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暴力起源以及哈贝马斯的理论
启蒙精神以新观念变革旧风俗,而浪漫主义是变革理想受挫后的心理反应,退缩封闭。两种风格若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他的生命会有更多的历史意义。青年卢梭与晚年卢梭的不同风格是个人性情所致,也有风俗制度的影响,他在文学共和国的境遇里有革命暴力的起源:个体身份不确定、启蒙精神解体、国家治理失败。这些问题多少会动摇现代人关于启蒙历史的乐观想象。法国旧制度晚期的档案像一湾秋水,水面浮泛着暖的光,但越到深处越是暗,越是凉。
文学共和国是匿名的审判法庭,审判者无所不在,到处有他们的注视,却不见其踪影。行使审判功能的是一套现代理念:批判精神和追求真实意味着要揭露谎言,撕掉权力的幕布,实践社会正义;独立人格是要否定教权对心灵的控制,使之不敢随意说教;后代、荣誉取代了君王的封赏和上帝的蒙恩,救赎原罪不再是生命的终极意义。1750年,第戎科学院为卢梭颁发道德奖时对于文学共和国的审判功能已有所认识:“像王国的其他科学院一样,它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决定要接受公众法庭的裁判。”[320]旧制度下的开明人士也重视它的力量,1775年,马勒泽尔布赋以其具体含义:
一个独立于所有权力,并为之敬重的法庭出现了,它珍惜一切才能,为正直的人判决。在这个开明的时代,在每个公民以出版物向整个民族发表观点的时代,谁有指导他人的才能,打动他人的天赋,也就是文人,就处于公共事务的中心,像古罗马、古希腊的演讲家在公共集会的角色一样。[321]
文学共和国的审判功能受司法体系的影响,“关乎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的事都要辩论,遵守公开的模式”[322]。巴黎律师界愈加自立,组建自治联合会,传播新式的政治理念,1750—1775年在64篇有影响的辩论文章中,43篇出自巴黎律师之手。[323]他们是旧制度的批评者,但不像文人一样诉诸普世原理,而是法律程序,遵循法律本初的精神。律师界的语言风格影响到文学共和国,卢梭休谟之争时,法庭辩论式的措辞“被告”“证据”“程序”等改变了事件的私人性质,“舆论法庭的隐喻充分发挥了作用,所有的言行都是在证明或辩护”[324]。
类似的往事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转型论相符,他以追溯性的视野分析了现代公民社会的早期历史:宫廷与教会主导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受到挑战,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作为替代物出现,并由文学性向政治性过渡,批判现实的愿望越来越强烈。[325]被排斥于旧制度之外的人更愿意成为国家公民,强调人的自由、平等与独立,以合情合理的批判发现世俗生活的常识,最终达成共识。旧制度的权力说教不像以前那样有效,教士、贵族、廷臣的阶层特征让位于才智、经济地位和现代职业分类,“大人物经过艺术殿堂时,会失去他的权力,在那里,或是凭借启蒙智慧而存在,或是没有身份”[326]。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是独立的团体意识,不盲目信仰,不屈从于问题之外的权威,寻求确定性与合理性,并且关注公共福祉。[327]其次,作者与读者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主体,他们之间息息相关,像隐秘的友谊,交往不再看重仪式。最后,现代自由理念,特别是对刺耳批评的宽容,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支撑,只有宽容,才能就事论事,杜绝政治道德的滥用。
法国文学共和国的风俗与哈贝马斯的理论有诸多契合处,但是否有相悖的地方?现代政治理念在法国革命前已萌芽,但旧官僚缺乏远见,不思妥协,代表型公共领域没有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所取代。1775年,马勒泽尔布向国王呈交《劝谏书》(Rémontrances):“在法国,建立公共秩序,就要将一切案例公开化,让公众旁听,将报告印发给公众,由其作证,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328]现实可不是这样,当时有三个震惊一时的案件——卡拉案、西尔凡案、达米安刺杀国王案,旧制度将行刑过程赋予了过多的表演性,极力维持代表型公共领域的炫耀式传统,向民众说明对抗权力体系要付出的代价,而后代人从中看到的是旧制度的固执、独断与粗暴。
图卢兹的新教徒让·卡拉(Jean Calas)一直以来经商持家,他的儿子马克(Marc-Antoine)也信奉新教。新教徒难以入读大学,马克不愿继承父亲的职业,无所事事,性情悲观,1761年10月13日,马克在家中悬梁自尽。很快有传言说,他是被父母害死的,因其想改宗旧教。卡拉一家极力澄清,马克的家庭教师珍妮(Jeanne Vigneire)证明其是自杀,可是10月14日三名外科医生(J.-P. Latour,J.A. Peyronnel,J.-P. Lamarque)的解剖报告对于死因含糊其词,“有可能是自杀,有可能是他杀”[329]。次日,拉马克(Lamarque)又提交解剖报告:
解剖前,我们全面检查遗体,未发现与昨天的报告不一致的地方。之后解剖头部,检查大脑,此处血管极粗,该类死亡通常如此。之后打开胸腔,没有特别之处,又检查了胃,其中有很少食物。因为要写详尽的报告,我们决定全部解剖,从胃贲门处向下切开三分之二,我的两个学生帮忙固定切开的两部分,我们观察到其中有大量淡灰色**,有树脂状和家禽皮一样的东西,还有其他种类的肉,像牛肉,放之于清水,看起来很结实。根据我们的观察,此人死去前三到四小时吃过东西,食物已基本消化……我们又检查大肠,即食物进一步消化的地方,大肠静脉颜色很少异常,之后检查乳糜管,其中有很多乳糜(或淋巴,乳糜管是对脂肪吸收有助益的淋巴管,译者注)。[330]
这份报告不能说明卡拉有罪,但主审法官因宗教立场而轻信传言,卡拉被关押,自始至终没有辩护律师,也没有申辩的机会。1762年3月9日,图卢兹议会以8︰6的票数判处卡拉极刑,次日执行。刑场上,刽子手撕拽他的手臂和大腿,直到脱臼,又灌了三十品脱的水,绑在广场十字架上,用铁棒打断他的臂骨、腿骨和肋骨,又捆在车轮上,卡拉受尽痛苦后死去。[331]那是对人格尊严的侮辱,刑场上有终结生命的器具和刽子手,还有旁观者的眼光,好奇、非议、幸灾乐祸,即使有一些由衷的怜悯,却转瞬即逝。
与卡拉案几乎同时发生的是西尔凡(Pierre-Paul Sirven)案。1762年1月14日,朗格多克省马扎麦地区的圣阿尔比村(Saint-Alby,Mazamet),有人在附近的井里发现了本村人伊丽莎白(Elizabeth)的尸体,她是西尔凡的女儿。解剖发现,死者头部没有受击打的迹象,颈部左侧和左肩部上方有挫伤,并有一处直径3~4厘米的青紫色圆圈,圆圈内的一点皮肤受损。西尔凡一家是新教徒,伊丽莎白有改宗天主教的想法。在宗教迫害盛行的年代,这一背景影响了判决,法官根据解剖报告认定伊丽莎白为其父亲所害。1764年2月初,检察官特里克(Trinque)提交判决建议:“西尔凡在断头台上处死,尸体烧成灰烬,然后撒落风中。母亲受绞刑,行刑架立在断头台旁边。两个女儿要在现场目睹父母受刑,之后永久驱逐出马扎麦。”这个建议被否决了,但最终的判决依然严酷:“父亲和母亲受绞刑,两个女儿到场观看。”关押期间,一家人趁机逃脱,到了瑞士避难,难以将他们抓捕归案,旧教势力遂用木头偶像代替真人,当众实施刑罚,以儆效尤。[332]
教会以严酷的惩罚向民众说明它的威严不容侵犯,但不公正的作为在历史中会受审判。卡拉案发生不久,伏尔泰极力为之平反,写下《论宽容》,流传甚广,抨击宗教的不宽容。革命时代,这一事件是戏剧题材,塑造的是美德受欺凌的主题。1791年,共和剧院上演五幕剧《让·卡拉》,1793年上演《法律之友》,讲述一个美德之家在暴政下毁灭的故事。[333]公共舆论对卡拉案的严厉批判使宗教制度更为人痛恨,1789年出版的《国民公会里的卢梭》对比了美国和法国宗教的异同:“美国的宗教启发人,受人敬重,以明智与自由引领美国;在法国,宗教意味着迷信与不宽容,为人轻视。”[334]革命时代,教会机构难免受冲击,“不可遏抑的反宗教热情是首先燃起的,又最后熄灭”;那时不排除有对抗专制、保卫政治自由的教士,平生致力于维护天主教传统,却丝毫不能减弱否定宗教的狂热,“即使人们被迫忍受奴役以换取安宁,对自由的热情烟消云散时,仍在反抗宗教权威……将不虔诚看作百无聊赖生活的消遣”[335]。
天主教会以暴力维护尊严,世俗制度同样野蛮地向民众说明政治道德的界限。1757年1月5日,路易十五上马车时,退伍军人达米安(Robert Fran?ois Damiens)趁机用刀将其刺伤。达米安当场被捕,遭严刑逼供,问他是否有同谋,审讯无果,巴黎高等法院以弑君罪判处达米安极刑。3月28日,巴黎格莱维广场(Place de Grève),达米安被执行死刑,刽子手先用烧红的铁钳撕掉皮肉,后将融化的蜡和铅浇在伤口上,又用四匹马将他肢解,最后将尸体烧成灰烬,过程惨烈。[336]行刑过程是旧制度晚期的公共景观,好奇者要花大价钱才能获得视野好的观看位置,法国青年卡桑诺瓦(Casonava)购得一个地方,在刑场对面两层楼间的落地窗前,行刑时惨不忍睹,他转过头,掩住耳朵,旁边的一位夫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不明白为什么参与者的心那么硬。
达米安的死不是结束。1757年3月26日,凡尔赛宫下达针对达米安家人的法令:“两星期内,达米安的妻子伊丽莎白(Elisabeth Molerienne)、女儿玛丽(Marie-Elisabeth)、父亲皮埃尔(Pierre-Joseph)离开法国,永远不能回来,否则判处绞刑。达米安的哥哥路易及其妻子伊丽莎白(Elisabeth Schoirtz),达米安的姐姐卡特琳娜(Catherine)和另一个哥哥安东奈(Antoine-Joseph),还有该家族中以‘达米安’为姓氏的大人、孩子都要更改姓氏。”[337]达米安的受刑场景是法国现代政治史的一道伤痕,1873年,蒙瑟莱(Charles Monselet)想象了达米安临刑前眼中的世界,以虚构的风格反思法国的看客风俗。一群被生活压迫,无力翻身,就在旧制度权力体系的**下趁机取乐的小角色,他们学会了欣赏悲剧式的生活,在惨淡的境遇中同声同息,他们是观众,也是演员,他们对受难者的欢呼是凉气透骨的哀号,导演这场政治暴力剧的旧制度权力体系希望看到他们的惊恐与好奇。有一天,他们成了这类剧情的主角时,对于命运的残酷毫不生分,一群没有现代身份的小人物的生活就是这样,他们渴望美好生活,善良又无知,懦弱又好奇:
他看到的是人群,总是人群,在莫特利埃(Mortellerie)大街,在瓦纳里(Vannerie)大街,在塔纳里(Tannerie)大街,在埃皮奈(épine)大街与穆东(Mouton)大街交汇处,人群占据了所有观看位置。广场上下层人居多,(远处楼房的)窗户后面聚集了优雅时髦的人,是绅士贵族和上层社会的夫人,摇着扇子,随身带着小瓶子(装着喝的东西),以防止眩晕。[338]
这一案件影响了意大利学者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1764年完成的《论犯罪与惩罚》,他的人道主义观念又影响到欧洲现代司法制度:
刑罚的目的不是摧残一个有感知的人,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一个不会为所欲为的政治实体平稳地控制人的欲望,难道它能容忍无益的酷政为野蛮和狂热,为虚弱的暴君充当工具?难道一个不幸者的惨叫能从不可逆转的时间中赎回已发生的行为?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次侵犯公民,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纵观历史,目睹那些自命不凡、冷酷无情的聪明人所设计和实施的野蛮无益的酷刑,谁能不触目惊心?[339]
旧制度以人的身体为道具,构造震慑人心的景观,不人道之处在于过分信任暴力的规训力,轻易否定父母与子女之间天然的情感。在旧制度的意识中,父母杀死亲生的孩子不存在伦理与情感障碍。达米安对国王的冒犯理应受惩罚,但过分构建的暴力场景虽能说明君权不容侵犯,却不符合健全社会尊重人身权利的要求。冷酷的治理逻辑有违人性或人道主义,不能维护自身的权威,反而引起普遍不满,对君权和教权的信仰与归属感日渐淡漠,取而代之的是怀疑、不屑,甚至敌意,1575年定型的《王国基本法》(Lois fondamentales du royaume)的权力秩序不再有绝对的规束力。更糟的是,以国家名义塑造的暴力场景在民众心里培育了以暴力对抗暴力的意识,革命时代的无端杀戮里有旧制度的禀性,只不过是以自由与民主的名义。
旧制度的权力体系为此受批判,但那些守候在死亡面前的眼睛呢?1757年3月28日注视着通往刑场的达米安的眼睛,1793年1月21日注视着路易十六的眼睛,10月16日注视着安东奈特皇后的眼睛,10月31日在《马赛曲》的节奏里注视着吉伦特派的眼睛,还有1794年7月28日注视着罗伯斯庇尔的眼睛,它们守候在断头台旁边,从生命结束的那一刻里寻找独特的感受。它们永远是好奇的,永远是麻木的,却有神秘的力量。旧制度的庄严仪式是为它们准备的,当它们贪婪地观看时,旧制度会有安全感;革命也难以动摇它们,要取悦它们,在它们的注视下,革命才不觉得孤独。这样的目光是什么?一种看的权力,让它们观看后,正义才是正义的,不正义才是不正义的,不正义会以庄严的仪式迷惑它们,它们就觉得那也是正义的。所以,这些目光是没有审判力的审判者,它们将情感推向了极端,但它们依然冷漠,让理智昏聩,自己却一如既往的沉静。
18世纪的法国,旧秩序逐渐消亡,新秩序却未出现。哲学家在无休止的争论中陷入空谈,又因观察社会的视野不同欠缺融通的机缘。多数官僚为眼前利益忘记政治职责,像麦苗上贪婪啃噬的蚜虫,待植株枯萎,同归于僵朽。他们汲汲以求的并不紧要,紧要的是培育现代政治意识,人人不假思索就对发生的事有明智的判断。还有那些借祖上的荣光挤入旧制度的人,他们在身份上属于旧制度,却背叛了它,他们的体面生活是一种绵延的恶。旧制度并非否定一切正义,无限绵延的恶却让人以为它已弃绝正义。一方激昂义愤、不切实际,一方冷漠无知、固守己见,混沌中有类似现代自由的精神,却很微弱。书报审查制度是旧权力与新思想拉锯的战场,哲学家自视为公共自由的捍卫者,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巴黎的气氛与凡尔赛宫廷的沉闷和造作明显不同,而在官僚阶级眼里,他们是“王国的骚乱者”[340]。限制其力量的恰当措施是文字监管,这一方法最早可追溯至查理九世(1560—1574年在位)对付异己的禁书令:“禁止印刷一切没有国王印章的书籍。”[341]路易十五时代,书刊报纸发行量增多,检查制度随之复杂,1758年,出版总监马勒泽尔布想办法应对:
禁止任何身份、任何条件的人私自、私密印刷。
要求王国内所有印刷商遵守法令、告示和禁令条款,若无许可不能印刷。
只有书店、印刷商和其他受认可的人有经营书的权利。
禁止以上获得经营权的人出售未被许可的书,要求宫廷和法官严格执行以上规则。[342]
一部作品的问世有两条途径。关于合法出版,作者完成草稿后,经司法部下辖的图书审查处和书商联合会审查,合格后排版印刷,扉页上一般标有“国王授权”(**EC PRIVILEGE DU ROI)或“获得许可”(**EC PERMISSION),并由指定书店经营。进入公共空间后有问题仍旧会被收缴,若问题严重,作者和出版商要承担责任。[343]1725年4月,巴黎的雅克·埃田出版社(Jacques Estienne)上交手稿《论一位年轻贵族的教育》(De l’Education d’un jeune Seigneur),主事官员科纳尔(Coignard)审核后签署“国王特许令”(Privilège du Roi),1728年付印,埃田出版社要保证手稿与成书的内容一致,出售前上交两本,以备审查。[344]关于非法出版,作品写作时就不为人所知,成稿后不经审查秘密印刷,或在国外印刷后走私到法国,匿名出版,私下买卖,民众阅读时倍加小心。1686年,勒克莱主编的杂志《万有图书馆》(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historique,1686—1693)自第二期在法国禁售,但法国人仍看得到,从阿姆斯特丹源源不断地流入袖珍本,容易隐藏,担任过法国多地大主教和宫廷教师的博叙埃(J.-B. Bossuet)的私人藏书中有这本杂志。[345]18世纪法国500家图书馆中101家藏有该杂志,101家藏有培尔的《文学共和国新闻报》,89家藏有皇家科学院的官方报纸《学者报》。[346]
公共空间随时受监管,天主教会和高等法院有判决权,断定内容是否合法,书商协会有监督权,警察机关负责搜集不合法书籍的证据,伺机逮捕作者和书商。但民众对旧制度情感淡漠,书报检查法令有时不能严格执行,实际效用有限,或是法令本身的问题,或机构分工不明确,更有可能是权力体系的自我意识模糊。它既然不能给民众以确定的身份,它自己也就没有身份,不以现代权力契约为基础,建立在浮动的人心之上,主体性丧失,面对外来的批评,它意识不到,或觉得无所谓。1772年11月13日下午,巴黎海关检查佩罗(Perrot)从加来到巴黎的行李时查获了一包书,其中有《莫普与索尔乌的秘密通信》(Correspondance secrète entre M. de Maupeou et M. de Sorhouet)和《Dom B的故事》(Histoire de Dom B…portier des Chartreux),主事官员将之送到图书审查处,由于书报检查制度备受批评,他们希望无声无息地处理掉,减少事端。[347]
法令严格,但执行不力,日常生活里就有很多讽刺场景,其中之一是热销的禁书。越受限制或禁止出版的书越能揭露旧制度弊端,越能承载普通人的批判意志,越能激发好奇心,也就容易销售。违禁书籍利润高,出版商在国外印刷,尤其是荷兰和瑞士等出版自由的地方,然后通过匿名撰稿人、地下出版商、印刷商、书商、运输商和受到贿赂的书报检查官组成的走私系统运抵法国。有的审查官接受贿赂,协助违禁书籍的流通,警察、间谍在好处费的**下愿意冒险担当批判精神的同谋,有人甚至是此类作品的热心读者。所以,限制得越严格,挑战旧制度合法性的作品反而越多,当众焚烧违禁书报的场景时有发生。迫于无奈,马勒泽尔布又提出新措施:
作者要对他的作品负责。
书报检查官要对他监督的书报负责。
明确禁书的目的,不授予影响恶劣的书版权。
以尽可能严厉的手段惩罚那些未获许可印书的人。
向检查官只传达确定的规则。[348]
另一个场景的主角是间谍和警察。当时法国的警察队伍里有两类职业,一类是间谍、密探,另一类是仆从或非正式人员;他们承担的任务随意,四处行动,充当宫廷间谍、城市间谍、床边间谍、道路间谍,尽力捕捉那些能为之带来收入的违法言论。[349]警察内部纷争不断,间谍手下有小间谍,职位高的间谍监视下级随从,看其是否尽职尽责,大小间谍不时因卑微的收入相互为敌,在正规的警察机构中,这些事也很常见。古皮(P.-A.-A. Goupil)是巴黎警察局下级警察,负责图书审查,妄图以阴谋诡计获得晋升,结果冒犯了上司勒努尔(J.-C.-P. Lenoir)——警察局的副官,而被关入巴士底狱,之后转移到文森监狱,“在押期间,突然死亡”[350]。这群让人畏惧的败类维持着公共秩序,那些冒犯权威的人、禁书出版商、经营走私生意的零售商提心吊胆,“在巴黎,民众活在枪口下,面对警察官员时涕泪交零”[351]。
路易十五时代的巴黎有数量空前的间谍,两人低声说话时,会有佯装闲逛的人窃听。[352]旧制度为公共聚会提供合法话题,因不时有乔装打扮的密探,民众难以把握合法界限,只能谈论无关痛痒的琐碎事。“若想隐瞒一个人的去世,要在耳边低语,他死了;然后补充道,在新制度下才能谈论这件事。”[353]18世纪后期,巴黎普洛科普(Procope)咖啡馆里的人性情各异,戏剧家布瓦丹(Nicolas Boindin)独自高谈阔论,不与人打交道;语言学家弗莱勒(Nicolas Fréret)惯于推理,时常诉诸引文与权威,不是使自己显得博学,而是完善他的哲学原理;特拉松神父在希腊语、拉丁语和几门现代语言上学问广博,还是几何学家、物理学家,天生有哲学精神。[354]梅西耶记录了一个场景:“闲言碎语最惹人烦,一刻不停地聚集在报刊杂志上,巴黎式的轻信没有限度……有一个人上午十点到咖啡馆,晚上十一点离去,只在那里喝加了牛奶的咖啡,吃蛋黄牛奶汤。”[355]关于咖啡馆的现代想象遮盖了18世纪的沉闷,以理性、公益为主题的辩论确实会发生于咖啡馆,那里也是流言的发酵地,充斥着高傲、无聊与冷漠。
旧制度鼓励那些冲击哲学团体的报纸,坚持现代观念的人时刻有危险。大小文人一不小心就进入警察局档案,成为密探监视的对象,包括格萨斯(Gorsas)、奥多恩(Audouin)、杜波尔(Duport du Tertre)、德拉克洛(Delacroix)、梅西耶、马拉、谢尼埃(Chenier)、弗雷隆(根据布洛诺的研究,弗雷隆是间谍[356])、巴尼斯(Panis)等。马拉在档案里被描述为江湖骗子,“很多病人死在他手里,他却有医学博士学位,只是买来的,于是被逐出巴黎”[357]。卢梭因第戎科学院征文比赛出名,1753年,巴黎警察局有了他的档案:
卢梭,日内瓦人,作家,四十一岁。思维敏捷,写了几部文学作品,引起激烈的批评,完成几部戏剧,演出非常成功,他还负责《百科全书》中的音乐部分。[358]
17世纪末,巴士底狱里羁押的多是新教徒和异见者。1691年,有24人;1692年,26人;1693年,20人;1694年,26人;1695年,9人;1696年,9人;1697年,7人;1698年,7人;1699年,28人;1700年,28人。对新教徒的迫害接连不断,耶稣会打压冉森派,对不当言论的追究变本加厉,有人被囚禁一生,最后死在那里,有人经受不住牢狱之苦而疯了。1725年,特鲁瓦(Troyes)教区的冉森派教士维兰(Pierre Vaillant)因宗教问题被关入巴士底狱,不久神志不清,起初说以色列先知以利复活了,最后又说自己就是先知以利,三年后被释放,前提是离开法国,流亡国外。[359]
路易十五时代,巴士底狱有了新功能,“不只为专权与傲慢服务,更要千方百计地维护政权的存在,至少在国王去世前不能崩塌”[360]。士兵皮埃尔(Pierre)画了几幅讽刺C先生的画,被羁押于此。[361]伏尔泰、特拉松神父、狄德罗、马蒙泰尔、弗雷隆、拉博梅尔(La Baeumelle)、弗莱农(Lengtet du Fresnoy)、莫尔莱神父、西格妮(Sigorgne)、邓桑夫人、米拉波伯爵等文人都蹲过监狱,可能是在没有窗户的狭小房间,在昏暗与恐惧中反思罪过。[362]1713年,伏尔泰十九岁时,因一首讽刺诗《我看见》(J’ai vu)被关入巴士底狱十三个月,他的过错在于诗歌的最末一句:“我看见那么多问题,我还不到二十岁。”[363]1726年,他因与罗安(Rohan)骑士的纷争又被关在那里,弗莱勒(Fréret)可能在巴士底狱碰见过伏尔泰,他因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而被人嫉恨,尽管是新晋院士,仍逃脱不了厄运。1715年2月26日,凡尔赛宫国务秘书瓦赞(Voysin)致信巴黎警察局长达尔让松侯爵:“国王知道弗莱勒先生,他支持冉森派,他的老师罗林(Rollin)也支持该派,他的母亲是克劳德(Le Noir de St. Claude)的姐姐,克劳德以前在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冉森派基地,该派与耶稣会矛盾重重,为此受打压),根据国王命令已将其送进巴士底狱,有人怀疑弗莱勒写了几本反对现存制度的下流作品,还可能未经许可出版了反对
丹尼尔神父的书。”达尔让松当即行动,派巴赞(Bazin)和尚特皮(Chantepie)缉拿弗莱勒,那时他正在研究地图,警察在其书房中发现许多作品稿件,一一清查,当天将他送入巴士底狱。据现代学者图纳米(Tournemine)的研究,弗莱勒那时专注于西班牙史和法国君主制的起源问题,“他所遭遇的不幸起因于误会或流言”。[364]
巴士底狱和文森监狱是文人难言的痛,“押在囚车里的人,路过监狱堡垒入口时就抛弃了希望和自由”[365]。办报人兰格(S.-N.-H. Linguet)因与政府和百科全书派的矛盾被关进巴士底狱,出狱后对专制暴行气愤不已,心里又有抹不去的恐惧,害怕再次被反复无常的权力羁押,于是流亡国外,去过瑞士、荷兰,最后定居伦敦。塞尔凡(Servan)曾被关在那里,出狱后健康变坏,胃部出了问题,久治不愈,一想起那段经历,他就有难以言表的恐惧,像是**。[366]1777年3月,萨德因僭越伦理被岳母送进文森监狱,羁押于十一号牢房,一个宽阔的单人间,七天后,他恳求妻子救他出去:
我从未遭遇今天这样的事……我希望你要求他们允许我在饭后有活动的时间。过去七个夜晚,我只能睡一小会儿,白天吃的全吐了。让我出去吧,我的好朋友,让我出去,我求你了,每一天我都觉得离死亡更近了。[367]
1749年在文森监狱时,狄德罗致信法国掌玺大臣达格索(Daguesseau)和警察局长拜耶(Berryer):“我在巴士底狱已二十天,无法照顾妻子和摇篮中的孩子,身心痛苦,快要死了。”[368]他的罪行比预想的严重,因为警察局将不是他的作品归咎于他:《盲人书简》、《不得体的首饰》、《哲学思想》(Pensées philosophiques)、《思想之路》(Allées des Idées)、《白鸟》(Oiseau blanc),于是他接连给警察局长写信,极力澄清,诚心诚意地认错。1752年2月21日,负责出版审查的马勒泽尔布持秘密逮捕令去印刷商勒布莱顿(Le Breton)家里搜查《百科全书》的手稿和印模,狄德罗闻讯后悉数上交,25日,他得知受缉捕后即刻逃往柏林。[369]狄德罗晚年回忆文字生涯的艰难:
我为《百科全书》奋斗了三十年,所有想象得到的迫害我哪一样没受过……今天我不谈形形色色的恶意诽谤、肆意攻击,我曾处在丧失尊严、财产和自由的境地,手稿东挪西藏,他们不止一次企图抄走,我好几夜待在窗前,等着人家执行粗暴的命令。[370]
在孤独、无助与惊惶中,现代思想的尊严**然无存。伏尔泰流亡英国时观察到两国的差异:“在英国,哲学家为人尊敬,担任公职,去世后与国王墓地相邻;在法国,逮捕令是针对哲学家的,神职人员攻击他们,有讽刺,有诽谤。”[371]卢梭对于囚禁有所畏惧,1762年,巴黎天主教会要将其关入高等法院收押监狱,他不得已四处流亡,而身边的朋友一不小心就被羁押,不知道是为什么,心情更加不安,害怕那只看不见的手遣来一群言语礼貌、行为粗鲁的警察:
我们可怜的朋友居伊(Guy)在巴士底狱已有一段时间,我收到巴黎朋友的来信,说他因为翻译沙罗代《回忆录》的一部分。我也收到居伊写给我的信,他说一点不合时宜就把自己送入大牢。[372]
严酷的舆论环境对卢梭有两方面影响:一是天主教会对其写作风格的干扰,谴责《爱弥儿》的自然宗教观,他不觉得自己有错,心中的沉郁却无从消解;二是“间谍”“跟踪”“监视”等用语进入他的语境,刺激了他的精神,与被害妄想症的发作有关,与他退出文学共和国也有关。1770年,卢梭致信圣·日耳曼时提及敌人对他的迫害,将他关入监狱是阴谋之一。
控制个体思想的意图是旧制度的污点,让人一时沉默,但言辞上的屈服与内心的不满往往相伴而生。1755年,《文学选编》(Choix littéraire)呼吁保障思想自由:“若将世俗权力或是权力的影子塞进文学共和国,想借此引导或推进才智的进展……这是荒谬的、危险的,权力会让文人沉默或撒谎。”[373]良言流于空,巴士底狱被一步步塑造为统治强力的象征,或恐吓手段,惯于使用的人不觉得有弊端,更无意革除。1785年,一名年轻人向书报审查委员会递交为卢梭辩护的信,得到的答复是:“烧掉它们,不然一定把你关入巴士底狱。”[374]1789年,有过牢狱之灾的兰格、塞尔凡、弗雷隆、布里索和米拉波侯爵都参加了革命。1790年,攻克巴士底狱一周年之际,有人在诗歌里将此举视为“法国人对暴君、阴谋和专制制度的胜利”[375]。梅西耶在《巴黎图景》中记录了不满宣泄之后的感受:“我亲眼见到那场革命,令人讨厌的古老制度再不会出现了。”[376]
文人因生活窘迫或警察的计谋充当间谍,他们熟悉文学共和国的机制,容易捕捉到反教会、反政府的言论,但后果严重。一个人有双重身份,忠诚与背叛、善良与邪恶的界限变得模糊,健全的交往难以维持。文学共和国本来就有许多社团、学会、科学院、阅读会,与之相应的是截然不同的趣味:崇古或厚今,勇敢或怯懦,有对理想社会的思考,也有为专制的辩护,各执一词,关于如何改善风俗、如何变革教育、如何培育美德、什么是合理的制度,相关的讨论总是四分五裂,加之严酷的舆论环境,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更小。
这是让人沮丧的风俗,但败坏中尚有希望。在四处监视下,批判意识未消失,它有勇敢的仪态,尽管有那么多人为此入狱,但仍有人这样做。当牢狱之灾等在家门口时,他能逃跑,若跑不了就得受惩罚。在狱中,开明人士会尽力保护他,改善他的生活,三餐之外能喝上波尔多的葡萄酒;出狱后,即使一贫如洗却有荣耀感,获得同侪的敬意。这是旧制度时代法兰西民族的希望,相反,如果在困境中没人勇敢地思考民族命运,这个民族在现代历史上会受到严厉批判。
旧制度的风俗隐藏于一个人的命运。1754年,布里索生于离巴黎不远的小城夏尔特(Chartres),家中十七个孩子,他排行十三,父亲经营一家餐馆,家境中等,兄弟姐妹多,若想活得体面,只能自己努力。他勤于思考,幼时读过普鲁塔克等人的古典作品,热爱旅行和自然界的物象,正直勇敢,有时鲁莽不现实,同伴称为“堂吉诃德”。在夏尔特中学的几年,因教育理念和方法普遍落后,他所获不多:
七年里唯一的目标是完善拉丁语和诗歌技艺,我真为没有碰到有学识的人而难过……所有精力用于记忆,写作无非是拼凑不同作者的文字,现在想起来觉得脸红。[377]
十五岁毕业,前途渺茫,不知道干什么。生活重担已在身上,他想过经商,在故乡不认识大人物,与之关系亲密的一个姐姐劝他以行商为业,辗转各地卖衣服,他觉得不好。他有机会进入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当学徒,勤奋努力,对于公共权力和市民法学有独到的研究,自学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地理学知识,跟随一位德国人学习德国哲学,读遍了当地人奥罗(Horeau)家的藏书。一晃三年,他厌倦了故乡的生活,有一天在街上遇见一位巴黎来的女士,为她言谈中的修养所吸引,遂想去巴黎闯**。在他心里,那个城市意味着知识与希望。刚到时,庄严的建筑、热闹的场面、优雅的言谈,一切近在身边,却与之无关,盘缠所剩无几,不得不为生计奔波。他希望成为全职作家,像卢梭、伏尔泰和狄德罗一样功成名就,刚发表两篇小文章《破锅》(Pot pourri)和《论律师的独立》就引起警察注意,准备将其缉捕监禁,他因感冒回故乡养病,躲过了牢狱之灾。回来后,他想在报刊业里找生路,与《科学与艺术通信》的主编联络,没有音讯。后与兰格相识,兰格创办了《政治文学报》(Journal de politique et de littérature),对于贫富分化引起的社会危机有忧虑,但因其与百科全书派为敌,布里索由此被百科全书派视为对手。他听兰格说百科全书派、庞库克(C.J. Panckoucke)出版集团与法国教会和宫廷的隐秘关系,就决意与权贵集团对抗。[378]
自出版《百科全书》后,庞库克家族在官方出版界影响很大,庞库克担任皇家印刷局(Imprimerie royale)和皇家科学院的出版商,与宫廷、教会、科学院往来密切,控制众多主流刊物的发行。对于那些出身低微、难在巴黎立足的青年人,获得他们的赏识是梦寐以求的事。苏亚尔(J.-B.-A. Suard,1732—1817)经由这条路而功成名就,他来自贝藏松,二十岁进入若弗兰夫人的沙龙,结识狄德罗、孟德斯鸠,以及《法国信使报》的主编雷纳尔神父,陆续在该报发表小文章,1754年12月号上有他的《论法国哲学的进展》(Idée des progrès de la philosophie en France)。1760—1762年,苏亚尔与阿尔诺(F. Arnaud)、普雷乌斯特(Prévost)和吉尔比(Gerbier)合办《外国杂志》(Journal étranger),之后担任《法国公报》主编,1764—1766年与阿尔诺神父创办《欧洲文学杂志》。1766年1月,他娶了庞库克的妹妹阿美里(Amélie)小姐,婚后感情很好,阿美里随夫姓,更名为阿美里·苏亚尔(Amélie Suard),她对丈夫赞誉有加:“身材中等偏上,很匀称,眼睛小,但有神,目光温和,言行得体,看起来受过最好的教育。”[379]1772年,苏亚尔接替去世的杜克洛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他没有大文章,只因参与编写《百科全书》,并与达朗贝尔一道对抗法兰西学院中的黎塞留派,该派受到路易十五的情人巴里(Barry)夫人的支持。1778年,庞库克接管了《法国信使报》,苏亚尔出任主编,1785年又担任《巴黎日报》的审查员,革命时代涉足《国内外政治新闻》(Nouvelles politiques nationales et étrangères)、《日常事务报》(Quotidienne)的编辑事务。[380]
布里索对百科全书派的批判有堂吉诃德的风格,顺从理想,怠慢旧制度下的大人物,自此断绝了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只能选择一条独立自主、充满风险的路。1778—1779年,他负责编辑《欧洲邮报》(Courrier de l'Europe),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对财产权利的思考》《刑罚理论》《论发现真理的方式》。他还参加夏隆科学院(Académie de Chalons-sur-Marne)的征文比赛,第一回的题目是:“如果证明被告是无辜的,是否应对他赔偿?”第二回的题目是:“在法国,哪类刑法不严厉,却最能抑制犯罪?”1780年,他在夏隆科学院当众朗读论文《如何在不损害公共安全的条件下减轻刑法的严厉程度》,但寥有收获。[381]父亲去世后,他继承四千或五千利弗尔的遗产。在巴黎难以实践理想,就去伦敦创建“学园”(Lycée,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办的学校的名字),一个哲学家中心,希望为欧洲学者建立联系,创办附属刊物《伦敦学园报》(Journal du Lycée de Londres),经营不善,负债累累。
1784年,他回到法国后运气糟糕,“一次失利会导致再一次失利”[382]。同年7月,他被关入巴士底狱,罪名是在《王太子的诞生》里讽刺王后,几篇匿名文章归入他的名下,尽管他在狱中接受审问时才听到这些题目:《博朗旅店的晚餐》《关于巴士底狱的思考》《受到理性法庭审判的法国国王》。两个月后获释,出狱时的感受说明牢狱之灾对个体心理的影响:
我被关了两个月,在阴沉的黑暗中活着,再次看到光明是怎样快乐!两个月的羁押长如两个世纪。向专制制度的**威屈服,那是多么残忍的时刻![383]
心中有失败受挫的阴影,他仍想在文学共和国谋得一席之地,为此与纳沙泰尔出版公司(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atel)联系,自费出版《立法者的哲学图书馆》《刑法理论》《论发现真理的方式》《英国政治遗嘱》。18世纪后期,文学职业越来越粗鲁,若要诚实就难发财,书籍出版量增加,阅读兴趣不像之前那样热切,巴黎到处是小册子,合法的、非法的,“多数出版当天就消失不见”[384]。布里索雄心勃勃,满以为他的作品会受人欢迎,没想到欠债12301.9利弗尔,迫于生计他成了巴黎警察局的密探。革命时代,他坚决予以否认,但巴黎警察局副官勒努尔的手稿证明他在说谎:
布里索从巴士底狱出来后一直为警察局服务,一年来与为我送情报的秘书联络,获得报酬,每月五十埃居(合三百利弗尔)。[385]
1793年,他被罗伯斯庇尔关进监狱,等候审判时完成了《回忆录》:“生活贫困,很难找到工作,能让我独立自由地思考,表面上自由,心中悲惨,有过危险的交往,也以不高尚的手段谋生。”[386]虽不能确定“不高尚的手段”是对间谍经历的暗示,至少说明为了活下去,他做过让良心不安的事。1780年,他与警察的通信说明了何谓不光彩的作为:“巴黎警察局的马丁先生告诉我,《卢梭作品集》有九个版本正在印刷,这会淹没法国。”[387]他曾到瑞士拜访过卢梭,喜欢《忏悔录》和《漫步遐想录》的风格,读完后学卢梭的样子在黄昏的树林中漫步,他读过《爱弥儿》、以阐述美德见长的《新爱洛漪丝》,及其三部自传。[388]从事间谍工作时,他监视过卢梭的作品,而这是卢梭恨之入骨的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