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去世后的十余年有一股理解他的热情，但1782年前后不同。之前，谈论的根据是逸事琐闻；1782年5月，《忏悔录》与《漫步遐想录》出版后，对卢梭的理解有了直接证据，批判的声音还在，但已弱化许多。在革命前的动**里，民众有理解一个故去人物的默契，却偏离生命意义，卢梭愈加抽象为道德符号，开始向英雄、传奇或圣人的方向变化。
1767年卢梭赴英避难归来后，《忏悔录》已是热门话题，众人推测他会怎样写，如何评判论敌。1778年，这部作品不需要报道已广为人知。1783年，萨德被关押于文森监狱，他致信妻子，要求寄来一部，因其对卢梭的道德观有兴趣。[130]1789年，伯维尔去凡尔赛宫，路过牛眼厅（Oeil-de-B?urf）时看到两人热烈地谈论卢梭。[131]卢梭希望后代人理解他的苦衷，所以不惮于坦白私生活，不说教，少有理性论证，更多的是活跃的想象。这是让人感同身受的话语，“有火的力量，法语中冷漠的优雅不见了，法国人第一次接触这样的风格”[132]。《秘密通信报》以贪婪、感动、爱不释手等词语描述阅读感受。[133]读者从中发现他的禀性：“宁愿靠作品和双手应付生活，也不愿变成大人物的附庸。他不喜欢巴黎，是因为更喜欢安静。”[134]阅读热潮对青年人的影响最直接，他们人多，对卢梭的仰慕真切，是革命时代的中坚力量。
《忏悔录》与《漫步遐想录》的合集批发价每套5.5利弗尔（纳沙泰尔印刷公司收到书商订单100套，支付550利弗尔[135]），各地订单不断。1782年，巴黎书商齐罗尔（Chirol）通过内部关系获得订货，兴奋不已，“我今天收到300套《忏悔录》，多亏编者们照顾我，未给里昂和外省订户邮寄就先给我了”[136]。《忏悔录》的热销带动了《卢梭全集》的生意。1783年，书商巴索皮尔（Bassompierre）订购750套12开本全集，依照定例，“先缴纳一半现金，到货后结清另一半”，各方获利不菲。1788年7月，庞索（Poincot）出版社加印《卢梭作品全集》，有8开本和4开本两种。[137]1788—1793年，布里扎尔与梅西耶、劳纳尔（F. H. S. de l’Aulnaye）、普里姆（Pierre Prime）、图尔内（Félicien le Tourneur）合作出版《卢梭全集》（37卷）。[138]
这一时期，《社会契约论》的阅读情况如何？杜弗尔（T. Dufour）和普兰（P.-P. Plan）调查版本时发现：1762—1789年，《社会契约论》有两版，《新爱洛漪丝》和《爱弥儿》却有很多。[139]但他们的调查不全，未包括1789年贝迪耶（Berthier）的《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考察》。[140]德拉特（Derathe）统计18世纪的书目时只发现四本反驳性的作品，革命前只有两本：布克莱（Beauclair）的《反对社会契约》和卢扎克（Luzac）的《匿名者来信》。[141]德拉特的统计也不准确，以“社会契约论”为题的不多，正文提及《社会契约论》的却不少，梅西耶的《论卢梭》第一卷第二部分介绍《社会契约论》，第三部分讲述公共美德与政治制度，第二卷论证《社会契约论》的立法理论、主权者与公意。[142]为补充缺漏，出版史学家莫尔内（Mornet）调查了1750—1780年法国五百家私人图书馆的藏书：[143]
表4-1 莫尔内调查的1750-1780年法国五百家私人图书馆藏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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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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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内的研究是实证的，但私人藏书有别于阅读情况。18世纪，有私人图书馆的或是贵族，或是有钱人，在卢梭的批判者中，这一类人居多，支持卢梭的多是普通民众、没落贵族，而他们往往借书读。《新爱洛漪丝》热销之际，每一卷被拆分为数十册，在街头、咖啡馆里传阅，这些为人广泛阅读的书或损坏，或丢失，不会进入私人图书馆。莫尔内未考虑书籍收藏与阅读之间可能存在的错位，结论就未必严谨。鉴于此，多纳尔（J. M. Donald）转向1766—1789年的私人档案，力求回答两个问题：它是不是一本启发革命的书，有多少人读过？格里高尔（Gregoire）神父和巴莱尔（Barrère）的《回忆录》里没有阅读的痕迹；布里索喜欢卢梭，但只读过《新爱洛漪丝》《爱弥儿》和《忏悔录》，没有证据说明他年轻时读过《社会契约论》；罗兰夫人读了不止一遍，“但自始至终读得不明白”；勒格罗（Legros）的《卢梭作品研究》（Examen des ouvrages de Rousseau）是多纳尔发现的思考过卢梭政治原理的作品。[144]法国革命前，《忏悔录》《爱弥儿》和《新爱洛漪丝》最为人喜爱，读《社会契约论》的不多，这个结论基本成立。
卢梭的教育理念是18世纪同类作品的典范，《爱弥儿》引起广泛讨论，“绝妙的开篇之后是伟大的思想，表述清晰准确”[145]。塞拉那发现了其中的两个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之，慎施于人。”而卢梭倡导美德教育，是因为一个人终将是社会的支柱，“为使他有美德与智慧，不应依据通常的教育方法，只提供冷冰冰的课程和枯燥的原理，要激发自然所赋予人的力量”[146]。1788年，斯塔尔夫人的《论卢梭的作品与性格》受欢迎，1789年重版三次，“他综合了自然教育和学校教育，锻炼学生的心智和体能，所以是对人的教育”[147]。布里索将卢梭看作思想的导师和美德的教员，《爱弥儿》最适合那些寻求真理的人。[148]里昂科学院举办征文比赛：旅行是否是完善教育的方式？征文灵感源于《爱弥儿》，“卢梭允许爱弥儿旅行，在旅途中找到合适的居所，他想以此区别于普通教育，还是转向社会契约的讨论？”[149]
普通人对卢梭的怀念更深切，去瞻仰墓地时与过路的农夫交谈，捕捉他的往事，想象他的言行。[150]他的奇闻逸事流传甚广，画家、雕塑家据此描述他，加缪（Camus）医生希望为卢梭和爱弥儿雕像。新语境触及日常生活，卢梭说人要保持自然所赋予的面貌，鉴于此，“有人主张士兵要留小胡子，给人勇猛的印象”[151]。1784年，巴黎设立修辞奖，颁发给那些与卢梭风格相似的作品。他成了圣人、邪恶之敌，“不理会迷信鬼魅与虚假的异象，将真实看作美，追求人之独立，不忘社会福祉，此外别无他求”[152]。随之而来的是夸张的赞誉——有美德的让-雅克、人类权利的捍卫者、真理的使徒、自然的诠释者、人类之友，“去世后，他为一个由年轻公正的君主所统治、开明又感恩图报的民族所惦念”[153]。此类描述进一步触发了阅读潮流，伯维尔受此影响开始读卢梭，“感受乡间快乐，避开轻浮世界的旋涡，远离青春年代的暗礁，向善的心更坚定”，而那是伯维尔的第二次教育，一种自我教育。[154]布里扎尔与埃莫农维尔的农夫交谈后，决心以他为榜样，不是因为他的天赋与才华，这些都已入土，而是因为他的简朴与美德。
卢梭的形象被置于苦难的背景里，“以自然为师，禀性良善，生活里尽是贫穷、流浪、逃亡，屡受驱逐”[155]。他与休谟的争执有了不同的意义，即善良人受到了损害。为此，有人将他比作苏格拉底，苏格拉底饮毒芹汁而死，是人类精神史上的悲剧，迷信与哲学交战时犯下的最初罪行，“卢梭喝下的是更有害的东西，在不幸与苦难中度日，却平静地死去，两位贤者知道国家不幸之所在，却只能哀叹”[156]。在革命前的动**风俗里，旧宗教不再有规束力，民众要寻求新宗教，卢梭不再是出身低微的作家，而是使徒“圣让-雅克”，一个真理与美德的殉道者，有人要依据他的原理去布道。[157]苦难与美德结合是信仰的本初语境，此时的卢梭形象正是这样。
对卢梭的赞扬已居上风，批判的声音依旧存在。1786年7月24日，《秘密回忆报》发文：卢梭独处时有伟大的才能，也有对同代人的轻视，他将亲生的孩子送入孤儿院，在最后时日精神错乱。[158]1782年，有人写了一首诗歌《三个卢梭》：
三个卢梭，
从巴黎到罗马皆闻其名，
三人各不相同。
巴黎的卢梭是大人物，
日内瓦的卢梭是疯子，
图卢兹的卢梭是小人物。[159]
“日内瓦的卢梭”指让-雅克·卢梭，他惯以出生地表明身份，同代人也这样认为。“巴黎的卢梭”是让-巴蒂斯特·卢梭（Jean-Baptiste Rousseau，1670—1741），“与达·芬奇相似，多才多艺，参与当时的文学辩论”，年轻时因籍籍无名而懊恼，努力为贵族写赞歌，之后进入沙龙社交，得到财政大臣古德雷（Coudray）的保护，1701年入选铭文-文艺科学院，《文学通信》（Correspondace littéraire）时常报道他的事迹。[160]“图卢兹的卢梭”是皮埃尔·卢梭（Pierre Rousseau，1716—1785），图卢兹医生之子，年轻时代创作戏剧《理想年》（Année merveilleuse），1749年的《无用的诡计》（Ruse inutile）为他赢得了赞誉，之后进入上层文艺界，在枫丹白露宫为路易十五上演《布西法拉斯之死》（Mort de Bucéphale）。1756年在列日大主教巴维尔（J.-T. Bavièlre）支持下创办《百科全书报》，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科学理念，是坚定的百科全书派，但因其为《百科全书》辩护而流亡国外。1784年2月5日，《秘密回忆报》又提及他的事迹。[161]
此时对卢梭批评最严厉的，是1786年7月杜培（F.-A. Doppet）医生和阿奈（Anet）的哥哥合作写成的《华伦夫人与阿奈回忆录》。在《忏悔录》中，卢梭说阿奈与华伦夫人关系不正常，卢梭到来后，阿奈愤怒于华伦夫人对自己的疏远，吃鸦片自杀。但这部《回忆录》予以否认：阿奈是朴实的青年，没有自杀，他去外地旅行，在玛格利亚（Margeria）生活了十八个月，之后回到华伦夫人身边。他们是普通的主仆关系，阿奈擅长植物学，华伦夫人让他管理培育稀有植物和药用植物的花圃。华伦夫人是有美德的女性，后半生遭遇不幸，时常责备卢梭的冷漠。[162]《回忆录》对卢梭批评严厉，“花着华伦夫人的钱，却忘恩负义，品性之劣，无人能及，表面朴实，没人比他伪装得更好，更能迷惑人”[163]。根据卢梭与华伦夫人的通信，该《回忆录》有不实指责。1753年2月，虽离开华伦夫人十多年，卢梭为她寄去二百四十利弗尔，那是抄乐谱所得：“抄写东西谋生是光荣的，我因此独立，感到幸福。”[164]扭曲的批判会招来反驳，《秘密回忆报》说这部《回忆录》是虚构的，没多少事实；1786年9月27日，《关于卢梭与华伦夫人的公正的哲学思考》又针锋相对地反驳。[165]
关于《论克罗德与尼禄的统治》的争论虽未平息，但卢梭的支持者不再被动，转而批评狄德罗言辞激烈，“嫉妒卢梭获得的荣誉，就指责他没有理智，是江湖骗子、暴乱者、卑鄙的人”，普鲁士人克罗茨斥责狄德罗是“自然之子与真理之子的顽劣对手”[166]。污蔑性的指责难以抵挡道德美化，有的批判者收敛了怒气，言辞上力求公允，只将批评寓于其中。
卢梭生前委托后人评判是非的愿望变为现实，“两千四百万法国人向他致谢”[167]。帕里索（Palissot）的境遇说明了批判者与支持者的力量对比，1760年5月2日，他的讽刺剧《哲学家》在巴黎歌剧院上演，尖刻地讽刺卢梭关于原始社会的假设，该剧审美价值不高，却因讽刺哲学精神而获得掌声。[168]1760年前，文人界对卢梭的批评限于科学、艺术的风俗，自《哲学家》公演后批评得更直接、更苛刻。这种倾向为政府所许可，文人相争是旧制度的官僚乐于看到的，百科全书派的莫尔莱因回击帕里索而在巴士底狱关押了两个月。[169]卢梭去世后，公众的态度变了，1782年6月20日，《哲学家》又在巴黎歌剧院上演，情节进展到讽刺卢梭的一幕时，“剧场喧闹不止，后排的观众群情激愤，打断了演出，要求剧作者删掉这一幕”，随后几天，观众来信要求更改剧情，不要嘲讽卢梭。帕里索害怕当众受侮辱，不打算上演，“观众不允许我对卢梭有丝毫不敬，我也赞美过他，他们却不在意”[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