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制度以独立自由的精神为专制权力献祭，破坏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政治批判本来就是动辄得咎的事，对关键问题避而不谈会被人指责，而一旦涉及又会触怒希望维持现状的实权派。加之旧制度的保守性，公共舆论因此有不健全的倾向，人们见面时尽量不谈论宗教、政治、道德，以及当权者、有声望的团体和略有地位的人。《秘密通信报》上多是奇闻逸事、滑稽剧和讨巧的故事，不严肃、不真实，“在这个违背常理的世纪，**与卑劣大行其道，法国人只关心细节、麻烦事、无聊的阴谋”[389]。而那些不满现实的人将批评讽刺融入色情故事，以**的表象掩盖严肃的真相。在18世纪的书商慕维兰（Mauvelain）与纳沙泰尔出版公司的交易书目里：186部宗教书籍中的126部是讽刺作品；319种政论作品中的146部是诽谤作品；206部色情小说中的49部是反教会的；285部一般性作品里有178部是流言蜚语，诸如《教会的不宽容》（L’Intolérance écclesiastique）、《教皇旅行故事》（Histoire des voyages des papes）、《巴士底狱回忆录》（Mémoires sur la Bastille）。[390]乌托邦文学更流行，那是虚构的批判语境，将理想制度安放在遥远的海岛上，民众阅读时会忘记现实，沉迷于未来如何美好的幻梦。乌托邦文学对抗的是天主教的赎罪理念：一个人在世俗生活中历经苦难，不合情理，却是注定要承受的，他只能在虔敬中等待最后的审判。乌托邦文学源自现实苦难，但它不想直面苦难，并拒绝苦难的意义，有时要逃离，所以难于实践。

旧制度晚期的法国到处是秘密，从阴暗的巷子飘出来，从咖啡馆飘出来，钻进耳朵，扰乱理智与情感，然后控制人的嘴唇。报刊乐意用“秘密通信”“秘密回忆录”之类的名称，批判政治和宗教弊端时将现实化为寓言，在虚构的语境里指桑骂槐。在封闭的社会，文字介入政治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人不辨是非，滥用它的名声，结果文字被视为扰乱人心的祸患。1768年，卢梭休谟之争后不久，《卢梭休谟是非辨》追溯了公共性（Public）的源头，“它是古代的树，自世界诞生之日就已种下，无数次枯荣后生发茂密的枝条，与主干相连，它追求正直，为真理主持公道”[391]。但在旧制度下，健全的公共性有违权力说教就会被驱逐，鉴于此报刊采取了隐晦的说理方法，“为了作者的人身安全，编辑有必要隐藏真实”[392]。接触不到真实的人渴望了解真相，而匿名作品能满足好奇心，作者又可免受责罚，于是大行其道。《文学选编》和《秘密通信报》上就有很多此类的文章，《轶闻报》（Anecdotes）以更隐晦的方式为匿名作品辩护：“我们为公众奉献的秘密信件是为了勾画各种讽刺场景，若没有它们的映衬，很多事实不会让人觉得有趣。”[393]这一类场景符合福柯的论断：所有文章，不论体裁、形式还是价值观，都是匿名的低语，文本里没有作者信息，读起来像在梦幻里。

在匿名的语境里，人性尽显无遗。没人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舆论耽于论战，幻象横行，消解民族意识的现实感，法国革命前谣言四起和集体恐慌的心理与此有关。1789年7—8月，攻占巴士底狱后，乡村舆论里有一个“贵族阴谋”，说他们正在调集兵力，准备镇压叛乱，谣言从多个中心向外传播，导致8月4日国民公会对封建制的废除。[394]开放的社会有驱逐谣言的力量，封闭的社会则不然，谣言与无处不在的秘密联袂而行，假的看似真的，真的说不清自己是真的还是假的，顽劣与虚假驱逐了真实与良善，由此改变了旧制度下情感和理智的内部结构。1775年，法国剧作家博马舍对此失望至极：

我见过多少正直人，几乎为谣言压得翻不了身。任何无稽之谈，只要炮制得法，无不能让大都市里游手好闲者信以为真……先是小小的谣言，好像暴风雨前飞燕掠过地面，以“最弱音”传出去，毒辣的言辞就随风飞扬，从一个人的嘴里，用“弱音”巧妙钻进另一个人的耳朵。至此，祸根就种下了，谣言蠕蠕而动，以“加强音”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嘴……呼啸、膨胀，转眼工夫庞大无比，向前挺进，振翅而飞，盘旋环绕，忽而像爆炸，忽而像雷鸣，终于成为憎恨和毁灭的大合唱。这样的谣言谁能抵抗得了。[395]

18世纪40年代，巴黎地区流传过一个让人寝食不安的谣言，说有人要抓男孩子，放他们的血，给一位公主洗澡，她的病只能这样被治愈。孩子们的家人纷纷去学校，其中有梅涅特（J.-L. Ménétra，未来的玻璃工艺家）的父亲，他带领七位肩扛棍棒的健壮造桶工，生怕自家的孩子被人掳走。谣言的冲击力已趋失控，混乱中，几个倒霉蛋被打身亡，一人的遗体在格莱维广场上被放火焚烧，为平稳人心，政府在格莱维广场当众处决了三个造谣者。[396]这个童话般的谣言里有两个关键词，“巴黎”和“公主”，为什么君主制下的首善之区会有这样的事？为什么谣传的源头是公主，她的病如此奇怪，却有那么多人信以为真？

旧制度后期，文学共和国有解体的危险，仅凭一己之力，它无法维护本初的精神，只有革命能一夜间打碎禁锢它的枷锁。但法国革命的意义并非都是积极的，一个身处困境而无力自新的民族不一定有力量驾驭革命，一个眼看矛盾积累而无力化解的民族不免承受动**的命运。1788年5月，布里索艰难异常，几近破产，于是去北美旅行，得知重开三级会议的消息后回国。此时的法国与他赴美前已大不相同，在急剧的变化里有传统断裂的危机，他却视而不见：

之前法国人生活在奴役中，现在是自由的；之前有人指责他们软弱无力，现在却有最具冲击的力量；之前他们被批评无知，现在却展示了最深邃的政治知识；之前他们轻浮多变，现在的思虑深沉坚定；之前有人说他们不可能达成一致，现在却在原则与行动之间有良好的统一。[397]

在新生的希望中，布里索创办了共和报刊《法国爱国者》，1788年2月与银行家克拉维耶（Etienne Clavière）一同筹建“黑人之友协会”（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1790年和1791年向国民公会提议取消奴隶贸易。[398]革命时代，他入选巴黎市政府，后担任国民公会议员。1791年7月，路易十六在逃跑路上被捕后，他转变了保皇立场，主张国王退位，法国实行共和制，同年9月入选立法议会，隶属吉伦特派，与罗伯斯庇尔和山岳派对抗，抵制无政府主义。判决路易十六时，布里索赞成处死，但要获得人民的认可，被斥责是“保皇主义者”，最终沦为雅各宾派狂放理想的祭品——1793年10月31日与其他吉伦特派一同上了断头台，时年三十九岁。他是旧制度造就的革命家，本来要消灭旧制度，却被视为旧制度的辩护士。法国历史有相似的悲剧性，启蒙是要改造旧制度，却被旧制度改造，革命是要取缔旧制度，却在旧制度的恶风俗里挣扎。

纠缠于历史的复杂性，难有理论创造，若置之不理会有风险。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已是一种演绎史学的依据，认同者以之解释现代社会的进程，而不去检验它的依据是否充分。夏第埃（Chartier）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研究的是老问题，即启蒙与革命的关系，“革命前的公共舆论在自由的氛围里日渐政治化”。这一点不错，但他将启蒙舆论理想化，视之为独立的语言空间，思想交流平等，社会等级可以忽略不计：“个体对理性的公开使用没有限制，也无禁区，理性的批判功能不再因对宗教和政治权威的尊敬而受限制……舆论能合法地质疑。”[399]为此，李尔第从档案里发现沙龙的各个面向，补充哈贝马斯的理论，纠正理想化研究方式的不足：沙龙里的平等与优雅是旧有的附属关系，文人因对年金、荣誉和人身安全的渴求而无自主性。[400]

革命前的法国，代表型公共领域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纠缠不清，其中有足以说明代表型公共领域强大力量的档案，也有佐证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资料，若偏于一端，理论的解释力会有所缺。哈贝马斯过于强调历史的同质性因素，忽视与理论相悖的事实，英国历史可为之提供充分依据，却不符合法国历史，因其未能涵盖文人纷争、报刊舆论与不实传言的关系，以及旧制度对现代人格的压制。德国学者埃莱（G. Eley）批评他“夸大以阅读为中介、以交谈为核心的公共交往的合理层面”[401]。

法国旧制度风俗对哈贝马斯提出挑战的，首先是依附性人格与权力的矛盾关系。文人的现代身份意识是最早萌生的，很强烈，却不独立。在外部意义上，世俗法律不会保护它；在个体心理中，过分的自尊使他们自我孤立，“若与之相处，就要不停地赞美，或是听完他们的论断后给予褒奖，他们的自尊一受伤害就会愤怒，会复仇，与之交往费力又危险”[402]。阅读者人数多，并非以商人和工业家为主，而是金融家、贵族、律师，以及有定期收益的人。[403]他们倚重旧制度，对现代意义的自由平等观念缺少认同感。咖啡馆、邮局等公共场所聚集着对公共话题有兴趣的民众，他们获取的信息与发表的评论距离真实更远，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而革命前夕的沙龙仍是代表型风格，形式重于内容，说教偏离现实，而非文学共和国特有的交往空间。路易十六时代，凡尔赛宫每星期六天的聚会是私人社交，繁文缛节没有被市民阶级的亲密无间取代，梅尼公爵夫人的宴会里有宫廷生活解体的征兆，但终究是征兆。哈贝马斯将重农派沙龙当作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存在依据，但它受宫廷的特许和保护，成员与上层社会关系密切，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这是重农派沙龙的特点，也是旧制度沙龙的普遍特点，参与者多是文学共和国的上层公民，对于政论性话题措辞谨慎，或是回避。“彬彬有礼的沙龙”是19世纪的创造，确切地说“是工业时代的怀古情结对抗乏味交往的方式”，巴尔扎克、司汤达、奥莱维利（Barbey d’Aurevilly）有这样的倾向，而这掩饰了沙龙里的物质利益交换和残酷的生存斗争。[404]当时的文人有四类：

特权阶层，包括25%的神职人员，10%的贵族，5%～6%的军官和政府人员。

贵族属下（秘书、图书管理员和家庭教师）。

三分之一的文人是开明的业余爱好者。

其余15%是以笔杆子谋生的职业作家。[405]

主持沙龙的贵夫人与文人的平等是表面的，一种互相尊重的游戏，“彬彬有礼不能消除交往时的紧张、力量差别，以及财富多寡引起的不平等，身份等级显而易见”[406]。18世纪中期，若弗兰夫人在巴黎的家中主持沙龙，周三晚上招待哲学家，周四晚上招待艺术家。1812年，在她去世四十年后，勒莫尼（A.C.G. Lemonnier）在《若弗兰夫人家的一夜》（Une soirée chez Madame Geoffrin）的画中虚构了1755年的一次聚会，当晚讨论的是伏尔泰的悲剧《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54个人都是文学共和国里的活跃人物，有神父、政客、上层贵族、大家小姐、有权势的哲学家，有坐的，有站的，而坐或站暗示身份的高低（图3-2[407]）。根据塞古（P. de Ségur）的考证，“他们从未同时到过若弗兰夫人家里，有人根本就没去过，1757年丰特奈尔已去世，1755年勒皮纳斯小姐刚满十三岁，1764年才进入沙龙界”[408]。所以，历史学家不会对之满意，艺术的写实性与虚构性相互交错，会误导那些想了解旧制度沙龙内景的人。但这幅画广为流行，一方面在于其中复杂的政治意义，“19世纪早期，一个质疑革命的观点是‘伏尔泰和卢梭的错误是革命的原因’，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皇后需要一幅描述这两个异教徒及其追随者的画”，所以勒莫尼献给了她。[409]另一方面在于那时的人对于启蒙时代的怀念，但怀古之情虚构了一个文人和睦的场景，艺术以写实的名义违背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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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若弗兰夫人沙龙聚会，朗读伏尔泰的《中国孤儿》

18世纪中期，在文学共和国里获取荣誉的方式有所转变，之前靠才华，之后靠交往技巧，一个人想要出名，又不乏手段，成功的可能性更大。法兰西学院院士、黎塞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1696—1788）对此不满：“要进入沙龙，所有才能中首要的是善于交往。”[410]若研究那些在巴黎沙龙中走运的人，或是科学院的选举过程，就会发现沙龙是文学界和上层社会的中介。1775年，哈珀（Harpe）想进入法兰西学院，凭一己之力异常困难，同年3月，他在内克夫人的沙龙里朗读悲剧《流亡者》（Menzikoff，ou les exilés），关于俄国王子蒙兹考夫的故事，听众里有外交官和贵族，包括英国驻法大使、卢森堡将军和德方夫人，获得好评。[411]1776年，该剧在枫丹白露宫上演，王后很喜欢，为哈珀清除入选法兰西学院的障碍。鉴于此，现代学者埃利亚斯（N. Elias）说启蒙思想不与旧制度为敌，而是旧制度的一部分。

哈贝马斯提到，当资产阶级成为新型公共领域的主体时，代表型公共领域的陈规陋习就土崩瓦解。[412]这与法国历史有出入，旧制度晚期，教权、君权和现代意识形态没有明确界限，革命前，宫廷、教会控制着主流出版物，包括《法国公报》《法国信使报》《学者报》。1666年，在财政大臣柯尔贝（Colbert）的号召下，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成立，最初的16名院士领取宫廷年金和研究经费，有年轻人做助手，在佩洛尔（Claude Perrault）领导下编纂《学者报》，这是一群能接受新思想的学者，又不对抗宫廷。1668—1670年，高罗（Jean Galloys）担任科学院秘书，与掌玺大臣伯什拉（Boucherat）、《学者报》主编库赞（Louis Cousin）等文学共和国的大人物熟识，借助于此，他创办了杂志《数学与物理学备忘录》（Mémoires de mathématiques et de physique），内容来自科学院的会议纪要。后来，科学院主席比农任命他为书报审查官，负责教会史和科学类作品。[413]

文人在交往中难以避开贵族，因其掌握着各地科学院的事务，根据奥尔良地区特权阶层人头税的数据，多数院士由贵族担任。[414]与伏尔泰和孟德斯鸠通信的多是巴黎人，教会人员和贵族居多，与狄德罗、卢梭通信的人多是下层教士。有才智的青年人想在文学共和国立足，要靠旧制度提携。心底里，他们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却迫不得已或不失时机地从中谋利。多数获益者没有得到正义的嘉许，他们轻视同侪，怀疑自我，文人的身份特征被名利消解。戏剧家博马舍借用西班牙马德里的场景批评相互鄙夷的后果：

他们疯狂的仇恨实在可笑，叫人厌恶。各种各样的昆虫、蚊子、评判家、嫉妒者、小报投稿人、书店老板、审查员，以及一切寄生在可怜文人身上的东西，把他们的精髓吸光吮尽。我已懒得写作，讨厌自己，也嫌恶别人，因此闹得债台高筑，囊空如洗，我相信剃刀所得的实惠比笔杆子挣来的虚名要强得多。[415]

路易十四时代，君主制有助于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但君主长期凌驾于国家之上，弊端明显。波旁王朝的子孙认同一个理念：“国王是半神，不同于臣民，可以自由地修订各类制度，指导臣民的事务。”[416]对外宣传时，只有国王是主角，胜利广场（Place des Victoires）和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me）长期摆着他的画像与战利品。[417]借助于炫耀式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影响着宫廷，宫廷影响着城市，城市又将之传播到乡村，主权者的灵魂像铸造铁器的模子，为臣民的生活设定了规矩，“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济贫院、工场、修道院、学校能在各自的事务中有独立意志，按自己的意愿处置财产”[418]。但君权的合法性并非一劳永逸，要不断强化权威的象征物，包括衣着、发型等生活象征，问候语、手势等言行象征，徽章、武器等权力象征，一言以蔽之，“那是一套传达高贵的繁文缛节”[419]。

代表型舆论喜欢依附性的修辞，科学领域的新发现要献给国王，以心照不宣、虚假的逢迎向他致敬。1749年8月，一份法国地图的作者希望以此巩固国王和臣民事业的联合；1772年，狄德罗在《环球游记》中声明这是献给国王的，尽管内容是批判风俗的堕落。[420]报刊中时常有赞扬国王的文章，言不由衷，1749年8月，《法国信使报》刊登《路易十四与路易十五的比较》：“在国王的心里，有多少对忠实的人民的爱啊！”[421]各地科学院处处有国王的影子，1747年，昂热皇家科学院（Académie Royale d’Angers）发起征文比赛，主题是科学与艺术的进展得益于国王的保护。[422]独断的权威会限制自由思考，公开出版物缩头缩脑，绝无勇敢者的仪态，现代精神难以培育，这是集权社会的权力美学，它将艺术写作赋予政治含义，在日常生活里塑造上下统一、欣欣向荣的景象。

根据哈贝马斯所说，风格相对宽松的是沙龙，其中有现代交往规则，却不是现代话语空间。那时有一个潮流，科学院院士、检察官、资产阶级、贵族、大小金融家的夫人都希望有自己的沙龙。[423]这些沙龙塑造主流思想风格，对既有权力体系有所指责，又离不开它的保护。莫尔莱记录了沙龙聚会的情景：达朗贝尔、雷纳尔、爱尔维修等人到若弗兰夫人家用餐，之后到杜依勒宫找朋友，获取宫廷的消息，然后在一棵大树下高谈阔论，抨击政府，“无拘无束，像呼吸空气那样自由”[424]。这样的交谈流传于不受权力监视的私人话语世界，即使有尖锐的批判，受权力谴责时仍有通融的余地。

革命前的三十年，学者的思考变慢了，学术圈开始封闭。[425]法兰西学院为天主教高级教士和贵族阶层占据，也向普通人开放，18世纪下半叶，它的保守性愈加明显，少有创新，“像个失去芳华的妇人，不再楚楚动人，只愿接纳某一类文人，或能保护她的人”[426]。关于科学艺术的文章不计其数，但很少能清楚地阐述一门学科的原理。[427]法国报刊没有独立意志，内容沉闷无聊，代表型公共领域胜过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法国信使报》有固定栏目，戏剧、诗歌、国外来信、宫廷近况、读者来信等。为吸引普通读者，该报力求确立读者与作者的平等关系，对依附于权力体系的伪真理有冲击，但在书报检查制度下，它惯于回避问题，多刊登温和平庸的文章，诸如《关于如何减少病人痛苦的问题》。[428]18世纪中期，阿维农地区有一个文人交际网络，以加尔维（Calvet）为首，成员主要是当地人：画家柏茹（J.-B. Peru），古钱币学家、古物学家安塞姆（Anselme），印刷工人尼尔（J.-J. Neil），内科医生、植物学家、自然史学家维卡里（D. Vicary），外科医生帕玛尔（P.-F. B. Pamard），药剂师和实验哲学家格兰（J.-A.-R. Guerin），还有几个有爵位的贵族及其亲属。[429]他们的兴趣不同，有互相尊重的客套仪式，却无明确的批判意识，与自由平等的现代精神有区别。这样的空间没有独立的思考力，只是在不触犯王权和教权的限度内寻求知识，公共领域的革新无从谈起。

根据哈贝马斯的学说，旧制度向现代国家过渡时，君主与臣民、信仰与救赎的关系为代议制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关系取代，逐渐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共存模式。社会力量表现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包括行业协会、农业团体，追求真实，勇于批判，在争论中谋求共识。与此同时，专制权力向代议制过渡，对自由观念的压制和暴力执法消失了，政府作为国家力量的象征有了新职能，专注于公共事务管理。所以，现代国家存在的前提是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以及社会机制对权力的制约。18世纪的法国，有人认识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对于现实的混乱却未有可行的见解。1787年，塞拉那发现健全社会依赖于人与人的信任，以及人与社会的融通：

一个人生活在社会里，不只属于自身，而是社会的一部分，有一天他通过施展身体力量、精神美德和心中的智慧而成为社会的支柱、荣耀和欣慰。[430]

旧制度覆灭前像是毁灭一切的战场，廷臣、教士、军人、法官、哲学家相互轻视，各自聚集志同道合者，沆瀣一气。路易十五时代的巴黎到处是小团体，宫廷也如此，蓬巴杜夫人有自己的小团体，王后有，国王也有，包括拉瓦列（La Vallière）公爵、苏比斯（Soubise）王子、舒沃林（Chauvelin）侯爵、里维里（Livey）侯爵夫人、米莱波（Mirepoix）将军夫人等。[431]在公共交往中，人的自我意识处于荆棘丛里，不敢向前，不敢向后，也不敢向上生长。一个人到老是个局促的孩子，孤立地活着，相互间没有情感认同，也没有平等交往的可能。贵族仰赖王权，文人寻求贵族的荫护，普通百姓面对教会与世俗权力机构（宗教裁判所、警察、监狱）时心存恐惧，不仰庇于他人者极少，一幅小人物屈服于大人物的风俗画。那些有人道主义和民族责任感的人受到监视，美德与智慧在僵化的体制里被冷落，受侮辱或囚禁，对于明显的社会问题的批判被视为畏途。

此时的法国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社会，也就不存在对抗强权的统一意志，而专制制度希望如此，它能为所欲为。以不受制约的权力为基础的国家是由不宽容的威严、别有用心的谄媚、被迫的屈服与沉默的抗议构成的政治怪物，它能培养奴隶，对于奴性精神的后果却无控制力。“宫廷”是邪恶的词，“它的奢侈愿望日增，乡绅贵族贫困潦倒；它阻止财政改革，徒增混乱；它败坏风俗，向青年人传授阴谋之道，使之唯利是图，厌弃劳作与美德”[432]。路易十四时代（1643—1715），太阳王的权力横行无忌，廷臣和民众只想着牟利，对王权的赞誉言不由衷，拉封丹已对此不满：“各省省长，朝中佞臣，从事不同职业的人，过度热衷于财产、地位和名誉，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们经常见到大家共同抢劫突然到来的人，甚至还要断送他们的性命，美人和作家也有这样的习性，新作家是何等不幸。”[433]路易十五的时代（1715—1774）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的君权不再像之前那样稳固，公共舆论混乱，财政支出无度，“国家”在民众和统治阶级的意识中不复存在，或是说法国至此不曾有现代国家理念。

表3-1 1762—1776年王室财政支出（1利弗尔等于20苏，1苏等于12德尼）[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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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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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需要一个伟大立法者的时候，路易十六来了，一个天真的人，其父死后一度受廷臣冷遇，自学王国法律、地理与民情，翻译英国人沃波尔的《理查德三世》（Richard III），继承王位后，除了手艺活，他还酷爱打猎，“每次出去放很多枪，归来时脸都是熏黑的”[435]。在动**里，一个国王的天真是民族的灾难。从他即位，国运颓微，廷臣相争，相互欺瞒，上行下效，改革意图往往无果而终。路易十六并非一无所知，他是亲历者，对于时代风俗弊端的了解比历史学家透彻，作为最高权力的象征，他却无能为力。旧制度拒绝现代化，否定现代权力契约，却不知道愤怒的政治诉求与现代信息传播的结合所导致的现代革命能颠覆一切。

制度与风俗已然败落，但人的心里仍有善良，至少是同类的友爱与温情，那不是坚定的品质，会滑向恶。恶虽飞扬跋扈，却有寄生性，寄生于善的功业，但在是非颠倒的时代，民众以为恶才是绝对主宰，良善与勇敢仅仅是脆弱的附庸。一个未经世事的青年因为生计接受了警察局的间谍任务，转眼成了崇高理想的敌人，而那些与之相识的人，尤其是受其监视的人，陡然得知他的角色后会是怎样的惊诧、惶恐与愤怒？理智因普遍不公而扭曲，情感因扭曲的理智而日益刻薄，以至于失去合情合理的同情心，各怀戒备，相遇的目光里是陌生与疑虑。一个人的眼神从赤子的纯净明亮到黯淡无光，要经历多少落魄与心寒？一个个理智扭曲、情感淡漠的人抵御着通向共识的可能，甚至连这样的诉求也没有。这是动物世界的场景，其中的贪婪、奴役与虚伪比动物生存法则更惨烈。

生存理性压倒了追求公平、正义、荣誉感的价值理性，甚至不及功利性的工具理性，因其缺乏同情心，没有审美力，只要快乐地活着。相比而言，利己主义也会制造个体利益与公共福祉的对立，但那是孤零零的恶，在内部，利己主义者相互损害，在外部又受到正义的驱逐。它知道自身的缺陷，遇到道德法庭会绕着走，若被提审，它会面红耳赤地狡辩。而生存理性源自原始社会的生存竞争，在旧制度下它已变成一种道德观，一套恶的法则，有力量对抗正义，在受指责时也敢于自我辩护。在生存理性主导的社会，二元辩证法是失效的，那里的人不再生活在是非、善恶、正义与非正义的这边或那边。他们有二元之外的价值观，在是非之间或在是非之外，无关乎是非，在善恶之间或在善恶之外，无关乎善恶，旧制度与现代制度的不同就在于此。认同生存理性的人不像利己主义者那样卑琐，以之为信仰的时代表面上平安无事，但这样的时代是危险的，秩序会突然崩溃，无人能拯救它，甚至没人意识到崩溃的前兆。

文学共和国虽是旧制度的对立面，生存理性在那里要少一些，哲学家多是理想主义者，但他们会屈服于生存理性，这一类的作为会威胁到文学共和国的精神。宽容、平等、自由虽是值得追求的梦想，但无可讳言，“那是将少数受过教育、拥有财产的男性的利益呈现为人类的共同利益”[436]。普通人或无动于衷，只关心尘世的幸福，或以之为浮泛的谈资、谋生的手段，想方设法混入旧制度。在生存理性泛滥的时代，代表型公共领域，作为生存理性的辩护士，拒绝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让路。

哈贝马斯的理论不符合法国历史，但他的一个观察是准确的：1789年革命为怀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提供了新机制，一夜之间创造了英国经过一个世纪的缓慢进程才取得的成就。[437]这一论断意味着他认识到法国历史的独特性，政治剧变最大程度影响了现代思想的进程，在传统的断裂带上有民族前途的零星希望。民主暴力有别于教权与君权，却一样让人恐惧，“公共性”在法国革命后有了恐怖色彩，民众对之有疑惑：大众民主化趋势中会不会出现多数人的暴政？法国革命期间，德国流行着一首讽刺诗：

在这个都在传诵的口号面前，

甚至民众的老爷们都战战兢兢。

好意地拍拍他们的假发：

竖起你们的耳朵！

这个词就是“公共性”。[438]

暴力革命瞬间造就了一个公共领域，或是一套关于现代观念的政治话语体系，这是法国历史模式，不是自然的政治进程。革命公共领域是旧制度公共领域与现代公共领域之间的过渡阶段，它有可能败退，比代表型公共领域还要专制，也有可能向前，转变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但前一种的可能性更大。革命后的百余年，法国在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摇摆不定，宪法或具有宪法功能的法律先后有十六部（1791年、1793年、1795年、1799年、1802年、1804年、1814年、1815年、1830年、1848年、1852年、1875年、1940年、1945年、1946年、1958年）。1875年宪法之前，法国国体屡变，公共信用难以建立，人心不稳，观念繁杂，拿破仑对此也无对策：“新8月18日，你们撕破了宪法，新4月22日你们撕破了宪法，新5月50日你们又撕破了宪法，现在已没有人尊重宪法。”[439]

18世纪的法国有三个舆论空间：君权和教权控制的代表型公共领域，作为新知识体系的文学共和国，以及为躲避书报审查、警察间谍与牢狱之灾而形成的隐晦批判，这是一个处于新旧交界地带的话语空间。文学共和国具备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特点，但旧制度的控制力延续到革命爆发，它所维系的是代表型公共领域，以告示和警戒性语言塑造君主和教会的威严。在新旧边界上的是妥协的话语，为躲避牢狱监禁，它会屈从，但那是逃避伤害的策略，在屈从中它会轻视旧制度，这种轻视有时蜕变为人与人的敌意，最终颠覆旧制度，又使新制度的重建极为困难。哈贝马斯遵循现代启蒙解释学传统，在历史中寻找现代制度的起源，而偏重理念的方法会忽略那些具有挑战性的历史片段。法国模式不足以彻底否定哈贝马斯的理论，它仍然是分析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过渡、市民社会起源的依据。广而言之，从复杂多变中发现普遍规律是历史认识论或历史哲学的任务，是观念的冒险，有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或偏颇，但偏颇与不确定不是拒绝历史哲学的理由，这是表象叙事所欠缺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