革命节日本质上是一种“统治主义”。[191]

革命意识形态有两部分，道德结构和政治结构，卢梭首先进入的是道德结构。他的心灵哲学让人珍惜良好的风俗，文辞坦诚，不炫耀，恢复孩子和父母的天然情感，尊重老年人和女性，“维护女性的腼腆，就是保护自然的风俗”[192]。他生前的苦难也有了象征意义，源于疾病之苦被解读为殉道之苦，尽管受苦受难受迫害，“他始终向往质朴的生活，以美德与公益为目标”[193]。崇高理想与艰难遭遇的反差在普通人的心里有了共鸣：为什么位高者没有公正心，善良人在受苦？共鸣中有怜悯，有愤怒，是对卢梭因追求真理而受磨难的愤怒，也是对旧制度的普遍愤怒。与愤怒相应的首先是打碎一切权势的愿望，消灭那些盘踞在民众头顶上的鬼怪，其次是决心实践新生活与新社会的理想，建立平等、自由与博爱的制度。这是革命派敬仰他的情感起源，旧制度下受压迫的人往往对那些为追求美德而远离繁华、在乡间孤独生活的贤者有同情之心：

卢梭是非凡的人，他的性情像他的文学风格一样热烈，他的错误有说服力，他的弱点也那样有魄力。时至晚年仍像孩子，一个充满爱的愤世者，因性格遭遇不幸。在自然的怀抱里，他的温柔的心灵、对上帝的眷顾和向善的诉求，这些都让人羡慕：卢梭是幸福的。[194]

革命派在道德和情感上认同卢梭，他就此进入革命意识形态的政治结构。他是现代政治的奠基人、法兰西的立法者、守护神，“在他之前，统治艺术是奴役与欺骗，法律知识乃应景之作，随意无常，而他将一门愚昧的科学变得像数学一样精确”[195]。他的立法与契约论一度是革命话语的关键词。西耶斯与布里索在制宪议会议员权力的问题上不一致，对《社会契约论》的理解上却无分歧，以“人民”取代“臣民”，用法律保护人的自然权利。[196]1790年，一位革命者赞扬《社会契约论》有普世真理：“如果这场革命是伟大的善举，那是卢梭的功绩，我们的民族应向他致敬。”[197]1792年，梅林（Merlin）在巴黎男女爱国者协会（Société fraternelle des patriots des deux sexes）演讲时首次提出“《社会契约论》确定了《人权宣言》的基本原则”[198]。那时流传着一幅画《法国革命的寓言》，除了生命树上所标识的强力、真理、正义、团结之外，三色旗的上方有卢梭的头像和一只眼睛（图4-2）。这只眼睛在宗教改革后多次出现在世俗作品里，它是最高力量的注视。旧世界已破碎、新社会尚未建立的混沌时刻，一个年高德劭的圣贤的注视有宗教信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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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法国革命的寓言，J.de Bertry & N.Henri画，1794年

法国人对美国革命的推崇进一步强化了卢梭与革命的关系。法国人觉得美国革命是成功的，联邦体制是政治实践中最好的可能，旧制度垮台后，美国经验被引入法国的立法实践。《宾夕法尼亚州居民权利宣言》是国民公会辩论的主题，这部宣言强调人有不可让渡的权利；《宾夕法尼亚州立宪法》也得以引介，其中第36条强调个人独立与财产、职业的关系。[199]如何协调权力机构的关系也是法国的政治议题，《马萨诸塞宣言》第30条涉及如何在共和制度下限制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使之互不干扰，组建一个从属于法律而非受制于人的政府。[200]而卢梭主张联邦制是治理大国的最好形式，舒迪尔（P.-R. Choudieu）在雅各宾俱乐部演讲道：“我与卢梭想的一样，政府为个体保留最多的自由，它的制度就要尽可能完美，只有联邦制适合法国。”[201]富兰克林和华盛顿的雕像立在国民议会的大厅，作为美洲自由的保卫者，而卢梭和米拉波的雕像立在对面，作为宪法的缔造者、共和精神奠基人，《社会契约论》就摆在卢梭雕像的旁边。[202]在1791年的版画《米拉波来到美丽田园》（Mirabeau arrive aux Champs Elysées）里，米拉波向卢梭走去，递上自己的作品，上方是挥旗的天使，旗上写着“自由的法兰西”，富兰克林为米拉波戴上橡树枝花冠（图4-3）。索姆（Somme）地区的人民共和协会（Société populaire & républicaine）为富兰克林、伏尔泰、布封、马拉和卢梭立像，一首歌曲颂扬卢梭的功业：

他让人发现他们未曾注意的本领，他们在主人枷锁的压迫下活着。让-雅克来了，以其才华让人顿悟，然后从长久的昏睡中醒来……他说人民是唯一的主权者……他让女性热爱她们的义务……他热爱平静安宁的生活。在埃莫农维尔，他会得到我们孩子的敬意。[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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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米拉波来到美丽田园，L.Joseph画，1791年

变成革命精神之父后，卢梭生前控诉的阴谋不再是瞎话，而是让人愤怒的事实：“缺少宽容精神的王公舒瓦瑟尔迫害他，喜欢挑拨是非的哲学家、卑劣的朝臣和仆从也迫害他，这些人远不及他有才华，只因他撕开面纱，激怒了不宽容的政治势力，所以到处被追捕。”[204]而在共和制度下，民众对公共事务有裁判权，所以要为他平反，“他是和善的朋友，感受丰富，内心无私，是18世纪最勇敢的人、现代的苏格拉底、名副其实的美德殉道者，那些迫害苏格拉底的人会湮没无闻，为自己下流作品腐烂后的灰尘所掩埋”[205]。

这是革命干预现代思想进程的早期史。1793年9月12日，巴黎市议会传唤讽刺过卢梭的帕里索，问他是否有爱国证书，这一举动有明确的政治内涵，是对被召唤者的质疑，或是判决的前奏。1782年剧场暴动事件后，帕里索不敢上演戏剧。1793年9月15日，公民舒迈特（Chaumette）却指责他将笔插在墨水瓶里，不为自由写作，“革命前他就是反革命的，亵渎圣贤，他竟敢将卢梭比作四脚着地、吃莴苣的怪物，爱国者要为‘人类之友’复仇，哲学家要惩罚哲学的敌人”。帕里索是个聪明的报刊作家，有良好的政治嗅觉，但面对陡变的形势进退失据，只好公开承认错误。[206]

卢梭已经是革命精神之父，但他的形象有不确定性。1791年10月，立法议会取代制宪议会，国家治理难题应接不暇，“财政管理、纸币发行、外省反革命运动、殖民地有色人种的权利与义务、对外关系、军事力量征集、两附属国（Avignon，Combat Venaissin）与国王的关系、民事婚姻规则、封建制度与宗教秩序的废止”[207]。对于哲学原理的兴致不像制宪议会时那样浓，文学艺术的年代过去了，现在是务实的年代，“写作纵使不灵巧，只求有助于公共秩序”[208]。启蒙时代的乌托邦、形而上学或纯粹批判越来越不合时宜，虽没有人公开否定卢梭的意义，但在日常事务里他开始受冷落。

新生的共和国不稳固，革命每向前一步都有难以预测的变化，而教育被视为稳固新制度的好方法。1789年，维里尔（Villier）在《公共教育的新规划》（Nouveau plan d’éducation et d’instruction publique）中提及改革背景的变化：

革命前的问题是，倡导公共精神的新式教育在缺乏公共精神的环境中如何维持？革命开始后，问题转变为：如果教育不革新，新制度如何长久存在？[209]

革命家对教育变革最多，但改革方向是实用教育、公民教育，而非乌托邦教育，他们参考的是蒙田和洛克的理念，培养实用人才，诸如木工、海员、兽医、铸造工等。班卡尔（Henri Bancal）觉得教育是共和制的根基，决定国民是受奴役的还是自由的，是迷信的还是理智的，是幸福的还是悲惨的。为此，他规划了国立教育体系，设立初级学校，讲授公民权利与义务、科学与艺术的基础知识，主要城市设中心学校，课程有自然史、物理、数学、农业、化学、外科医学，以及附属机构（图书馆、植物园、印刷室）。[210]而卢梭注重自然权利，是为理想国培育完美孤独的人，革命时的教育辩论很少诉求于他。1790年，特里尔（Dupain-Triel）的《略论为青少年提供科学、艺术和职业知识的城市中学的设立》没有他的影子。同年，巴黎大学学生德拉塞（Desramser）演讲时引用卢梭写于1770年的短诗（我们都是可怜的瞎子，上帝，让伪君子们原形毕露吧，好叫世人看到他们粗野的内心），德拉塞继承了他的怒气，但未提及他的教育观。弗雷维尔（Fréville）的《爱弥儿中学》通篇没有他的观点。[211]1792年，杜培（Dhupay）在《民族教育章程的作用》中质疑《爱弥儿》不切实际，“长久的乡间散步让人烦，要从事农业劳作，接受地理和数学教育”[212]。

卢梭教育学的两个拥护者，米拉波和圣皮埃尔，革命前后对于自然教育和实用教育有不同的态度。1777—1780年，米拉波被羁押于文森监狱，在《致苏菲的信》（Lettres à Sophie）里要求家人给刚满几个月的女儿苏菲洗冷水澡，“开始不适应，但她很快会喜欢”，出狱后，他引导苏菲阅读《爱弥儿》，“其中有新颖的真理”[213]。革命之始，他在《公立学校的法令规划》（Projet de Décret sur l’organisation des Ecoles publiques）里转向实用：“教育要依据现实，委托给由人民选举、定期更换的行政官执行。设立学术院，包括哲学部、文学部和科学部，取代之前的科学院。”[214]圣皮埃尔曾是卢梭的信徒，以自然教育塑造人格，革命时代却提倡民族教育和爱国教育，“让年轻一代成长为优秀的公民”[215]。

卢梭形象的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是赞美中的专制意图。《忏悔录》出版后，罗伯斯庇尔说卢梭心灵纯洁，是艺术表率、美德的奇迹，勇敢的思想会传到后代，“让我认识自己，珍惜人的尊严，思考社会秩序的宏大原理”；1793年7月，恐怖时代开始，罗伯斯庇尔多次提及卢梭，说自己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日见过他，“这个记忆是我自豪与快乐的泉源”[216]。在断头台的起落声里，他依旧赞美他，说他反对专制，“怀着热情谈论至高的神意，用充满力量的雄辩描绘美德”[217]。1794年5月26日，他在《关于宗教、道德观念与共和原则关系》的演讲中“要把百科全书派钉在耻辱柱上，为卢梭复仇”[218]。罗伯斯庇尔的逻辑走向了极端，但这不是个别现象。1793年7月13日，马拉被吉伦特派的支持者夏洛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刺杀后，民众在悼念他的活动中视卢梭为四位自由殉道者之一（Brutus，Le Pelletier，Chalier，Rousseau）。10月27日，有人在巴黎歌剧院前朗诵诗歌：“马拉是卢梭出色的学生。”[219]单向解释让卢梭的形象陡增变数，他与民主暴力有隐约的联系，在热月政变后的政治界和20世纪极权时代后的思想界，卢梭研究遵循的是有罪推定的逻辑，虽不能将他的思想等同于恐怖政治或极权主义，至少要澄清两者的关系，并提防以自由平等为借口的独裁专制。

革命之初，尚有人表达否定意见。卢梭在《忏悔录》里指责维尔内是诽谤短文《公民感受》的作者，维尔内气愤之余忍不住反击，克拉帕莱德（Claparede）是维尔内的朋友，同样斥责卢梭行文不得体，诽谤朋友。[220]这一类的批评局限于私人世界，未进入公共空间，所以没惹麻烦，但类似的言论在这一时期已很少见。“自由”“平等”是威慑性的话语，革命家根据“自由平等”与“反对自由平等”等修辞区分人的政治身份，反对卢梭就意味着与革命为敌。在偏执的政治道德的监视下，只有赞美才合乎时宜，而批评卢梭，不论意图如何，都是在对抗自由平等。他的批判者不得不沉默，心中有愤怒也不敢公开。

主导恐怖政治的不都是成熟的革命家，也不一定有独立的品格，他们要依靠死去的卢梭，不考虑他的生存处境就对之虔诚地服从。旧制度的暴力基因在法国革命家的身上涌动，他们需要敌人，一旦敌人被塑造出来，破坏的愿望就不可阻挡。他们对敌人才这样，对待普通民众却是友善的，因为民众的目光里有神秘的力量，所以他们要投其所好，然后从欢呼声里获得合情合理的存在感。法国资产者（律师、商人、工场主、印刷商）本在旧制度权力体系之外，突然间有了最高权力，这是他们所梦想的，一时间却不知所措，担心不为人承认，又害怕被敌对者篡夺，就急切无度地行使权力。在至美、至善的上帝眼里，他们是一群打闹的孩子，上帝要他们松开拳头、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他们会那样做，法国的政治意识也不会失控，但那时候上帝不见了，他们都相信自己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