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世到《忏悔录》前六章出版的几年间（1778—1782年），卢梭的私生活为人注意，但一件事从不同角度理解，意义会不同。与之熟识的人、喜欢他的读者喜欢追忆日常之事，1778年8月，里尔丹写了一封长信，描述卢梭在埃莫农维尔的生活：“他享受久已向往的自由，早上太阳升起时起床（五点左右），在外采集标本，陶醉于自然景色，之后回来与夫人吃早饭，饭后去散步，家里养了几只鸟，他称之为‘音乐家’。”[87]普莱斯勒和马格兰回忆拜访见闻：他与里尔丹一家相处融洽，跟人交谈时流露着童真。
亲身见闻之外还有传言。米拉波听说卢梭在埃莫农维尔时，用抄乐谱赚的钱帮助有困难的人，接济过附近村子一位贫困的老妇人，卢梭去世后，她在墓前哭泣：“他不是天主教徒，却帮助我，这个质朴的心灵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宗教。”[88]此事难辨真伪，但米拉波获悉后更加敬重他。卢梭将孩子送到孤儿院的事又引起关注，1781年，米里埃（Millière）四处探寻孩子的踪迹，无果。[89]普通人对逸事传闻兴趣浓厚，即使不认识他，未曾见过他，也乐意打听，“就像不了解他去世的场景就谈论一样”[90]。报纸尽力满足阅读需求，与之有关的事，无论大小真假都予以报道。
同情者的赞美，批判者并不认同，两派争论不休。前者奚落后者只会嫉妒，卢梭是因为博爱才为人憎恨，而后者指责前者不了解卢梭，他的缺点让人厌恶。1778年，《百科全书报》指责他“不独立思考，而是模仿古今作家”[91]。关于抄袭，1764年就有此类指责，那时巴黎流传过匿名小册子《日内瓦卢梭的抄袭》。[92]此时旧事重提，作为反驳同情者的依据。
卢梭曾说法国音乐无法超越意大利音乐，法国的文化保守派和古典主义者以之为无法容忍的偏见，“意大利音乐确实动听，为人喜爱，难道法国人不能有自己的音乐？”[93]1755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出版时嘲讽四起，卢梭去世后同样如此。1778年10月5日，哈珀在《法国信使报》发表长文《论让-雅克·卢梭》：“那部作品里尽是矛盾，注重情感，忽视理性，他的原理是错误的，写作动机也不纯粹，在交往中屡受冲击，一个生活的失败者觉得独处才幸福。”[94]借助于《法国信使报》的影响力，这篇文章传播广泛。[95]类似的争论时常出现，主题随意，隐含不同的诉求，争论的气氛严厉，但很快会消散，新的争论又取而代之。
1766年卢梭休谟之争时，英法报纸相互指责，而此时，法国的报纸对立加剧。《巴黎日报》主编克兰赛指责过卢梭，但面对百科全书派的攻击时转而维护他的声誉，1778年10月29日《巴黎日报》发表致哈珀的公开信：“卢梭不是强调科学艺术对风俗的害处，而是强调对那些不培育科学却享用的人有害。”克兰赛论及他与卢梭二十年的交往，期间未曾听到他对文人有不敬之词，“哈珀偏信奇闻轶事，不公正，也不全面”。1778年11月，有人在《巴黎日报》上匿名撰文，批评哈珀“对伏尔泰盲目敬重，对卢梭蔑视愤恨”，德莱尔随后在该报刊登为卢梭辩护的信。[96]里尔丹自始至终不认同哈珀，“卢梭没说文学必然败坏风俗，他提及捆绑和束缚会限制孩子发育，而体育锻炼、自由理性有益于成长，这样表述没有矛盾”[97]。最终，关于《论让-雅克·卢梭》的争论扩大为《法国信使报》与《巴黎日报》的对立，两家报纸受众广泛，对卢梭的历史形象有难以忽略的影响。
与此同时，文人忙于书信论战。兰格比较卢梭与伏尔泰的异同，“一个情感暴躁，一个尖刻诙谐，都不乏狂热的支持者，他们对艺术，乃至人类精神进展有贡献，理应博得大名，却滥用了才智，所以有危险”[98]。卢梭的支持者很快回应，杜潘（Du Pan）斥责他没读完卢梭的作品就随意评论，“若要欣赏他的原则，就得恭敬地了解，内心澄明才能走向神殿”[99]。公允的判断不多，党派之见横行，“对卢梭批判最严厉的往往是支持伏尔泰的人”[100]。这样的对比自卢梭去世就开始了。1778年，《秘密通信报》提及两人的风格：“伏尔泰有才智，但好嫉妒，报复心强，心灵不美；卢梭雄辩，备受谩骂，他的正直却不容置疑。”巴黎音乐家科勒（Collé）不以为然：“伏尔泰的名声会传到遥远的后代，卢梭是诡辩家，尘世名声不会超过三十年。”[101]1781年，《文学通信》意识到他们对时代风俗影响大，而科学院只是步其后尘。[102]
思想批评尚能为人接受，但矛头转向了人身侮辱，“泛滥的恶意里有一股怒火，像阿基米德用杠杆抬起地球，迫使人改变看法”；论敌不停地散布传言，斥其狡猾、卑鄙、傲慢、不诚实，自诩是日内瓦公民，对法国不忠诚，“类似的辱骂有千百种”[103]。日内瓦的书商高斯（Jean Gosse）说像他这样的作家有大害，“用看似高尚的文字抹黑社会”[104]。1778年8月，梅斯特（Meister）牧师写了一首讽刺诗，卢梭被描述为难以捉摸的怪人：
我是奇怪的人，
粗鲁诡异、难以捉摸，
世上从没我这样的。
我知道我的缺点，
也为此抱怨，
我真是奇怪的人。[105]
百科全书派对卢梭的批评最系统。18世纪中期，他们控制着法国部分官方出版业（《百科全书报》《文学通信》《法国信使报》），为达目的，不惜党同伐异。卢梭与该学派的交往可追溯到18世纪40年代，卢梭负责《百科全书》的音乐类词条，也写过《论政治经济学》，因性情、风格和病痛而被人误解。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的“日内瓦”词条里建议日内瓦开剧院，卢梭指责他要败坏日内瓦共和国的风俗，自此公开与百科全书派为敌。1766年赴英避难时，他觉得陷入了他们的阴谋，余生未从受害幻想里解脱。百科全书派了解卢梭的雄辩力，又害怕在《忏悔录》中受污蔑，就极力纠正。1779年，达朗贝尔发表《米罗尔·马雷夏尔颂歌》（Eloge de Milord Maréchal）：“卢梭曾对基斯伯爵说，自己死后特蕾兹会很困难，基斯接济了三十金路易，卢梭没有致谢，反而用侮辱的言语回报恩人。”[106]针对达朗贝尔的指控，支持者找到了卢梭与基斯的通信，所谓的“三十金路易”与事实有出入。1765年，基斯知道卢梭要离开圣皮埃尔岛，资助了二十六路易的路费，他们相处融洽，卢梭向来尊敬基斯。[107]
在百科全书派里，狄德罗的攻击最严厉，因其担心被卢梭抹黑。1782年，赶在《忏悔录》出版前，他重版《论塞涅卡》，题目改为《论克罗德与尼禄的统治》（Essai sur les régnes de Claude et de Néron），新添两个注释，指责卢梭污蔑朋友：“如此的卑劣与鲁莽，难道不是在团结的哲学家庭里挑起纷争，不是在友人间种下长久的仇恨？这是个邪恶的人。”[108]他又指责卢梭抄袭：“哲学思想、道德原理和政治理念来自塞涅卡、普鲁塔克、蒙田、洛克和西德尼（Philip Sidney，16世纪英国诗人），诡辩与矛盾的风格归于塞涅卡，他在基督徒面前自称是天主教徒，在天主教徒面前说是基督徒，而在两派面前又承认是自然神论者，或索齐尼教信徒。”狄德罗还说，一星期内，卢梭给日内瓦的朋友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劝其心境平和，第二封信却鼓动他们敢于复仇；他写文章反对戏剧，不久就创作戏剧，他反对文学，可一生沉浸其中。矛盾的风格源自阴暗的想象：
在他眼里，一切是坏的，他对达朗贝尔、伏尔泰、基斯、休谟、杜索尔，还有其他人的恶意是明证，他的思想与其说是哲学的，不如说是宗教的，是理解错误并走向极端的宗教观念，会激发不宽容的精神。[109]
这足以颠覆读者的印象，卢梭的批评者哈珀也觉得狄德罗过分了，“道德意义上批评得有理，但在文学方面欠公正”[110]。支持者难于一一应付，针对《论克罗德与尼禄的统治》的无礼，穆尔图简要回复：“狄德罗，你说得真对，你描述的那个魔鬼，只在你的脑袋里。”1779年，在一篇《卢梭颂歌》里，穆尔图又回应其他人的攻击。[111]关于思想的矛盾，自从卢梭进入文学共和国，争论就未间断。18世纪末，勒格罗（Legros）神父坚持卢梭思想的统一，杜尔格（Turgot）却不认同；20世纪初，卢梭研究家朗松为卢梭辩护，而勒梅特尔（J. Lema?tre）说他的思想里有难以解释的矛盾。而卢梭的风格为人提供了口实，1738年9月，他致信《法国信使报》，谈论地球形状，以及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牛顿与卡桑（Cassin）的相关理论。[112]18世纪40年代，他参加霍尔巴赫沙龙时支持科学艺术，但在1750年第戎科学院的征文里改变了立场，他正是借助这篇论调突兀的文章在文学共和国获得了身份。《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同样前后不一，哈珀说它继承了《论科学与艺术》的矛盾，有意挑起自然与社会的对立：“那是奇怪的诡辩，人完善自己的才能，竟违背自然，人生活在社会里，却不自然了？”[113]文字上有矛盾，他的日常言行也如此。1766年年初，休谟为卢梭申请国王年金，他起初拒绝，但很快又反悔，乔治三世最终同意授予，却不理解他的意图，英国人对之更轻视。[114]
去世后，卢梭的影响越来越大，首先在于他的善恶观获得了后人的同感。教权和君权制度缺乏人道主义关怀，忽视个体情感，民众有些麻木，但对于美好的生活依旧有想象力，而卢梭的作品使之有实践的愿望。德莱尔说自己从未见过如此有美德的人，并在卢梭受《巴黎日报》攻击时极力为其辩护。[115]菲利庞（Phlipon）夫人说他以智慧启发同代人，“他的正直和美德永远有力量”。1779年，一个小人物兰格维尔（Longueville）写了篇《卢梭颂歌》，因无钱出版就低价卖给一家图书馆；邓坦（Dentand）向卢梭墓地献花时，想到他的美德追求感动不已。[116]
感性主义是对个体心理的关怀，一种人道主义，不同于君主对臣民的爱护，有别于上帝对信徒的救赎，而是人与人基于平等关系的仁爱与尊重。卢梭不为取悦君权与教权，他在向人诉说，是以良善与友谊为目的的诉说。德莱尔觉得字里行间是这样的语境——“对读者有真诚的善意”[117]。感性主义改变了旧制度的话语风格，并培育了新的处世道德，里尔丹善待卢梭的行为同样符合人道主义，为人赞许，“他与卢梭交往时体会到命运的悲苦，却从中获得安慰”[118]。这是具有鼓励性的安慰，苦难不会阻碍一个人去追求美德和真理。鉴于此，法兰西学院的杜西（Ducis）为里尔丹写了一首诗歌：
在安静的白杨树丛间安息着让-雅克·卢梭。
您（里尔丹）接近一个正直敏感的心灵，
您（里尔丹）的朋友在他（卢梭）的墓地里死去。[119]
18世纪，质朴、纯净是造作、伪善的对立品质，卢梭对自然的热爱暗示他向往朴素的生活，故被誉为“自然之子”（Enfant de la Nature）。[120]卢梭去世后，里尔丹对祭拜墓地的人讲述时有意强化他与自然的关系，“从早到晚，他沉浸在和缓的快乐里，采花、幻想、水边漫步，在安静的森林里听风吹鸟鸣，享受自然的乐趣”[121]。一位母亲给他的灵魂写信，因其唤醒个人对自然的情感，“从今之后，所有毁坏自然的东西，以及让怜悯与温和的情感窒息的物象，会为人遗弃”[122]。
根据卢梭的遗愿，培鲁和穆尔图重新编排《乡村卜师》，七幕剧情，配乐优雅。[123]1779年4月20日，《乡村卜师》上演，“芭蕾舞剧有气势，像当年在凡尔赛宫演出时那样”。《秘密通信报》说它美妙，《巴黎日报》描绘了演出场景：“空中弥漫着音乐，有一种古典的美。”[124]日内瓦牧师罗什（Roches）和邓坦赞许该剧以理性、自由和勇敢让法语有了力量，“经过他的笔，法语像诗人塔索的意大利语一样美妙”[125]。普通人对这部戏剧期待已久，上演后反响热烈，他们能从中领略一位伟人的艺术观。与之相应，民间流传着剧情版画，广受欢迎。[126]对于演员是否能表达卢梭的本意，观众有过争论，但未减弱普遍的热情。[127]新版《乡村卜师》在国外的反响也不错，英国很快有了英译本，荷兰刊印了剧本台词。1781年7月2日，意大利剧院上演情节剧《被抛弃的阿丽亚娜》，以卢梭的《皮格马利翁》为模本。[128]至此，虽不能说法国与意大利的戏剧之争有了胜负之分，即法国戏剧赢了，卢梭的戏剧获得认可却是真实的。
1778—1782年，卢梭的形象一天比一天生辉，“生前，曲折的命运让他蒙羞，而去世后一切颠倒了”[129]。他不再是疯癫无常的下层文人，或来自日内瓦的流浪汉，而是关怀社会福祉的思想家，敢于丢弃陈词滥调，以感性主义培育人的心灵。报刊的持续关注让他始终是公共舆论的主角，有无限美化的可能，当突如其来的革命需要一个领路人的时候，他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