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转型论不能解释1766年卢梭退出文学共和国的原因，与“卢梭问题”一样对哈贝马斯提出质疑的还有“萨德问题”。青年卢梭追求的名利，萨德不以为意，晚年卢梭所厌恶的，却是萨德要打碎的。年轻时，他为非作歹，不顾及家族荣誉，冒险挑战传统伦理，是品性顽劣，天生没有责任感与荣誉心，或家庭秩序错乱，父权与母权对立，还是时代风俗积弊多，善恶的界限已模糊？时至中年，数次牢狱之灾后，他是共和派的革命家，勇敢雄辩，对于现代政治有深入思考，前后迥异的人生境遇是因为什么？是他天生喜好动**，只有在动**里，心中的恶才会平静，才能活得像自己？他的故事起初是家庭悲剧，最后是民族精神的悲剧，其中有一个风俗、制度与人心的不断堕落的因果循环。
对于现代人，萨德是遥远的传说、旧制度的异类，他出身于一个有六百年谱系的贵族家庭。12世纪，他的远祖以商业起家。14世纪，一位女性前辈劳拉（Laure de Sade）是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心中的女神，也受过但丁的赞誉：“理智与美德光彩照人。”15世纪，这个家族培养了两个主教，17世纪又有两个。1450—1716年受封八位骑士（比男爵低一等的贵族），另有多名上尉、市政官、外交官、修道院院长、教皇内侍主管。他们的族徽上有一只鹰、一颗金星，是外省最古老、最有名望的家族。1740年6月2日，萨德生于巴黎，他的母亲与波旁王室有血缘关系，父亲是军界和外交界的大人物，曾任布莱斯（Bresse）、布格（Bugey）、瓦罗梅（Valromey）、莱克斯（Gex）四省的总督，后任法国驻科隆公使、驻俄大使。萨德在一座古堡里长大，1663年12月，昂基安公爵（Enghien）的婚礼在此举行，莫里哀到场祝贺，为国王和王后上演《〈太太学堂〉的批评》和《凡尔赛即兴剧》，据当时社交名流塞维尼（Sévigné，1626-1696）公爵夫人记载：“那天的晚会极度奢华，花费两千路易。”[440]1793年，萨德忆及童年时光：“我与孔代亲王（L. J. de Bourbon-Condé，波旁公爵独生子，法国军界要员，革命后流亡国外，组织军队反攻）年龄相仿，经常一起玩，我傲慢无礼，不顾身份差别，有次做游戏争执起来，我给了他一顿拳头。”[441]少年时代，萨德入读路易大帝中学，三年后毕业，成绩平平。路易十五执政期间（1715—1774年），贵族青年轻浮懈怠，像流行病一样，有识之士深感担忧：
他们对过去没有留恋，对未来没有不安，在鲜花掩盖的悬崖边上快乐前行……所有时间用于社交与节日，享受快乐，担负宫廷和驻军的轻微职责，漫不经心地享受旧体制的便利，又感受到新风俗下的自由，两类道德准则恭维着我们的虚荣心，又放纵着寻求快乐的愿望。[442]
旧制度时代，贵族有向军队输送军官的传统，而父亲对于孩子是绝对的权威。1754年萨德从父愿加入国王卫队，因其祖上有军功，路易十五令其持步枪，一年后破格晋升少尉。[443]1756—1763年，七年战争期间，他在路易十六哥哥的率领下参战，担任勃艮第驻军上尉，有人说他异常疯狂，有人说他特别勇敢。但无可讳言，那时军队荣誉感日益消解，一伙贵族子弟，纪律涣散、训练松弛，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经常出入私人聚会，剧院为他们保留位子，萨德也结识了不少轻浮之徒，“欺诈、告密、做伪证，从事间谍勾当”，在**与伪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风俗里，他深陷其中：
我生于巴黎，在奢华与富贵中，自从我能思考，就觉得出身与命运能满足我的所有需求。有人说我愚蠢，我对此深信不疑，那些偏颇的讽刺让我变得自豪、愤怒又独断，一切得为我让路，整个世界要恭维我的任性。[444]
成年后，萨德有过二十九年的牢狱之灾，革命前多因**或对女性无礼。1763年10月29日晚，萨德强迫珍妮·泰斯塔（Jeanne Testard）辱骂上帝、耶稣和圣玛丽，珍妮事后向巴黎警察局告发。马莱（Louis Marais）专职监视年轻贵族，逮捕了萨德，将他关入文森监狱，其父向国王求情，是年11月13日，他被释放，但要受警察监视。[445]1767年1月24日父亲去世后，萨德的心理开始失控，最严重的是1768年4月8日的阿尔科伊（Arcueil）事件，他将一个三十二岁的女人哄骗到位于阿尔科伊的别墅，谎言、胁迫、暴力，无所不用其极。趁他外出，这个可怜的女人逃了出去，并向皇后镇（Bourg-La-Reine）元帅裁判团（负责军纪纠纷）长官贝尔纳迪（Bernardiere）报案，萨德岳父蒙特勒伊（Montreuil）一家得知后设法化解麻烦，巴黎高等法院法官布耶（Boyer）企图驳回那个受害女人的控诉，赔偿两千四百利弗尔了事。但国王得知后，将萨德收押于恩西兹（Pierre En-Cise）监狱，“这是法国18世纪最卑劣的罪行，法律若不能主持正义，以儆效尤，会给后代留下徇私枉法的坏典范”[446]。萨德不以为那是谋杀，而是冒险，放纵者的冒险、不信教者的冒险，但在普通人的眼里，那是贵族制的堕落，萨德是“恶的象征”，为人憎恨。[447]
表3-2 萨德受囚禁时间表[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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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1790年是萨德遭受囚禁最长的一段，他的**触怒了岳母蒙特勒伊夫人，相继被关押于文森城堡、巴士底狱和夏朗东收容所。蒙特勒伊夫人野心勃勃，本来不同意萨德与女儿勒奈（Renée de Montreuil）的婚事，所以对他的伦理越界极为愤怒。[449]众叛亲离，无人搭救，他起初陷入绝望：“何时以上帝的名义，我能从活埋我的墓地里出来？没什么比我的命运更凄惨的，也没有什么能描述我的焦虑，眼泪与哭喊支撑着我，所有人都熟视无睹。”[450]他开始勤奋读书，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让他安静下来，“慢慢地读，生怕理解错误，劳拉（即萨德远祖）在我的脑袋里回旋，我像她的孩子”[451]。1779年2月，他有过一场幻梦：
临近半夜，我要睡去，劳拉忽然出现，我确实看见她了，她问我：“你为什么在尘世哀叹？”
我回答：“我所在的地方有很多错误、悲伤、麻烦……我的母亲，我的抽噎要将我窒息。”
她握住我沾满泪水的手，她也在流泪：“我住在一个你厌恶的世界，要向前看，我繁衍后代，直到你出世，不愿看到你不幸。”
因为我的落寞与对她的温情，我搂住她，希望留住她，跟随她，让她感受我的泪水。幻梦消散，给我留下的是悲伤。[452]
萨德的妻子勒奈禀性安静，时刻写信宽慰他，告诉他孩子的进步，说他出狱后会看到劳拉，感谢他在狱中翻译的诗歌，并不断地寄送书籍，帮他整理狱中手稿。托关系改善其生活条件——从“狗窝”转到大屋，为他寻医问药，又得忍受他的沉默、暴怒与埋怨：“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健康状况……你要保重，我一直这样要求你，因为这一点比我的生命还珍贵，尽力消解你的悲伤情绪，我才能看到你健康地出来。”[453]1779年7月14日来信：“你的孩子很好，他们努力弥补失去的时间，要为你的幸福做有用的事。亲爱的朋友，我拥抱你，轻轻地，这一次我给你寄来六卷的《希腊罗马名人传》（Hommes illustres），一根香肠，一块药膏，一瓶糖浸橘子，六块硬饼干，六块糖面饼干。”[454]1781年12月31日，萨德的小儿子路易（Louis-Marie de Sade）来信：“亲爱的爸爸，新年在我的心里激起最温和、最崇敬的情感，希望您收下来自这个心灵的祝福，它不渴望别的，只求配得上父亲的温情，生为您的儿子我是幸福的。我何时能见到您，亲爱的爸爸？这一刻我等得不耐烦了！我何时能怀着崇敬之情拥抱您的双膝？”[455]1782年1月，勒奈来信告知女儿近况：“这是你女儿的画像……她还不会写字，所以我没有让她给你写信，她在学习，内心坚强，很快就记住一些词。”[456]（参考本节末文森城堡中萨德的藏书）
萨德在狱中时，家族领地管理松弛，勒奈与各级官员联络，寻求保护。1779年9月20日，她致信一位大臣，诉说忍受的不公：“先生，我一直为我丈夫缴纳监狱膳宿费，我觉得这是必要的，但有人执意毁灭这个不幸的人，他本该有不同的命运……您若同情我的不幸，就别再加重我的痛苦。蛮横对待我的是主事官员S先生，他杜撰不公和诋毁的言辞……萨德的权利已受侵害，领地树林被砍伐，有人掳走田地上的牲畜，领地狩猎权为人默许。”[457]可半月后，她致信萨德，希望他开心：“亲爱的朋友，你让我准备一个书单，这是安布莱（Amblet，萨德的大儿子）写的，我让他好好写，以便你能认清：《女教皇让娜》（La Papesse Jeanne）、《法国旅行家》（Voyager francais）、《卢梭手册》（La petite brochure de Rousseau）。我已致信梅斯尼（Mesny）医生，问他能否为你诊断。这一次给你寄十二块糖面饼干，三十块杏仁饼干。”[458]
这段时光是萨德转变的开始，他不再在现实中作恶，故意去伤害人，但要在思想世界里反叛。他以启蒙哲学、民族历史、戏剧作品自我教育，从中发现了生命的意义——写作色情小说。十二年里，他以之对抗死寂。若仅是个人癖好，在现代历史中，他的价值会归于无，听到他的粗鲁语言，想到他的劣迹，几乎没人愿意接近他，但荒诞与**的文字里有锐利的批判精神，批评旧制度，还有关于美好社会的想象。而这样的文字有对抗时间的力量，萨德由此能超越世俗意义的善恶观，作为尘世之恶的象征，让那些行走在善恶边缘的人反思：心底的恶何时会爆发？
出狱时韶华已逝，风湿、胃炎、偏头痛时常发作，眼睛问题困扰他很久，但为之奠定身份的作品也完成了：《变化无常的人》（Le Métamiste，ou l'Homme changeant，1780）、《轻信的丈夫》（Le Mari crédule，1781）、《让娜·莱奈》（Jeanne Lainé，1781）、《索多姆一百二十天》（Les 120 journées de Sodome，1785）、《阿丽娜与瓦尔库》（Aline et Valcour，1786）、《美德的不幸》（Les Infortunes de la vertu，1787）。入狱前惊慌失措，无所适从，此时他接受了现状，以之为难逃的命运，用**的文字颠覆虚伪的风俗。他的思想转变符合现代文艺评论家萨义德的晚期风格论：“一个人因身心病痛或生活阅历，晚年的写作不同于青年时代。”如此解释仍是形式上的，未触及时代风俗流弊与人心之乱。新旧交替时，萨德的心里有贵族阶层的迷失，趾高气扬，不知道自己是谁；胆大妄为，在堕落中飞翔，也深知其中的弊端。他想成为哲学家，却不在意文学共和国的名誉，或不齿于此。《美德的不幸》是朱斯蒂娜和她的姐姐朱丽埃特的故事，一个是温和善良的姑娘，一个是蔑视道德的女人，但善良的品质没有被上帝奖赏，朱斯蒂娜举步维艰，因为在那个残酷的世界，“好人一生受难”，萨德在描述透心凉的绝望时尚存一点希望：
我们的社会公约受充分尊重，我们与之没有理解障碍。尽管如此，我们遇到荆棘，坏人收获玫瑰。那些失去美德依靠的人无力克服不良迹象，他们会不会与之同流合污，不去反抗？他们不会说：美德是好东西，可它脆弱，不足以对抗邪恶，人们因美德陷于最坏的境地，在一个完全堕落的世纪，最稳妥的莫过于同流合污……坏人发达，善良者失败，置身于坏人中间更有利？（这部作品）是将美德遭遇不幸的事呈现给堕落的心灵，它若尚存良善，则能挽救之。[459]
批驳旧制度的同时能满足民众的好奇心，《美德的不幸》畅销一时，很多人在书摊前迫不及待地读起来。但在现代思想界，它标志着萨德神话的诞生，那是一套关于罪恶的话语体系，理性主义者以为是虚无的反抗，非理性主义者以为是反抗虚无。1834年，博斯特（Boiste）主编《法语通用词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la langue fran?aise），收录了施虐（Sadisme）、虐待狂（sadique）、施虐受虐症（sadomasochisme）等词语，等同于**与残忍的快感，“违背自然，对抗社会”。他的后代承受指责，有人被迫更改姓氏，一个古老家族的名誉就此消亡。
1782年动笔的书信体小说《阿丽娜与瓦尔库》是萨德的自传，出版商说它“风格纯净多彩，一切是原创的”，但也有人觉得“到处是下流与谋杀，让人反胃，作者疯了”[460]。文辞间引人注目的不是老生常谈的色情，而是改善风俗的意图：“避免青年人腐化，减轻赋税，敬重农业，倡导诚实，减少奢华。因其让身处险境的人更危急，却不会减轻不幸者的重担。”[461]萨德了解时代批评的限度，于是虚构了一次远游，指桑骂槐：桑维尔（Sainville）和利奥诺（Léonore）在非洲野蛮王国布图安（Butua）旅行，那是人吃人的世界，一切都是恶的，光天化日之下有滔天罪行。从此逃离后，两人驾船去了塔莫（Tamoé），位于南太平洋的岛国。一个乌托邦，人人幸福，享受大地的赠予，女性受尊敬，刑法轻微，黄金没有价值。塔莫国首领札麦（Zamé）指责欧洲的弊端，“不平等，**过度，迷信盛行”。
1785年10—11月，萨德在巴士底狱时每天晚上都在写一部色情史上难出其右的作品《索多姆一百二十天》，人物肮脏，情节血腥，主题不正经，有灵魂深处的愤怒，其中一段为罪行辩护的话让人觉得他是十足的堕落者：
一桩罪行若能制造快乐，就不会有悔恨，若对往事的记忆唤起的是快感，自然不会有折磨人的记忆。若罪行不能带来快乐，或因某种感受，快乐像**或仇恨一样消失了，悔恨就会出现……要赋予罪行以所有力量，使之无可挽回，这是消除悔恨的方式。[462]
这是萨德式的场景：“组合的复杂、同伙的扭曲、欢乐的代价和受虐者的忍耐力，一切超出人性的可能。”[463]在理性话语里，萨德是异类，而在非理性的话语里，那意味着他要恢复人的本性，拒绝以德报怨，拒绝礼仪与荣誉感，要彻底释放心中的愤怒。但萨德的恶有展示的愿望，有别于礼仪与荣誉感所掩饰的恶，它们从旧制度的根基下长出来，然后暗地里腐蚀旧制度。
恶的生存空间是黑暗、隐秘和窃窃私语，是行为与后果之间的漫长距离，总之要逃避因果关系的追踪。大恶是那些看似不具备因果关系的恶、无限绵延的恶、刻意隐藏的恶，它在旧制度有气力的时候极力奉承，趁机取利，在旧制度危急时极力保护它，但在旧制度坍塌时迅速变形，以维新者的面目在新时代里秘密地袒护旧风俗。在一群变形者的社会里，好制度枯朽风化，坏制度却因为善变而横行一时。良好的风俗本是民族精神的支撑，但在坏制度下异常混乱，那里的人有了变形的本领，他说话时满怀深情，却是在用呼吸与发声的技巧，他的声音圆润清亮，但听起来空洞，从容不迫里是冰凉。无限绵延的恶是旧制度的敌人，依附、投机、隐瞒使之成为封闭体系，保守固执被看作政治美德，它想维持旧制度，却必然会背叛它。
相对于真正的恶，也就是通向绝路的恶，迫不得已的恶是直白的、纯粹的，要了解它，不需要突破掩饰性的表象，而纯粹与直白使之有了审美意义。萨德早期对恶的迷恋表现为对无辜者的祸害，他服从恶的要求，将之隐藏起来，消除因果关系，为此口是心非、提心吊胆。后期，他打破恶的逻辑，将之放在明确的因果关系里，向人展示。他不再是恶的仆从，而是恶的陈述者、现代历史上恶的第一个主人，他要恶上台表演，恶就得上台表演，他要恶自我摧残，恶就得自我摧残。萨德的恶不是对旧制度的根本威胁，它处在风俗的最底层，在形式上有败坏性，但旧制度从对它的监禁中标明了自身的正义。
1687年，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翻译古希腊人泰奥弗拉斯托斯（Théophraste）的《品格论》，借助古希腊的坏风俗批评路易十四时代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依附之恶、投机之恶，包括伪善矫饰者、阿谀奉承者、献殷勤者（因其寻求的不是正派诚实而是讨人喜欢）、最可耻的事都敢说敢做的无赖、夸夸其谈者、贪婪无耻者、言行粗暴者、愤世嫉俗者、认为受所有人欺骗的猜疑者、以微不足道的事炫耀的虚荣者。[464]与泰奥弗拉斯托斯作品一同出版的还有拉布吕耶尔自己的《品格论》（Les Caractères ou les M?urs de ce siècle），拉布吕耶尔不再避讳法国风俗的弊端：
宫廷不能没有这一类仆从，他们溜须拍马，殷勤讨好，善于钻营，效忠女人，安排她们的娱乐，研究她们的弱点，凑着她们的耳朵说些粗俗话……这些人能屈能伸，不过无足轻重。
在宫廷里，在大人物和大臣身边的必须是一些骗子，居心叵测的骗子……荣誉、美德、良心、品质，从来令人可敬，往往没用。
宫廷从来不缺这样的人，他们用社交习俗、礼仪或财富取代智慧，弥补才德的不足。
奴隶只有一个主人，但对于野心家，凡是对升官发财有用的人都是他的主人。
看到人们冷酷无情、忘恩负义、不公、骄傲、珍爱自己、忘掉别人，你不要发怒，他们生来如此，本性使然，石头要落下，火要烧起来，就随它吧。
一个健全的人从宫廷生活中获得是孤寂和退隐的乐趣。[465]
但在旧制度晚期，文字只能单向度地规劝现实，而现实在老路上前行，不理会文字怎么说，所以拉布吕耶尔的作品畅销一时，却无益于旧制度的改良。一个世纪后，当萨德以恶的表演者讥讽旧风俗的时候，法国人仍视之为败类，蔑视他，要远离他。19世纪，因在教会伦理和世俗伦理中是恶的化身，他的作品不能出版，但越来越多的人想去理解他，有反抗精神的年轻人从中发现写作灵感，夏多布里昂、福楼拜、乔治·桑、缪塞、戈蒂耶（T. Gautier）、欧仁·苏（E. Sue）、龚古尔兄弟都读过，波德莱尔读后视之为“注释人性之恶的自然人”[466]。20世纪，对萨德的理解有了新视野，世界大战后的人目睹生活的荒诞，在超现实主义的语境中，莫里斯·海涅（M. Heine）、吉尔伯特·莱利（G. Lely）和克洛索夫斯基（P. Klossowski）以之为影响深远的思想家，是尼采、马克斯·施蒂纳（M. Stirne），以及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和卡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的先驱。1938年，曼·雷伊（M. Ray）为配合海涅出版萨德手稿，完成了一幅画像，石质的脸庞，面向燃烧的巴士底狱，雷伊觉得那是“最自由的人”[467]。
那是什么样的自由，值得一个人不顾一切？以极端的恶证明人性中的晦暗，以荒诞对抗荒诞？法国旧制度末，贵族的没落已不可挽回，在新的财富体系里，他们受第三等级冲击，地产收入贬值，破产或消亡的家族悲剧时有出现，风光不再。他们的高傲却未减少，蔑视行政体系，看不起新兴阶级，有些贵族逆反心理强，以违背常理的方式表明自身存在，寓批判于色情故事是发泄怨气的途径，隐晦地讽刺风俗的堕落。达尔让（J.-B. de Boyer，marquis d’Argens，1703—1771）侯爵是18世纪初的外省贵族，十五岁参军，三十岁退役，父亲一怒之下剥夺了他的长子继承权。1734年，他离家赴荷兰，开始自由写作，1748年出版《哲学家特蕾兹》（Thérèse philosophe），以卡迪尔（M.-C. Cadière）和吉拉尔（J.-B. Girard）的荒唐事批判女性受压迫的现实，销量巨大。[468]1750年10月，德国北部小镇伊泽霍（Itzehoe）的施迈特瓦（Schmettow）伯爵致信法国友人拉博梅尔（L. de La Beaumelle，哥本哈根大学教授），问他是否能为自己弄到这部作品。[469]
米拉波伯爵，一个没落的外省贵族，1774—1775年、1777—1780年两次被囚禁，第一次在伊夫（If）城堡，第二次在文森城堡，出狱后与家庭决裂，1784年只身去伦敦，三级会议后当选埃克斯（Aix）地区的第三等级代表，后创办《三级会议报》（Journal des états généraux）。1783年，他完成色情作品《我的皈依》（Le libertin de qualité ou Ma conversion），不是皈依上帝，而是魔鬼撒旦：“撒旦先生，童年时代，您指导我耍花招的本领，我采纳您的教诲，日夜如此，扩大您的帝国。”[470]1785年，他又出版《升起的幕布》（Le Rideau levé），其中的小女孩洛尔（Laure）十岁丧母，接受继父的不良教育，并学会了一套“关于快乐的知识”[471]。
相比而言，萨德的一生更像传奇，在现实中撒野，在文字里狂放，青年时代是顽劣之徒，在监狱里历练为有正义感的色情作家，革命时代，心中的善开放了。1790年4月2日，秘密逮捕令（Lettres de cachet）废除后，萨德出狱，改名为路易·萨德（Louis Sade），投身革命，不再是贵族，而是公民，公安委员会让他以爱国主义的文字动员公共精神。1791年6月在致国王的公开信里，他提到“法兰西民族已陷入可怕的错误，民众对于权力的滥用愤怒至极”[472]。同年10月，巴黎的莫里哀剧院上演他的《**的不幸》（Oxtiern，ou les malheurs du libertinage），该剧批判财富对共和制的腐蚀，致力于维护政治秩序。1793年1月，他发表公开演讲，要以哲学摧毁欺骗和荒谬的宗教，为民众的神立祭坛；9月他又在马拉纪念日上滔滔不绝，“共和主义者最珍视的义务是感激伟人，国家荣耀由此而来”。1795年的《闺房哲学》讨论风俗与政治的关系，那是启蒙时代古典共和主义者热衷讨论过的问题，爱尔维修、马布里、孟德斯鸠、卢梭对之有所论。两年后，他又出版《新朱斯蒂娜》，揭露廷臣圣方德（Saint-Fond）的阴谋：“一个国家的臣民若在**中衰败，就不会感到脚铐的重量，增加负担不为之察觉，所以真正的治国策是尽力使之腐化。”[473]1793年7月，他在致自由平等协会（Société de la liberté et de l'égalité）的文件里倡导以宪法保障人的自由：
我们又一次为自由加冕，独裁者再不能夺取……很快，一部普度众生的宪法会以幸福取代不安，在邪恶与奴役压迫下的法国人会萌生共和热情，足以让君主颤抖……各省代表拜倒在国家祭坛下，发誓要自由地生，自由地死。[474]
此时的萨德兼具史学家和革命家的才华，而且有历史正义感。关于启蒙哲学和革命暴力的作用，他因独特的境遇而有不同视野。断头台每天都有动作，但只能处死杀人犯，不能减少犯罪，为此他公开质询1793年9月17日《嫌疑犯法令》（Loi des suspects）的合法性，这是革命恐怖政策的依据。他呼吁废除死刑，降低法律的严酷性，尽可能的温和，所有人努力遵守，改良风俗，避免在教育里掺杂宗教寓言：
没有宗教，我们制定的法律有何用？我们需要宗教，但得是为共和人格准备的、有别于罗马的权力宗教。近一个世纪，我们确信宗教要依托于道德，而非道德依托于宗教，宗教要与风俗相关。[475]
1803年，他被囚于夏朗东收容所时又有了一个写作计划：德维尔（Delville），一个道德败坏的男人，泰奥多丽（Théodorine），一个腐化堕落的女人，图谋陷害天真的少女克莱芒斯（Clémence），与《美德的不幸》相似，仍是善良人受伤害的主题。[476]1815年，萨德完成《政治对话》（Dialogues politiques），“自法国的麻烦事开端后，我尚有时间思考所见所闻，我想探寻眼前事的根源、政治体制的根源，这样的研究能说明我们不幸的首要原因，如何避免，如何将法国建立于牢固的基础上”[477]。其中有一个辩论场景，双方难分伯仲：保皇派要恢复波旁王朝的统治，因为那是美德政治、贤人政治；而雅各宾派选举波拿巴，尊重人民意愿，取缔王权遗存。对话中有革命之乱的道理，文人政治干扰了时代思想，人人希望变革社会，实践方式与革命目标却是混乱的：
哲学家的政治诡辩是我极力反对的，我的国家近二十六年所经历的不幸主要归咎于求新者的堕落，他们作为的一些恶果仍未显现……同胞对之信任，就去实践关于自然权利、人民主权和平等的抽象原理。[478]
萨德最后的思考保存在遗作《政治词汇》（Lexicon politique）里，他首先解释了政治科学的基本观念，包括政治、平等、贵族、无套裤汉、财产权、国王与主权者、民族与公众等。追求真实是史学家和政治作家的原则，无论是喜欢批评的人，还是歌功颂德的人，都要如此。以“政治”为例，那是“关于人心的知识，是引导人的意志的科学，助其实现预定目的，或使之有美德，或更顺从于信仰”[479]。其次是对革命的复杂态度，他以为1789年后的动**是打乱民族传统的不良后果，“让人恐惧，让人厌恶”；他又不否定革命的普世意义，“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民族，对之或赞誉，或苛责，革命的因果却几乎一样，若认真研究革命的性质、形式和力量，会更清楚地认识它，一部普遍意义的革命史适合所有国家”[480]。
萨德是旧制度根基下长出来的恶人，将贵族制的弊端发挥到极致，在动**岁月有英雄的品质。他想掌握命运，却受制于起伏的时局，一生里有狂放、幻灭、重生与失落，从为非作歹的贵族青年变成以色情作品批判风俗的文人，之后是革命家和政治理论家。社会剧变让人心与时代境遇连连错位，像萨德一样无所皈依的贵族还有很多。丹特莱格伯爵，思想敏锐，懒散成性，在里昂上学时不喜欢耶稣会的沉闷教育（以古典语言和神学理论为主，辅以数学、法语课），后来参军，服役时发现自己的写作潜质，但家人迫使他屈尊发财，他对专制的母亲不满，对叔叔普雷斯（Priest）也不满，甚至是仇恨，因受其责备“专注于文学，不思军队的职责”[481]。出身贵族却憎恨贵族制，对于某个贵族是怀疑自我，而在普遍意义上那是贵族制的危机。1789年他投身革命，主动放弃贵族特权，又鼓动其他人放弃，促成了《人权宣言》的颁布。黎塞留公爵同样有叛逆精神，幼时的教育由资深教师负责，但他未从中获益，“自然物象比艰苦学习更有益于知识积累”。年逾不惑，他不遵守贵族礼仪，轻浮、冒失与鲁莽惹怒了父亲，于是被关入巴士底狱，长达十四个月。出狱后，他加入军队，四处驻防参战，成长为合格的贵族，并跻身法兰西学院。[482]对于他的家族，这是好事，而在历史意义上，他最终为旧制度归化，从中受益，自然是它的保卫者。
萨德与众不同，他穿行于善恶间，更容易跨越善恶的界限，但他的心里有良善，到夜里会反思，欲望袭来却无法自持。年轻时，他在五年间持续救济三个几近破产的家庭，最终使他们脱离贫困，他帮助一个被部队丢弃、几乎在野外死去的逃兵，他还在伊夫里（Evry）救过一个孩子，眼看被疾驰的马车碾过，他用身体挡住了车轮。[483]对于矛盾的生活，萨德多次忏悔，1763年11月在文森城堡：
我不抱怨我的命运，上帝该来复仇，我愿意承受，我为错误哭泣，我厌恶我的迷失，上帝可以在我认识错误之前、在我未来得及感受到之前将我毁灭。他让我反观自己，这是多么大的恩惠。[484]
1783年9月，萨德致信妻子时又有过反思：
我是最诚实、最坦率、最优雅的人，乐善好施，有同情心，是我们孩子的偶像，这是我的美德。我也有邪恶的性情，专横、易怒、暴躁，走极端，没有信仰，以至于狂热……或是杀死我，或是接受我，因为我不会改变。
……
或许您会说，若想获得自由（离开文森城堡），就要舍弃我的处事原则和我的趣味，那我们还是永别吧。如果我有千百条性命和自由，我宁可牺牲它们，也不愿牺牲我的原则和趣味。[485]
萨德是制度之恶的表演者，福柯是现代秘密的观察家，他们都是在实践中、而非在书房里寻找知识。在现代启蒙解释学里，萨德是道德怪物、恶的象征，而福柯拉开了幕布，发现了他的革命性，一个阐释恶的历史人格，阐释旧制度知识和伦理体系破碎的人格。在福柯的作品里，他不是长篇大论的主角，而是一个在破碎感里跳动的精灵，时隐时现，每次出现都预示着时代精神的转折。在《古典时代疯狂史》里，他代表的是非理性，一个颠覆风俗的自然人；在《词与物》里，他是古典话语体系的终点。福柯承认**的思想意义，它能推翻表象世界，却将萨德塑造为并非绝对自由的人格，“**有**的秩序，萨德服从这些秩序，生活于秩序里”[486]。福柯在无所顾忌的反叛里发现了规则，这会削弱萨德的雄心。逃不掉的秩序感是自由的生命在现代制度下的心结，福柯有这样的体验，所以不排除他将之转移到萨德身上。对于一个已超越制度，又反身取笑制度，在狡猾的面容后散发着神秘感的人，秩序是乌有的辞令。
晚年的萨德似乎已安生，心灵也有了归宿，一种朴素的民族情感：“法国是我的出生地、革命摇篮，是我最了解的国度，我越来越喜爱它，我一生与法国人相处，明白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风俗。”[487]但除旧布新的热情之外难掩孤寂与凄凉，“一介文人，今天为这一派摇旗，明天为那一派呐喊，观点时有变动，对我的思想不可能没有影响”[488]。1794年7月，他被判处死刑，罪名是“与共和国敌人通信”，包括两条指控：1791年与皇家卫队的负责人有联系；他在各方面是最不道德的人，不配生活在这个社会。临刑前验明正身时，五人被遗漏，其中就有萨德，他逃脱一死。那是法国历史上的谜，相关的猜测是革命时代“监狱太多”，或“档案管理混乱”[489]。罗伯斯庇尔倒台后，他离开了皮克普收容所，但拿破仑厌恶有伤风化的作品，他先后被关押在圣派拉瑞监狱、比塞特医院和夏朗东收容所，法国人视之为精神病人，或思想异端。1804年8月12日，他致信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时任警察部长，一个臭名昭著的政治表演家：
四年来，我被非法剥脱了自由，靠一些哲学我坚持到今天，抵挡那些以可笑荒唐的借口强加于我的各种屈辱。在我身上，关于个体自由的法律规章从未如此为人践踏，他们把我关在这个城堡，既无审判，也无任何有根据的法案，据说是因为一部色情作品……先生，我求助于您的权威，特别是您的公正，让我获得自由，所有的法律和理智在我身上都被歪曲了。[490]
萨德未收到答复，1809年6月17日，他又致信拿破仑：
萨德先生，一家之长，他的儿子在军队里表现出色，他在三个监狱生活了九年，是尘世最不幸的人，年逾古稀，几近失明，患有痛风和风湿病，痛苦难堪，夏朗东的医生证明他实话实说，认同他寻求自由的愿望，这是最后一次要求，他们发誓不会后悔支持他。[491]
拿破仑问及此事，同年7月12日他看到了调查报告：“此人有强烈的**欲，足以使之有疯狂的念头和可怕的举动，他以演讲和写作传播罪恶，是不平常的人，我们要尽力使之脱离社会。”[492]萨德失去获得自由的最后机会，他不知道儿子一星期前已死在战场上，他也要在五年后终老于夏朗东收容所，但他不是精神病人。他的墓志铭是一首诗：
过路者，
在最不幸的人旁边，
请你屈膝祈祷。
他生于上个世纪，
死于我们的时代。
面目狰狞的专制制度，
时时以之为敌，
这可憎的魔鬼化身为一个个国王，
掌控他的生命。
专制在恐怖时代现身，
置之于无尽深渊的边上，
专制又在执政府时代重生，
他依旧是受害者。[493]
生命在愤怒、惶恐与无助中结束，在风俗动乱、制度失序、人性扭曲的时代，不唯此人。萨德的恶有批判制度的意图，他若批判得有理，就是孤独的革命者，不为人理解，晚年萨德要成为现代意义的启蒙者，但又失败了。他的生命已超越世俗伦理的解释限度，更像是善的恶或恶的善，不正义的正义或正义的非正义。旧制度晚期，他的命运有普遍性，信仰衰落，高贵的精神消逝，善良人做邪恶的事，不法之徒成了立法者，善与恶的边界上有一切可能，人心无所依，失去现实感与历史感，而未来又飘忽不定，个体活在虚无里。启蒙精神致力于培育自由、平等、理性等现代观念，本质上是改良风俗，让动**时代的人生活得从容，但启蒙精神日渐沦落为思想权力，不能担负现代理想。随之而来的革命希望在一瞬间净化风俗与人心，清除制度之弊，却让局势更混乱。萨德是善良世界中的怪物，邪恶国度里的精灵，他的故事是不是法兰西民族命运的隐喻？这个民族有堂皇的过去，喜欢炫耀，用庄严的仪式掩盖丑陋，在国运颓废之际，它顿悟了，要弃旧从新，但时局动**，是非杂糅，要行善的做了坏事，要改变的被改变着，从混沌中归来已不知身在何处。
“萨德问题”的实质是制度、风俗与人心之辨：善与恶在逻辑上是对立的，为什么在现实中能随意转换？好人作恶，恶人向善，是人性无常还是制度弊端？一个人进入历史有很多途径，萨德选择了反面角色，但一个邪恶的人为什么关心国家福祉，不良风俗如何扭曲了人性？好制度、好风俗是“萨德问题”的可能性答案，但它们从哪里来？18世纪国运危急时，法国人打碎旧制度，重建风俗，19世纪的历史说明他们的方案不是最好的。制度之乱、风俗之乱与人心之乱有隐秘的相关性，又有模糊的相似性，如何避免陷入乱的循环，这个问题比“萨德问题”更棘手。
在思想意义上，“萨德问题”对于现代启蒙解释学也有挑战性。康德的启蒙论是光明的，其中有对现代理性的希望，而现代理性偏好严密的逻辑、情节的统一，康德的形而上学风格满足了这些要求，由此成就了经典的启蒙定义。萨德处在现代理性的暗处，他的叙事触犯了世俗伦理和宗教伦理，也不符合现代理性的要求，所以他在启蒙解释学里是异类。旧制度晚期，像他那样反抗的人不多，但像他那样忍受风俗堕落的不少，他们身处非理性的世界，原始规则大行其道，善与恶没有界线，原因与结果颠倒。无法应对这样的逻辑，理性话语也就不再意味着确定。
启蒙形而上学与启蒙政治之间是逻辑与现实的差别，偏于前者会过于乐观，偏于后者会过于悲观。启蒙时代有理性、美德以及对现代制度的希望，也有谣言、人身威胁、无礼的谩骂，社会阶层互不认同。旧秩序行将解体，现代荣誉感破而不立，公私界限不清，商业规则肆意侵犯个人自由。人人有理想，在不正义的现实中却会心理失衡。若权力带来一点安全感，人人追逐权力；若财富带来一点安全感，人人想发财。若现实让人恍惚，只有破碎才有确定的未来，对于破碎的美好想象就会控制人。所以，法国启蒙之光有时是明亮的，有时是黑暗的，为它照耀的地方冰凉。
“萨德问题”的思想意义在于将良善从伦理说教中解放，使之具备对抗恶的实践力。对于那些传播启蒙精神的人，与恶同行是好的履历，恶越是飞扬，就越让人明白尘世生活的坏状况，从中观察恶的必然性，感受必然中的悲剧性，以及悲剧中的诗意，这些诗意说明恶有从善的可能。敢于面对恶的文字有结实的力量，敢于规训恶的文字才是启蒙精神之友；而在浮夸的时代，文字沦为平庸者的消遣，它被人拆解，挂起来展示，从嘴里吐出来炫耀博学，却是没有实践力的精神体。生活在虚假的善里、迷醉在关于善的想象里的人或是天真，或是脆弱，见到恶就悲观，但悲观中的愤怒未必有用。所以，一个恶被暴露的时代比一个恶被掩饰的时代更真实，善与恶在公共空间里搏斗的时代是大时代。如果说法国启蒙有弱点，对制度之恶的天真愤怒是其中之一，徒有关于好制度的想象不足以感悟真实，也就不能去除制度之恶的根源。
1782年，文森城堡中萨德的藏书（255册，由勒奈寄送）：[494]
《莱顿杂志》，6卷（Gazette de Leydede 1776 à 1781，6 vol.）
《圣徒传》，1卷（Vie des Saints，1 vol.）
《达朗贝尔文学作品集》，5卷（Mélange de littérature de d’Alembert，5 vol.）
《法国史》，12卷（Histoire de France par Daniel，12 vol.）
《阿米纽斯，英雄诗》，1卷（Arminius ou la Germanie délivrée，1 vol.）
《新世界》，1卷（Monde nouveaude Pellegrin，1 vol.）
《道德政府》，1卷（Gouvernement fondé sur la morale，1 vol.）
《法国三代宫廷图录》，1卷（Tableau des trois cours souveraines de France，1 vol.）
《运动与平衡原理》，1卷（Principe sur le movement et l’ équilibre，1 vol.）
《斯卡隆作品集》，6卷（Scarron，6 vol.）
《印度史》，3卷（Histoire des Indes，3 vol.）
《关于康巴省的信》，1卷（Lettre sur le Combat Venaissin，1 vol.）
《肖像画》，1卷（Gallerie de portraits，1 vol.）
《世界史》，10卷（Histoire Universellede de Thon，10 vol.）
《难辨字词备忘录》，2卷（Mémoires de illisible，2 vol.）
《英国史：1748—1763》，5卷（Histoire d’Angleterre depuis 1748 jusqu’en 1763，5 vol.）
《法国王权史》，4卷（Histoire de l’ é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 fran?aise，4 vol.）
《宫廷人物志》，8卷（La Science des personnes de cours，8 vol.）
《罗伯特·拉得旅行记》，2卷（Voyagede Robert Lade，2 vol.）
《维吉尔作品集》，4卷（Virgilede Desfontaine，4 vol.）
《高乃依作品集》，2卷（Chef d’ ?uvre de Corneille，2 vol.）
《高乃依诗歌集》，5卷（Poèmesde Thomas Corneille，5 vol.）
《拉辛作品集》，3卷（Racine，3 vol.）
《莫里哀作品集》，1卷（Molière，1 vol.）
《克莱比昂作品集》，1卷（Crébillon，1 vol.）
《农民哲学家》，2卷（Le paysan philosophe，2 vol.）
《贺拉斯作品集》，8卷（Horacepar Sanadon，8 vol.）
《忒勒马科斯历险记》，2卷（Télémaquede Fénelon，2 vol.）
《认识自我的艺术》，1卷（L’art de seconnaitrepar Abadie，1 vol.）
《蒙古帝国》，2卷（L’Empire du Mogol par le pere Cartron，2 vol.）
《论史诗》，1卷（Traité de poème épique，1 vol.）
《法国新论》，2卷（Nouvelle recherche sur la France，2 vol.）
《伏尔泰世界史》，2卷（Histoire unversellede Voltaire，2 vol.）
《欧洲邮报》，2卷（Annales de Linguet，Le courier de l’Europedepuis 1776，2 vol.）
《苏利回忆录》，8卷（Mémoires de Sully，8 vol.）
《世界史》，2卷（Histoire universelle de Bossuet，2 vol.）
《自然精华》，1卷（Les Merveilles de la nature，1 vol.）
《现象观测》，1卷（L’observateur des spectacles par Chevrier，1 vol.）
《拉瓦利埃公爵夫人的苦修生活》，1卷（Vie penitente de la duchesse de La Vallière，1 vol.）
《论宗教有用的方法》，1卷（Moyen de rendre les religieuses utiles，1 vol.）
《阿里斯特与欧仁对话录》，1卷（Entretien d’Ariste et d’Eugene，1 vol.）
《柏里斯勒将军政治遗嘱》，1卷（Testament politique du marechal de Belle-Isle，1 vol.）
《？的信》，1卷（Lettre du，1 vol.）
《圣托马斯论刺杀暴君的原则》，1卷（Doctrine de saint Thomas sur le tyrannicide，1 vol.）
《维勒第夫人作品集》，12卷（?uvre de Madame de Villedieu，12 vol.）
《特克里骑士回忆录》，1卷（Mémoires du chevalier de Tekeli，1 vol.）
《法国王权世系》，3卷（Plan de la monarchie fran?aise，3 vol.）
《论宗教》，拉辛诗歌，1卷（La Religion，poème de Racine，1 vol.）
《西班牙史》，5卷（L’Histoire d’Espagne par Durham，5 vol.）
《法国史纪事年表》，2卷（Le président Henault，Abrégé chronologique de l’histoire de France，2 vol.）
《英国革命》，4卷（Révolution d’Angleterrepar Durham，4 vol.）
《高乃依戏剧集》，6卷（Théatre de Pierre Corneille，6 vol.）
《星体运动》，1卷（Le mouvement des corps terrestres，1 vol.）
《教育的精神》，2卷（L’Esprit par l’ éducation，2 vol.）
《培尔词典选编》，2卷（Extrait du Dictionnairede Bayle，2 vol.）
《古今历史参考》，20卷（Histoire moderne pour servir de suite à l’histoire anciennede Velly，20 vol.）
《亚洲历史》，2卷（Histoire asiatique，2 vol.）
《阿里昂》，3卷（L’Ariam de Desmaret，3 vol.）
《吝啬的父亲》，3卷（Le père avare，3 vol.）
《德维尼骑士的信》，2卷（Lettres du chevalier Devigni，2 vol.）
《小说丛书》，55卷（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des romans，55 vol.）
《哲学的历史》，10卷（Histoire philosophique de l’abbé Reynal，10 vol.）
《冯艾顿作品集》，4卷（?uvres diversesde Van Etten，4 vol.）
《现代历史》，20卷（Histoire moderne，20 vol.）
[1] Le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oise，Tome second，Paris：Jean Bapriste，1694，p.398；F. Waquet，“République des Lettres，” Y. Durand，“République，” Dictionnaire de l’Ancien Régime，Royaume de France，XVI-XVIII siècle，PUF，1996，pp.1082-1083.
[2] “Je vous embrasse de tout mon C?ur，je vous salue，lumière du siècle”，Voltaire à J. le Rond d’Alembert，29 novembre，1766，CCJJR，Tome XXXI，p.226；“En sortant d’un long intervalle d’ignorance que des siècles de lumière avaient précédé，la régénération des idées，si on peut parler ainsi，a du nécessairement être différente de leur génération primitive”；“Discours préliminaire par d’Alembert，”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des arts et des métiers，Paris，1986，p.125；“When in this enlightened age，as it is called，I saw the term Philosophers revived. I concluded the jargon would be omitted，& that we should be blessed with only the cream of Saprience”，H. Walpole à D. Hume，Nov. 11th 1766，CCJJR，Tome XXXI，p.142.
[3] 2009年，德国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中有一句话：“我们能掌握越多的词语，我们就越自由。”本书作者对之做了阐释。
[4] C. Berkvens-Stevelinck，H. Bots，J. Haseler，Les grands intermédiaires culturel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p.24；D. Roche，Le siècle des lumières en province，Académies et académiciens provinciaux，1680-1789，Paris，1978，pp.295，296.
[5] L. W. B. Brockliss，Calvet’s Web：Enlightenment and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Oxford，2002，pp.104，107，108.
[6] J. Mondot，C. Larrere，Lumières et commerce，l’exemple bordelaise，Peter Lang，2000，p.43；H. Bots，L’Esprit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et la tolérance dans les trois premiers périodiques savants Hollandais，XVIIe Siecle，1977，N° 116，Paris，pp.55，51；M.-R. de Labriolle，“Le Pour et Contre et son temps，”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Volume XXXIV，p.24.
[7] D.W. Smith，“Helvétius’s library，”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Volume LXXIX，1971，pp.155-161.
[8] Catalogue des livres de la bibliothèque de M. Le Gendre d’Arminy，Paris，1740，pp.163-164.
[9] 达尼埃尔·莫尔内：《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1715—1787）》，黄艳红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145页。
[10] L.W.B. Brockliss，Calvet’s Web：Enlightenment and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pp.9-10；P. Gay，The Enlightenment：An interpretation，Tome II，p.9.
[11] C. Berkvens-Stevelinck，H. Bots，J. Haseler，Les grands intermédiaires culturel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p.14.
[12] M. Bouchard，L’Académie de Dijon et le premier discours de Rousseau，Paris：Société les Belles Lettres，1950，pp.49，50.
[13] D. Roche，Le siècle des lumières en province，Académies et académiciens provinciaux，pp.325，345.
[14] M. Bouchard，L’Académie de Dijon et le premier discours de Rousseau，pp.45，49，50，51.
[15] “Prix proposés par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Inscriptions & Belles-lettres de Toulouse pour les années 1751 & 1752，” Mercure de France，novembre 1750，Paris，p.147.
[16] La nation des gens d’esprit est fort occupée aujourd’hui d’un roman nouveau qui parait sous le titre des heureux orphelins，p.149.
[17]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et arts en France，Année 1779，p.8.
[18]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et arts en France，Année 1779，Amsterdam et se trouve à Paris，pp.5-6.
[19] F. Brayard，A. De Maurepas（eds.），Les Fran?ais vus par eux-mêmes，Le XVIIIe siècle，p.224.
[20] F. Brayard，A. De Maurepas（eds.），Les Fran?ais vus par eux-mêmes，Le XVIIIè siècle，p.224.
[21] 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杨光仲、郑楚宣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页。此处参考法译本做了修订：E. Cassier，La philosophie des Lumières，traduit de l’allemand et présenté par Pierre Quillet，Fayard，1966，p.71.
[22] 达恩顿：《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周小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6页。
[23] 狄德罗：《狄德罗美学论文选》，张冠尧、桂裕芳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3页。
[24] 米歇尔·德·蒙田：《论学究式教育》，《蒙田随笔全集》，第1卷，马振骋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
[25] S.J.Brown，T. Tackett，Enlightenment，reawakening and revolution，1660-1815，Cambridge，2006，p.259；H.S. Reimarus，The principal truths of natural religion，defended and illustrated，London，1766，p.1.
[26] “Abrégé du Code de la Nature，” extrait du Système de la Nature，de d’Holbach，J. Assezat（ed.），?uvres complètes de Diderot，Tome IV，p.110.
[27] “Dissertation sur la Nature du Peuple，” Choix littéraire，Tome I，p.3.
[28] Quesnay，“Observations sur le Droit naturel des hommes réunis en société，” Journal de l’Agriculture，du Commerce et des Finances，septembre 1765，Tome I，Paris，p.34.
[29] M. Mersenne，“La vérité des sciences，1625，”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p.223.
[30] T. Volpe，Science et théologie dans les débats savants de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la Genèse dans l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et le Journal des savants（1665-1710），Turnhout：Brepols，2008，p.33.
[31] “Discours préliminaire par d’Alembert，” p.159.
[32] Hymnes et Couplets，chantés à l’inauguration des bustes de Rousseau，Marat et Le Pelletier，à la section du Contrat-Social，le 25 frimaire，deuxième année de la République，p.7.
[33] M. Mercier，De J.J. Rousseau，considéré comme l’un des premiers auteurs de la Révolution，Tome premier，Paris，1791，p.119.
[34] P. Hazard，La crise de la conscience européene，1680-1715，Fayard，1961，pp.4，5.
[35] F. Bernier，Mémoires du sieur Bernier sur l’empire du grand Mogol，4 volumes，Paris，1670-1671；J.-B. Tavernier，Les Six Voyages de Jean Baptiste Tavernier，qu’il a fait en Turquie，en Perse，et aux Indes，Paris，1676；J.J. Struys，Les voyages de Jean Struys en Moscovie，Paris，1681；J. de Thévenot，Voyages de Mr. de Thévenot Tant en Europe qu’en Asie & en Afrique，5 volumes，Paris，1689；J. Chardin，Journal du voyage en Perse et aux Indes Orientales，Moses Pitt，1686.
[36] W. Guthrie，J. Knox，A new geographical，historical and commercial grammar，London，1770.
[37] Eloge de Jean Jacques Rousseau，qui a concouru pour le prix d’éloquence de l’Académie Fran?aise，en l’année 1791，par M. Thiery，Membre de plusieurs Académies，1791，p.38.
[38] Catalogue des livres de la bibliothèque de M. Le Gendre d’Arminy，pp.113-116.
[39] Journal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rédigé par Thiebault & Borrelly，Paris，1793，pp.136，137；René Pomeau，Voyage et lumières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aise du XVIII siècle，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T. Besterman（ed.），volume LV，1967，p.1269.
[40] P. Lafitau，M?urs des sauvages Amériquains，Tome II，Paris，1724，pp.2，5，7.
[41] P. Hazard，La crise de la conscience européene，1680-1715，p.10.
[42] R. Pomeau，Voyage et lumières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aise du XVIII siècle，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T. Besterman（ed.），Volume LV，1967，p.1271.
[43] 服尔德：《老实人》，傅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7、73、77页。
[44] Diderot，“Supplément du voyage de Bougainville，ou dialogue entre A et B，” J. Assezat（ed.），?uvres complètes de Diderot，Tome deuxième，pp.212，215.
[45] P. Hazard，La crise de la conscience européene，1680-1715，p.7.
[46] Garat interprète de l’Inégalité，juillet-septembre 1783，CCJJR，Tome XLV，p.154.
[47] “Mémoires d’un père pour servir à l’instruction de ses enfants，” ?uvres complètes de Marmontel，Tome I，pp.411-450.
[48] Déclarations du Roy，l’vne，portant établissement d’une Compagnie pour le Commerce des Indes Orientales，l’autre，en faueur des Officiers de son Conseil，& Cours Souueraines interessées en ladite Compagnie，& en celle des Indes Orientales，Registrées en Parlement le 1 septembre 1664，Paris，1664.
[49] 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48、126、154页。
[50] H. Belevitch-Stankevitch，Le go?t chinois en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XIV，Genève：Slatkine reprints，1970，pp.60-61.
[51] La morale de Confucius，philosophe de la Chine，Amsterdam，1688；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上册，许钧、钱林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1页；魁奈：《中国的专制制度》，《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吴斐丹、张草纫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96、405页。
[52] J.-J. Rousseau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Paris，1789，p.195；“Mémoires d’un père pour servir à l’instruction de ses enfants，” ?uvres complètes de Marmontel，Tome I，p.345.
[53] P. de Charlevoix，Histoire et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Nouvelle France，Tome I，Paris，1744，p.1.
[54] R.F. Jones，Ancients and Moderns，a study of the rise of the scientific movem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New York，1961，p.15.
[55] 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1页。
[56] R.F. Jones，Ancients and Moderns，pp.17，44.
[57] Connaissance des mouvemens célestes，Paris，1762，pp.2，5-144.
[58] M.-R. de Labriolle，“Le Pour et Contre et son temps，”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Volume XXXIV，pp.515-517.
[59] Ibid.，p.517.
[60] Annales de Chimie，ou Recueil de Mémoires concernant la Chimie et les Arts qui en dépendant，Tome I，p.3；“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Mathématique et de physique contenant l’explication des termes de ces deux Sciences et des Arts qui en dépendent，” Mercure de France，ao?t 1749，Paris，p.128；“Des sciences et des arts，” Ephémérides du citoyen ou chronique de l’esprit national，Tome I，Paris，1765，p.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