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者到浪漫派

1765年赴英途中，卢梭的心情不错，那是四面受困、突然看到希望时的快乐。1766年3—4月，他的心理变化却让人困惑，时至今日依旧难以说明他的感知与行为的确切联系。牛津学者莱瑞（Leigh）编辑卢梭通信时有过疑问：“我们不知道他独居时发生的事，也不知道带有现实色彩的噩梦是怎样形成的。总之，他成了个多疑敏感的人，用灵巧的思维将不相关的事联系在一起，觉得到处是坑害他的陷阱。”[252]那场争论对卢梭影响很大，之后，他对文学共和国的态度不同于以往，要与之划清界限：

十四年来，我不幸从事这一职业，却未染上它的陋习，嫉妒、算计、甜言蜜语，一刻不曾靠近我的心灵。我未因外界迫害和不幸的遭遇变刻薄，放弃这门职业时，我像开始那样心灵健全。[253]

1767年5月，回法国后，他与乔叟（Edmund Jossop）仍说要远离文人界，这一行当违背他的性情，“我现在不再是文人，以前是，却给我带来不幸”[254]。而进入文学共和国前期，他刻意向人展示自己的喜好与音乐才能，在沙龙聚会时朗读诗歌，竭力维持公民的身份，而一路的遭遇让他体会到人心的晦暗。所谓的理想，不过是生存竞争的托词，所谓的荣誉，不过是投机者的猎物。

法国旧制度粗暴对待自由言论，所以触及敏感问题的作品多匿名出版，或用假名出版。1751年，伏尔泰在柏林出版《路易十四时代》，署名为弗朗切维尔（M. de Francheville）；1775年，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里千方百计地隐藏自己，“手稿是在一位不具名的学者的藏书里发现的，根据马塔（Matha）先生的说法，写作者是已故的法兰西学院终身秘书米拉博（Mirabaud）”[255]。两个名字都是霍尔巴赫虚构的，虽说出版地在伦敦，但更有可能是阿姆斯特丹。而卢梭在每部作品里都署真名，惹下了祸患。1762年6月22日，法国御前会议企图缉捕他，他们很容易知道《爱弥儿》的作者是谁，他还写过哪些作品。[256]卢梭素来以为勇敢者才会如此，“正直的人要对他的书负责，我在本书（《新爱洛漪丝》）卷首署名，并非掠为己有”[257]。考虑到青年卢梭对名誉的渴求，不排除他是想让公众知道那是谁写的，他需要确定的身份，这对于一个在巴黎漂泊闯**、一无所有的日内瓦人尤其重要。然而，1766年5月后，他致信培鲁时彻底变了：“给公众一些时间，让他们忘掉我。”不久，他又对忘年之交、日内瓦同乡伊维农重复这样的愿望：

我不再让公众记着我，在我的余生里，他们不会听到我的消息……我现在很安宁，也会一直如此。为了让人把我忘记，我尽可能少写信。[258]

只有觉得自己被人忘记时，他才心境安宁。1767年，他甚至不再关心是否有人谈论他：

即使不把我忘记，无论对我是赞赏，还是诋毁，我都觉得无所谓，不闻不问，偶有所知，也不在意，简单纯朴的生活才好。[259]

卢梭在文学共和国里收入可观，困难中不乏友人相助，性情却无常，当时的人不理解，现代人也有些迷惑。巴黎高师学者李尔第（Lilti）同情他的境遇，远离沙龙，拒绝不平等的交往，是在否定虚假的礼仪，他这样做的根源是“作家主体意识或自治意识的觉醒”[260]。文学共和国是生存竞争的空间，确实有人退出，或是才华平淡，难以立足，包括那些只在报刊上出现一两次的作者，他们的行踪已难考证；或是经受不住牢狱之灾堕落为间谍，变身为旧制度的同谋也就意味着背叛了文学共和国；或是对公共舆论敬而远之，“公众的注视是让人难以克服的恐惧”[261]，卢梭休谟之争时，亚当·斯密力劝休谟不要进入公众视野，“那是在冒险，报纸上多是道听途说的小故事”[262]。旧制度之下，法国没有保护私人空间的法律，窥探隐私的愿望不可遏制，“安插间谍，收容奸细，偷拆漆印，截留书信……政治风俗就是这样”。1789年国民公会获悉美国《马萨诸塞州宣言》后才想在法律上有所改观：“共和国的成员在法律上有依靠，对于人身、财产与名誉的不公正行为，应无偿获得正义的保护。”[263]

所以，卢梭是第一个主动退出文学共和国的“公民”，之后他很少写信，也不再回信，尤其是对待不熟悉的人，他时常变更收信地址，回避不速之客。致信老朋友培鲁时，地址改为“Mrs Lucadou & Drake Union-Court，London”，要求转信人“不要传播他的新地址，不要让人看他的信”[264]。从伦敦回巴黎后，他依旧藏匿住址，1767年7月，致信拉图尔夫人时告知的是孔代的地址“M. Coindet à l’H?tel le Blanc，rue de Clery A Paris pour le citoyen”；致普尔兰（Portland）公爵夫人的信里不再写名字，也没有收信人的地址。[265]之后一年多，他不断变更名姓，用过雅克（Jacques）先生和勒努（Renou）先生，“我宁愿在他人的记忆中死去，希望您尽量少谈论我，不要向我的朋友提起我”[266]。在出版时，他慎之又慎，“一本书，尤其是好书，往往是作者的灾难”[267]。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处心积虑地挣名声，还写东西，但不为出版，无论什么内容，“不以我的名义，也不匿名出版，活着不出版，死后也不”[268]。但因迫于生计，1767年他又出版了《音乐辞典》，只是对公众的关注忐忑不安，以为那是不幸的事。[269]后来，他不堪舆论的扭曲屡次下笔反击，但对于自己的“回忆录”，他坚持去世后出版，他将草稿交由妻子保存时嘱托她1801年才可以打开。[270]

不再以写作为寄托，他热心于植物标本。在英国武通时，邻人罗宾逊（Owd James Robinson）、农夫伯顿（Burton）和苏尔特（Salt）小姐注意到他每天外出散步，回来时带一大把植物。[271]英国早期浪漫派布斯比是德比郡人，既是卢梭的朋友，也是其敬仰者，他同样观察到，卢梭每天穿着亚美尼亚族的长袍上山采标本。[272]回法国后，他在巴黎北郊的克里希（Clichy）隐居，只关心植物学，“没人问起他，没人拜访他，没人谈起他，命运剧变，几乎比任何人的经历都突然”[273]。1767年10月，沃波尔从法国返回英国后将这一情况转告休谟，以示安慰，沃波尔以之为“惨境”的却是卢梭刻意追求的。1768年6月27日，《秘密回忆报》报道：“他一天到晚采集标本，对外联系少，不说话，不写东西，特蕾兹对外人说她的丈夫烧了《忏悔录》的草稿。”不久，他又去多菲内（Dauphine）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采集，1770年7月22日，在朋友帮助下进入凡尔赛宫的国王花园。[274]

卢梭生命后期的藏书单说明他在去世前未改变1766年的性情。1778年春，他到巴黎北郊的埃莫农维尔定居，随身带有《普鲁塔克文集》（十二卷）、塔索著作（一卷），其余为植物学作品，包括哈勒里（Albert Halleri）的《瑞士本土植物》、布封的《鸟类自然史》、奥布莱（Aublet）的《法属圭亚那的植物历史》、阿玛尼（Ammani）的《稀有植物》、图尔纳福尔（Tournefort）的《植物园结构》、亚当森（Adamson）的《植物族谱》、林奈（Linné）的《植物种类》《蔬菜种类》等。[275]卢梭对植物学的理解不同于当时的人，他们研究植物，是为发现自然的秘密，卢梭的“自然”不是理性意义的，是隐居时的情感归宿。与之相应，他的心境变了，像一个与世无争的老人，厌恶争斗与吵闹：

从前，我满怀热情地喜爱自由与平等，希望无拘无束地生活……拒绝朋友的礼物，为此经常引起矛盾；现在，我的喜好变了，相对于自由，我更爱平和……对于敌人也力求平和相处。[276]

1767年1月，他致信里格提（Riquetti）时提及之前的是非，后悔没有妥协：

如果我从劫难之始不跟命运对着干，而是做如今的决定，那些骇人听闻的阴谋诡计在我身上就不会有任何效果。[277]

身体病痛使之处于尴尬的道德境地，无端的讽刺压迫着精神，他觉得现实让人失望，写作风格不同于以往，由对理想国家的想象转向现实批判，关于公共事务的写作语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描述内心深处的孤独。1789年，艾斯切尼回忆与卢梭的交往，注意到卢梭的变化：

他出身贫寒，得不到求学机会，只能自学。孩童时代在出生的城市周围流浪……不断变更信仰、品味、习惯、职业、住所，性情害羞，不为人注意……成年后自谋生计，受人保护，也遭人误解。常犯错误，轻信多疑，是命运的玩偶；一生不安，担心有阴谋……试图断绝联系，以求平静。最后因精神失常不得不远离社会，愤怒悲伤，最后自我了结性命。[278]

卢梭退出文学共和国，不是因为文人的自治意识。生存境遇艰难，他无力维持费钱费时又费力的公共交往。1765年12月，逃亡路上病情复发，他猜测心脏有问题，难以继续赶路。[279]时值冬天，天气寒凉，病痛没有缓解的迹象，本想休息一个月，却被迫于12月9日赶赴巴黎，健康又恶化，“两三天出不了门”[280]。1766年1月到达伦敦后身体依然病着，2—3月，居无定所，与友人的通信里未提及健康，情况却不乐观；4月16日，身体很差，无力回信；5月3日，不能接待来访的客人。[281]长久以来，入睡困难，“夜，对于我真是残酷，身体承受的要比心灵承受的多得多，整夜失眠，心情悲观”[282]。5月底，他觉得死亡要来了，“可能来得急促”；6月间病情断断续续，“近三天身体很不舒服，今天尤甚”；7月10日，每写一行字都有可能死去。[283]整个8月，身体欠佳，情绪低迷，看不到希望，9月的天气又损及他的健康，博斯韦尔于10月15日来拜访，以为离别后再不会相见。[284]1767年年初，病痛依旧，他想给格拉夫通（Grafton）公爵写信，却无气力，卢梭不禁感叹艰难的境遇：

既无地位，又无财富，我老了，身体残疾，没人愿意理会我，受到迫害，为人憎恨，我总想做好事，往往事与愿违。[285]

1766年年初，卢梭已有被害妄想的倾向，他以为只有伏尔泰在用尽心机陷害他。到英国后，因语言障碍、舆论压力，以及居无定所的奔波感，自6月开始，卢梭性情起伏，坐立不安，“几乎难以相信他那怪异的敏感，当他为错误自责时，神经比心灵更容易混乱”[286]。而外界的批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厉，休谟后悔与之交往，休谟的朋友米拉尔（Millar）批评卢梭自我欣赏，以至于疯癫。[287]伏尔泰说他疯癫十足，“是极卑鄙的疯子”，愚蠢、高傲、忘恩负义，“如果他不是疯癫无礼，哲学家本可以扮演恰当的角色”[288]。日内瓦的自然学家博奈说他是因不幸和傲慢的性情才失去判断力，特罗尚对家人自始至终说他是疯子，德方夫人和达朗贝尔觉得他无耻，勒贝尔（Lepell）说这一类的疯狂有危险，“为了他和别人的安全，应将之关起来”[289]。杜潘（Dupan）批评他不可理喻，“以为全欧洲只关注他，不关注他就是他的敌人”[290]。同侪间的刻薄话语压垮了卢梭，也损害了文学共和国的精神。

19世纪中叶，被害妄想症已具备临床治疗基础，爱斯基罗尔（Esquirol）、拉赛格（Lasegue）和索尔（Saulle）等出版一系列作品。[291]但18世纪，这类问题被笼统归入疯癫，虽然在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里，人的心理活动已进入现代知识体系，但在日常生活里，精神异常仍受贬低，是对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的谴责，而道德意义上的谴责能剥夺一个人的辩护权。这一类的剥夺，不是禁止他说话，而是没人相信他，无论他说什么总受到质疑，内容受质疑，动机也受质疑。卢梭知道自己被人称作疯子，却无力澄清，而来自朋友的批评，尤其是道德批评更让他难以承受，“在如此彻底、持久的凄凉与孤寂里，整整一代人对我有强烈的敌意，不停地侮辱我，打压我……让我满心悲哀”[292]。

文学公民不友好，为蝇头之利相互暗算，“有人将诈骗的计策引入文字世界，将好书说成坏书，坏书说成好书，他们像癞蛤蟆，从泥土吸取毒液，后将之传给与自己接触的人，有一个叫德尼斯的人，在伦敦操持这一职业已六十年”[293]。1758年，《百科全书》第七卷出版后受到攻击，包括耶稣会的《特雷乌报》（Journal de Trévoux，Mémoires de Trévoux）、弗雷隆主编的《文学年鉴报》（Année Littéraire）、莫罗的《坏蛋》（Cacouacs，1757年该词汇最先出现于《法国信使报》，之后代指百科全书派），以及帕里索的《论伟大哲学家的短笺》（Petites Lettres sur de grands philosophes）。[294]

1760年帕里索的戏剧《哲学家》公开上演后，百科全书派开始反击。与马勒泽尔布一同观看该剧后，莫尔莱愤愤不平，当晚写成《〈哲学家〉序言》，讽刺帕里索，第二天拿给达朗贝尔和杜尔格看，他们觉得好，邮寄给里昂的出版商布鲁塞（J.-M. Bruyset），出版后传播极快，有人在大皇宫（Palais-Royal）和杜伊勒里宫里读，听众不时放声大笑。狄德罗得知自己在《哲学家》里受到讥讽，就在《拉摩的侄儿》中指责帕里索的丑事，“为一己之消遣不惜背叛宗教，侵吞同伴财物，没有信义，不讲法律，千方百计追逐财富，这样的厚颜无耻我不信有先例，将来也不会有第二个”[295]。帕里索一方毫不示弱，洛贝克（Robecq）夫人素来痛恨哲学家群体，曾被狄德罗《私生子》的序言惹怒过，所以支持帕里索。她在《哲学家》上演前与警察局沟通，为之扫除障碍，观看首场演出，又在寓所会见作者。莫尔莱因为那篇讽刺短文被关进巴士底狱，两个月音讯全无，后在马勒泽尔布、诺阿里（Noailles）将军和卢森堡元帅夫人的帮助下重获自由，帕里索的支持者又向舒瓦瑟尔公爵建议将之逐出巴黎，最终在卢森堡元帅夫人的保护下，他免于流亡。[296]

霍尔巴赫主持的沙龙有时会排挤不同的观点，它一贯坚持进步观，批评野蛮人是毫无经验的孩子，文明人却能从自然中获取教益。[297]1750年，卢梭获得第戎科学院征文奖后参与其中，因其坚持风俗退化论，加之反复发作的病痛不得已退出，之后与沙龙常客结下仇怨。[298]伏尔泰厌恶这样的恶风俗，“狼群来吞噬家畜的时候，家畜却在互相撕咬”，里尔丹侯爵同样气愤不过：

这个世纪有很多哲学家，却不懂哲学；推论很多，但缺乏理智；相互迫害，不惜诉诸阴谋与暴力，干不正义的事，整个欧洲都容不下卢梭。[299]

法国的启蒙时代有三代人，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属于第一代，他们是古典主义晚期风格的代表，经历过古今之争，有渴求新风格的愿望，又保守固执。卢梭、狄德罗、达朗贝尔、格里姆等属于第二代，他们成长于舆论活跃的报刊时代，借助才华进入文学共和国，对旧制度心存不满，却想获得它的恩惠，所以在妥协中批判。第三代是顶楼文人，18世纪后期启蒙精神衰微，文学共和国的生存空间已趋饱和，出身低微的才学之士既受旧制度压迫，又受现代知识权力的排挤，生计艰难，在房租便宜的顶楼落脚，启蒙早期的理想主义不见了，内心的孤独感变为打碎一切的热情。此时的文学共和国像弱肉强食的丛林，争吵，嫉妒，明争暗斗，贫富分化，相互敌视。普世价值为团体道德所取代，而在团体之间的对抗中，对的不被认可，错的无须悔罪。霍尔巴赫男爵是德国贵族，在威斯特法利亚（Westphaile）有家族地产，年租金六万利弗尔，在巴黎的家里时常聚集着来自欧洲各国有权势的文人雅士。[300]霍尔巴赫又是“九姐妹共济会”的常客，该沙龙由天文学家拉朗德（Jér?me de Lalande）创办。达朗贝尔境遇好的时候有五份年金，来自普鲁士国王、法国国王、英国科学院、法兰西学院及其家族，年收入多于六千利弗尔，“他将一半施予穷人，仍然生活得很好”[301]。苏亚尔也是成功的文人，能言善辩，出入多家沙龙，获得若弗兰（Geoffrin）夫人、霍尔巴赫男爵和内克家族的年金。[302]文学共和国是一个旧制度和新风俗交错的生存空间，从前它所追求的自由、独立与批判精神日渐受冷落，掌握出版事业的百科全书派遗传了旧制度的习气，任性傲慢、渴望独裁，当时的贤明之士斥之为“百科全书式的学术专制”[303]。外省青年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得知百科全书派与旧制度的隐秘关系后，决心与之斗争，“尽力挖苦他们的利己徇私和傲慢无礼”[304]。

参与沙龙讨论的多是富足者，那些贫穷的文人被排斥在外，孤独地奋斗，时乖命蹇，不时遭遇暴力，“警察机构尤其注意他们，有人被打，甚至被打死”[305]。根据《法兰西文学》，1784年法国有2819名文人，其中1426人没有职业，这意味着半数文人无固定收入，处于社会底层，靠撰写**读物、抨击类文章谋生。书店老板和出版商有时让人厌恶，他们在旧制度的庇护下垄断市场，任意处置小人物的书稿。那些有理想的青年人在名利场上寸步难行，只能聚集在房租便宜的顶楼，“因受到的伤害感情冲动，言辞尖刻，批判旧制度下僵化的等级观念，有时盲目的狂热激发了他们的才华……要建立一个新世界”[306]。

经济上不独立，生活中不受尊敬，言论自由与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人格独立也就无从谈起，在宽容的辩论中寻求共识的可能性已趋于无。《文学年鉴报》和《文学观察家》（L'Observateur littéraire）的专栏作家们相互憎恶，18世纪30年代，牛顿理论传入法国时，巴黎思想界躁动不安。1737年12月，伏尔泰致信傅尔蒙（J.-B.N. Formont），他以为内战来了，“冉森派反击耶稣会，卡西尼（J.D. Cassini，意大利天文学家）的信徒群起攻击莫博丢（Maupertuis）”，伏尔泰迫不得已去希莱城堡躲避风浪。[307]他是文学共和国的前辈，仍逃不了受攻击，1733年他的《品位的圣殿》（Le temple du go?t）引起激烈反对，1736年与让-巴蒂斯特·卢梭论战，不久与克莱比昂论战，持续到1762年克莱比昂去世。伏尔泰的《论高乃依》（Commentaire sur Corneille）引起帕里索的批评，1761—1778年关于莎士比亚的争论时断时续。[308]一生聚讼纷纭，与伏尔泰的性情有关，嬉笑怒骂，得理不饶人，这是文学共和国的风俗，它的公民如何有力量去实践自由、平等、理性？在普遍意义上，一个人不会因为识文断字就有更高的道德感和历史理性。

制度失序，风俗缭乱，人间友谊变幻不定，有信誓旦旦的相识，有发愤诅咒的绝交，不时会享受到父子般的深情，但也得承受强盗式的背叛。根据美国学者达恩顿的观察，公共交往里“很少有洛克一样遵守不成文规则的绅士，更多的是霍布斯式的、谋求生存的野兽”[309]。梅西耶在《巴黎图景》中有“半吊子作家”“作家的悲惨生活”“文学争论”等词条，描述的正是这一类人的境遇，当自身利益受损时，他们不能从容处理，“以不正义回击不正义，以更深的恶意报复恶意，那是比诽谤更坏的职业”[310]。当时，挖苦人常用“伪善”，那是时髦的恶习，蒙蔽与欺骗的艺术，哲学家之间、教士之间、君主和臣民之间，以及哲学家批判教会与政府时常常用到。[311]

丛林个体主义滋育了险恶的风俗。一个人的心里有理想、勇敢、胆怯、屈服与自私自利，他要时刻注意环境的变化，如果情况复杂，就得选择两个或更多，“勇敢的自私”“胆怯的理想”“高傲的卑琐”。在矛盾的风格中，文学共和国的精神日益沦没。人与人在生命意义上相互视为同类，在社会意义上形同陌路，各阶层之间及其内部矛盾不断，貌似文雅、实则轻浮易逝的言语维持的交往无从抚慰人心，人人有说不出的苦闷。1774年，新任财政总监杜尔格上书路易十六：

陛下，您的国家的各个等级沟通不畅，成员间少有社会联系，人人关注自己的利益，不愿尽职尽责，不愿意了解与他人的关系，诉求与反诉求永久对立，理智与相互的理解对之没有约束力。[312]

法国革命时代，坏境况没有改观，横亘于人与制度、人与人之间的障碍反而更坚固，人的心里仍旧孤独，“完全不能融入周围的物象”[313]。

几个世纪，同胞们形同路人或仇敌，要使他们互相接近并教育他们共同进行他们的事务，可是非同小可的事，使之彼此分离比重归于好要容易得多……今天（1856年），他们已不在世上，但嫉妒和仇恨还留在人间。[314]

这些不安宁的灵魂风化为旧制度风俗的标本，后果之一是民族内部认同感的分裂。1789年出版的《论卢梭的作品与通信》为之鸣不平：他所以有愤世心理的一个原因是得不到朋友（百科全书派）的尊重，“这个学派党同伐异，他遂与之疏远”[315]。这本小册子意味着距离文学共和国最近的一代人开始怀疑它徒有其名，那绝不是理性与美德的王国。革命后期，对于启蒙时代的怀疑已是普遍现象，启蒙时代的风俗甚至被看作暴力革命的起源。

1765年，莫里（Moiry）到访莫第埃，卢梭正准备逃往英国，莫里记录了他作为文学共和国公民的窘况：“不久前，来自巴黎的逮捕令让他气愤，他想给《伯尔尼杂志》写信，要将巴黎比作不宽容的城市图卢兹，因担心会被法国大使逮捕，就没敢写。”日内瓦逮捕令最让他伤心，更糟的是，瑞士小城伯尔尼（Berne）的驱逐令又送到家门口，形势紧迫。莫里知道他已难以承受这样的谴责，就替他向伯尔尼政府求情，说他病了，不便旅行，希望宽限时日，伯尔尼很快寄来第二份驱逐令。无法通融，莫里只能通告实情，以巧妙的方式：

——你对这里的生活满意吗？

——是的，但来拜访的人太多了。

——我觉得你离开莫第埃会好一些。

——（卢梭紧盯着我）我明白你的意思，是的，明白你的意思。[316]

卢梭当天匆匆离开，开始了一生中最艰难的逃亡，心中哀默。分别时，莫里看到他的眼里有泪，卢梭说，“那是快乐的眼泪，因为与莫里相识”，1767年1月，卢梭提及此次逃离的心情，“伯尔尼的先生们驱逐我，冬天已来临，我不再奢望找到安静的居所……身体虚弱，健康糟糕，寒冷季节不适合旅行”[317]。普鲁士国王尽力帮助他摆脱困境，派人保护他的人身安全。[318]但一个国王的力量有限，不足以对抗普遍的固执与狂热。

卢梭进入文学共和国，实质上是谋求现代人的身份；而退出文学共和国，否定的是现代话语空间，是对法国启蒙精神的批判。本来倡导宽容自由的文学共和国却弥漫着紧张与恐怖，一幅让人心灰意冷的图景，卢梭的转变与此有关。所以，他的隐退不是个体事件，而是时代精神的映像。此后在他的观念里，“公众”为“后代人”取代：“后代人会为我评理，面对敌人的粗鲁，这足以安慰我。”[319]18世纪，“后代人”已是世俗意义的心灵寄托，卢梭的不同在于他将“后代人”与“现代人”相对立，完全否定“现代人”的评判功能。他认识到现代历史观的价值，但现代时间序列在他身上是断裂的，他只在意现在的感受，而它们通向的是不确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