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出身低微，有才华，但在旧制度下难以实践理想的青年人，进入文学共和国是不错的选择，既可谋取生计，又能发现生命的现代意义，在公共交往里有机会获得声誉与年金。幸运者进入各地科学院，至少能结识一些有人文精神的贵族廷臣，他们的荫护可助其逃避因不当言论招致的灾祸，即使因不合时宜被关入监狱，也能通过他们的交涉而提前获释，或是在牢房里有好一点的待遇。1760年，莫尔莱神父被关于巴士底狱，因权势人物的帮助，生活舒适，每天有上乘的葡萄酒、面包、烤肉、点心和凉菜，还能在院子里散步，与管理人员平等谈话。[177]

文学共和国为人向往，经由沙龙讨论或科学院征文而成为“文学公民”的人不少，他们就此进入一个观看与被人观看、议论与被人议论、解释与被人解释的空间，个体言行不再是单向的付出，多少会有舆论或政治后果。他们勇敢地担负起变革风俗的责任，时至晚年在回忆录中描述青年时代的作为，18世纪的“青年”进入了现代历史，与“中年”“老年”有一样的地位。所以，文学共和国扩展了个体生命的长度，一个人在二十岁，或更年轻时，只要在时代精神里有所开拓，他的生命就有历史分析的价值。但幸运者少，多数人境遇艰难，文学共和国不是理想国，有名利就有扭曲的品性，身处其中的人有时会随波逐流。

卢梭走了这条路。青年时代，他认同文学共和国的精神，支持科学事业，参考热门话题创作诗歌、戏剧和科学文章，希望被人关注。1736年与华伦夫人住在沙尔麦特时，他读过奥拉托利会和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出版的作品，还有一本科学入门读物，笛卡尔派的贝尔纳·拉米（Bernard Lamy）的《论科学》（Entretiens sur les Sciences），“反复读了上百遍”[178]。1738年7月，他向《法国信使报》投递论文《我们居住的世界是否是球形的》，提及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牛顿、卡西尼（Cassini）、菲兹（Fizes）、哥白尼的理论，他自己也做证明地球是椭圆体的实验[179]。之后，他创作诗歌《华伦夫人的果园》（1739年）、《西尔维的林荫道》（1745年），以及戏剧《乡村卜师》（1752年）等二十余篇作品。因与主流思想有别，卢梭为同侪所轻，尤其是1750年发表《论科学与艺术》后，身心问题引起交往障碍，他在文学共和国总要应对出乎意料的麻烦。

卢梭努力结识声名显赫的人，1745年向伏尔泰自荐：“十四年来，我努力不懈，以引起您的关注。”[180]伏尔泰欣赏古典风格，对于新思想不认同，时而批判青年人不谙古典文体，写作不论章法，他的诗歌《可怜虫》里有一个游**者，借之讽刺时代风气：

——你最初的生活如何？

——那是地狱，可怕的罗网。

我无财产，无职业，无才华。

读完几个蹩脚作家的书，

我也要寻找保护我的人，

迷恋于写诗的癖好，

无法摆脱，我成了文人。[181]

由于古典主义风格与启蒙风格的差异，他们的交往不顺利。1755年，卢梭给伏尔泰寄去《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伏尔泰视之为反人类的书，言辞刻薄：“从没有人费这么多思虑让我们退化为野兽，读者读您的作品时，他希望自己四条腿走路，六十年来，我已丧失这个习惯，不能那样了，我为此感到不幸。”[182]卢梭体会到讽刺之意，回信时没留情面：“重新用四肢走路，那是让人惊异的奇迹，只有上帝能如此，这一举动里有危险，只有魔鬼才愿意这样，您还是别用四条腿走路，尽管世上没人比您做得差。”[183]

第二次接触不欢而散，卢梭仍未放弃。1755年11月，葡萄牙里斯本发生8.5～8.8级的大地震，教堂、住房等设施倒塌大半，伤亡八万余人，北非的梅德内斯（Mequinez）和得土安（Tetouan）等地也有人伤亡。[184]伏尔泰受地震的冲击，致信贝特兰（Elie Bertrand），讽刺英国诗人蒲柏的天真，“如果他在里斯本，还敢说一切都是好的吗？”第二年，他又在诗歌《论里斯本灾难》里彻底否定德国人莱布尼茨、英国人沙夫茨伯里和柏林布鲁克的乐观：

误入歧途的哲学家喊着：一切都是好的。

你们过来看看这可怕的废墟，

断壁残垣，还有不幸者的遗骸。

（死去的）妇女孩子积压着，

破碎的大理石下是残存的肢体，

大地吞噬成百上千不幸的生灵。

那些流着血、肢体不完整、颤抖的人，

为他们的房屋所掩埋，无人施救，

在备受折磨的恐惧中凄惨度日。

……

看到成堆的遇难者，您会说：

上帝在复仇，他们的死不是在抵偿他们的罪？

这些躺在母亲压碎的、流着血的怀里的孩子，

他们有什么罪，有什么错？

……

（又有高傲的诡辩家对我们说：）

或是因为人生而有罪，

上帝要惩罚他的后代，

或是这个世界的绝对主人，

不发怒，不怜悯，平静冷漠，

他的第一批法令颁布后是滔滔洪水。[185]

卢梭当时在退隐庐（Hermitage），收到了伏尔泰寄来的诗歌。卢梭曾受蒲柏人文主义影响：“蒲柏的诗缓解了我的痛苦，让我坚毅。”《论里斯本灾难》却让他失落，但他仍为神意辩护：“灾难是自然和宇宙中的必要现象，全能仁慈的上帝有意让我们脱离灾难，在所有经济活动里，他为人选择那些利多弊少的……他做得不是最好，却已尽力。”卢梭展示了惯有的雄辩力：

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他是完美的，如果他是完美的，他就是明智、强大、公正的；如果他是明智公正的，一切都是好的；如果他是强大公正的，我的灵魂就是不朽的；如果我的灵魂是不朽的，那么活三十年也无所谓，这或许对于理解宇宙是必要的。如果同意我的假设前提，就不会动摇之后的推理；如果否定我的前提，就不能讨论这些推理的后果。[186]

卢梭的信有八千余法文词，伏尔泰的回复简短，以身体欠佳拒绝深论：“当前，请原谅我抛开所有的哲学争论，这只是些消遣，您的信写得很美，但我的侄女病重，我也病了……听说您已回到日内瓦，希望您来做客，眼下的情况不允许我多说了。”[187]此事未罢休，1759年，伏尔泰出版讽刺小说《老实人》，未改变里斯本地震后的悲观论，其中有躲避地震的情节：老实人吓得魂不附体，目瞪口呆，脑袋昏沉，身上是血迹，打着哆嗦，自言自语，“最好的世界尚且如此，别的世界还了得？”[188]

卢梭希望与伏尔泰结交，伏尔泰并无此意，对之冷嘲热讽。伏尔泰年轻时同样寻求过保护人，包括旺多姆（L.-J. de Vend?me）公爵、军界要员拉法尔（P.-C. de La Fare）、宫廷顾问肖里（G. A. de Chaulieu），中年后想入选法兰西学院，为此致信时任院士、路易十五的老师阿拉里（P.-J. Alary），希望获得推荐。[189]功成名就，成为费尔奈的“大主教”后，伏尔泰也没忘记提携年轻人，为境遇艰难者提供帮助，但卢梭除外。两人交往多龃龉，是启蒙时代文人相争的典型。1762年10月5日，《秘密回忆报》上有一幅漫画，伏尔泰与卢梭挥拳厮打：

诗人问哲人：你批驳我时为何那么不留情面？

哲人回答：无论反对还是赞赏，我都讲真话。[190]

（译者注：诗人指卢梭，哲人指伏尔泰）

与伏尔泰的交往无果而终，但卢梭结识了狄德罗、格里姆、布弗莱夫人、埃皮奈夫人、雷伊（M.-M. Rey）等贵族、文人或出版商。在《忏悔录》第八章，卢梭忆及1754年结识出版商雷伊的经过，那时他正想出版第二篇论文，雷伊帮忙不少。他与百科全书派的交往对于他的思想进展及其在公共舆论中的影响力不可或缺。

卢梭努力读书思考，要写出为人瞩目的大文章。1730年，他创作喜剧《纳尔西斯》（Narcisse ou l’Amant de lui-même），因看重“作家的荣誉”，1753年才出版。对于1738年9月寄给《法国信使报》讨论地球形状的信，他希望在“读者来信”栏目发表，却无回音。与华伦夫人相处时，他读过莫里哀、培尔、圣·艾维莱蒙（Saint-Evremond）、拉布吕耶尔、笛卡尔、蒙田、费纳隆、拉罗什福科尔（La Rochefoucauld）等不同风格的作品。与此同时，他的音乐技艺进展快，1742年8月向法兰西学院提交数字记谱法，以1、2、3、4、5、6、7代替五线谱的音符（do，re，mi，fa，sol，la，si），8月22日，三位科学院的评审委员荷罗（Hellot）、富什（Fouchy）和麦兰（Dortous de Mairan）判定该方法对歌唱者有益，对演奏乐器的人平添麻烦，所以没有授奖。[191]1743年，卢梭设法将之出版，题为《论现代音乐》，强调音乐与理性的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理性不是音乐的朋友？”[192]

所有努力皆不如1750年《论科学与艺术》在第戎科学院获奖更有助于他实现理想。18世纪初，风俗与道德的关系曾是法国古今之争的主题，古派达西埃（Dacier）夫人在《荷马史诗》法译本前言里赞赏荷马将良好的风俗融入人物性情，“在普遍堕落的时代创作高尚的作品，生来就是改善风俗的哲人”[193]。1740—1749年，这个问题再次搅动了巴黎学术界，卢梭的获奖是法国的古派对今派的最后反击。《论科学与艺术》符合第戎科学院的古典道德理想，向往质朴风俗，批判现代科学艺术的害处，有别于巴黎文学共和国的主流精神。第戎是18世纪“外省的首都”，天主教力量强势，第戎科学院院士多有道德家的倾向，“赞赏西塞罗和塞涅卡的文风，警惕奢侈的蔓延，因其会像传染病一样侵害民族精神”[194]。所以，第戎科学院重视此次征文，1750年4月17日至6月19日逐篇审阅十三篇候选文章，7月9—10日全体院士商定获奖人选，7月17日开会决定颁奖时间为8月23日。[195]科学院的负责人在《法国信使报》和《学者报》刊登节选段落，《论科学与艺术》广为人知。1751年由巴黎皮索（Pissot）出版社刊行，接连发行三版（1756、1761、1762年），《作品荟萃》（?uvres diverses）收录三次。[196]同年3月，《公正书目》（Bibliothèque impartiale）说它比长篇作品更惹人注意，因为作者有写作的技艺，文辞雄辩。10月，《瑞士报》（Journal Helvétique）刊文介绍卢梭的生平，“一个瑞士钟表匠的儿子”，诺尔姆（J. Neaulme）在《小水库》（Petit Réservoir）杂志全文转载。[197]卢梭的名字时常出现于各地的报纸，里昂、南锡等地的科学院组织关于科学艺术与风俗的辩论，1751年，英国发行两个英译本，日内瓦出版法语第四版和第五版，1752年、1754年又有两版，1753年在戈塔（Gotha）出版，1760年有了意大利语译本，1768年有了俄语译本，为此，狄德罗说它超凡脱俗，“之前没有如此成功的例子”[198]。

获奖后，卢梭致信第戎科学院评审委员会：“你们授予我奖励，这是我渴望的，更是努力争取的。”[199]但声誉鹊起，他觉得突然：“什么是名望？我以这篇不恰当的作品赢得属于我的名望，自此闻名于世。”[200]那是源于名誉的迷失，之前默默无闻，如今一夜成名，随之而来的是好奇的观赏与恶意的嫉妒，自己还未接纳新身份，外界也不知道他是谁。1762年致信巴黎大主教博蒙时，他又提到盛名之下的困惑：“一个科学院提出的小问题激**着我的精神，让我身不由己，把我抛进一个我不擅长的职业……成群的反对者不理解我就攻击我。”[201]

自1750年到法国革命，这篇论文在文学共和国引起不息的争论，反驳与辩解涉及科学艺术与风俗的关系。在评审时，第戎科学院已有过争执，一个拒绝投赞成票的院士、外科医生勒卡（Claude-Nicolas Lecat）批评他矫揉造作，“语言风格和雄辩确实吸引人，但更多的是技巧而非天然的东西，是诱人的说辞而非确定的叙述”，并尽力为新哲学辩护：

真正的哲学教会我们撕掉偏见与迷信的幕帐，难道只因少数作家滥用智慧，就禁止培育理性？难道权力、法律、宗教等一切有大用的事物不会有害处？卢梭用强有力的修辞引导人轻视科学、文学，以及哲学家。[202]

第戎科学院的秘书佩蒂（Petit）撰文反驳勒卡，评审时崇古派占了上风。[203]但之后不久，以波兰国王斯塔尼拉斯（Stanislas）为首结成反对派，《法国信使报》是论战阵地。1751年7月，该报发表今派拉莫特的《向伟人致敬，莫过于保护文艺》；9月，斯塔尼拉斯匿名发表文章，支持科学的进展，“它有助于认识真实和善良，启发智慧，净化风俗”，并批评卢梭的投机心理，“写的是私人感受，却想取悦公众，难道不是自相矛盾？若要反驳，只需检验他的论证过程”；10月，高迪埃（Gautier）撰文支持波兰国王，“如果像卢梭论述的那样，科学使风俗堕落，那么为繁荣科学设立机构的斯塔尼拉斯会受人责备”[204]。

卢梭没有退缩，1751年11月完成《让-雅克·卢梭的观察》，补充第一篇论文。1753年7月在《法国信使报》撰文反驳雷纳尔，以炼铜为例说明培育艺术的害处：“法兰西学院的罗莱（Rouelle）、医学博士梯耶里（Thierri），还有几乎所有的欧洲化学家都证实炼铜对人有害，引发很多疾病，但艺术行业仍在用铜制品。”之后，他又在该报发表《最后的回复》，希望结束争论。[205]但事与愿违，他已是公共舆论的主角，动静都是话题。

这场争论的影响不能说小。里昂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 Belles-Lettres）有过持续争论，1751年6月22日，博尔德（Charles Borde）院士在学院集会时宣读《论科学与艺术的优点》，论文太长，以至于要读几天，对卢梭的观点逐一批驳：

希腊人将他们的一切归于科学，其他地区又将一切归于希腊人……我羡慕那些生活在战乱或森林里的民族，却不想在他们中间寻找幸福？难道非得像狮子或熊，人类才配得上人的名声？我在《论科学与艺术》里只看到了动物的美德，与我们作为人的尊严丝毫不符。[206]

1768年2月，雅克（Louis Jacquet）神父在里昂科学院院士就职演说里指责科学艺术的滥用使风俗堕落。[207]1783年，格拉特（Garat）忆及卢梭风俗论的意义，不免夸大，却说明它的持久影响力：

自从卢梭批判艺术与社会后，所有人不是艺术与社会的敌人，就是它们的保卫者，之外没有其他立场。人们到世界各地旅行，好像只有一个目的，检验卢梭描写的原始生活到底是好是坏。[208]

卢梭去世后，他的作品又为人关注。1783年，博尔德在《再论科学与艺术的优点》中说他有“构思巧妙的矛盾”[209]。斯塔尔夫人觉得他想解释善恶为何并存，就将读者带入寓言里的黄金时代，“这是幻想，但炼金术士寻找‘哲学石’时发现了秘密，卢梭在寻找完美状态的知识时发现了真理”[210]。1790年，一篇献给卢梭的颂歌里重提《论科学与艺术》，“他希望带领人回归淳朴，向他们展示本初的善”[211]。在英国，民众乐于谈论“那个公民”，并开启了一场混乱的辩论。1799年，沃克（G. Walker）在曼彻斯特文学哲学会朗读了两篇反驳的文章——《捍卫学问与艺术》和《论奢侈与堕落不是科学与艺术的结果》，他觉得科学艺术更能为人类的道德引路，“卢梭为名声而不惮于质疑常识，竟敢公开诋毁那些为人赞赏的事”[212]。

卢梭因反对科学而受批评，他的回应引起更多反击，是非难辨，却让他成为文学共和国的名人，他的交往得以展开，后来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马蒙泰尔就是在霍尔巴赫的沙龙里与刚获奖的卢梭相识。之后，他又两次参加征文比赛，一次是1751年科西嘉科学院（Académie de Corse）的问题：“英雄最应具备哪种美德，若没有他是怎样的人？”[213]1753年11月，第戎科学院在《法国信使报》刊登征文告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在哪里，那是不是自然法所许可的？”获奖的是贝藏松科学院的院士塔贝尔神父（F.-X. Talbert，1725-1805），一个多题材作家、贝藏松教堂的议事司铎，曾负责《百科全书》的词条“骑士”。[214]他也想在文学共和国谋求名声，1769年以《工业颂歌》（Ode sur l'industrie）获得帕奥科学院（Académie de Pau）的征文奖，1774年以《蒙田颂歌》（Eloge de Michel Montagne）获得波尔多科学院的修辞奖。他一生努力，却不像卢梭那样声誉鹊起、毁誉参半。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未得奖，但在雷伊的帮助下于1755年出版。与第一篇论文一样，卢梭美化原始风俗的观点又引起争论。启蒙时代关于理想社会的表述有两类：一是遥远海岛上的原始部落，1725年曾有冒险家从密西西比丛林带回四个野蛮人，送到枫丹白露，伏尔泰与之交谈过。[215]二是不存在剥削与压迫的阿卡迪亚（Arcadia），古希腊地名，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高地，曾出现于荷马史诗《伊利亚德》，古典田园诗以之为世外桃源，那里的居民过着田园牧歌的生活，在18世纪的语境里有理想国之意。卢梭参考巴黎圣日耳曼（Saint-Germain）森林的荒野生存见闻及当时的游记，追溯人类不平等的社会根源，将原始习俗引入政治哲学。他读过沙尔勒瓦的《新法兰西的概貌与历史》，其中有一个情节：一群善良的野蛮人救起一个被海浪吞没的法国人，为使他安心，他们呼喊着，语言不通，他更害怕，于是让他面向太阳坐在石头上，在附近燃起一堆火，脱光他的衣服，晾干后还给他，供他吃饭，他们觉得他急于见同伴，就将之引向海边，分别时相互拥抱。[216]

1783年7月，《法国信使报》针对《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发起论战，署名作者M.P.D.L.C.批评卢梭对原始人的美化，“他的推理不切实际”[217]。7月19日，格拉特在该报撰文，认同M.P.D.L.C.的观点，“原始人没有美德，社会才是人的归宿”[218]。革命时代，尤其是1789—1794年，卢梭的原始意象仍有吸引力，质朴的美德与革命理想能一同破除使人堕落的文明恶习：“那些游**于森林的原始人，以果实和根茎为生，饮山泉，与天真、美德最近，但黄金年代因文明而腐化。所以，无知、野蛮与自由相关，专制、奴役与文明相关。”[219]

零星的戏剧诗歌同样为卢梭赢得名声。1752年10月18日，在枫丹白露宫剧场，《乡村卜师》因优雅的爱慕心理大获成功，1756—1763年多次在凡尔赛宫上演，1765年又在巴黎皇家音乐学院（Académie royale de musique）上演，而在伦敦，一名观众赞扬卢梭为“荷马之后唯一的诗人”[220]。18世纪中期关于意大利与法国戏剧的争论中，《乡村卜师》一度是法国戏剧的代表作，无论韵律、美感，还是动人的故事。1755年，卢梭的匿名诗歌《西尔维小路》（L’Allée de Silvie），坚持一贯的情感风格，“在这个迷人的避难地，我感受到的是平静自由的心灵”；他随后完成戏剧《那尔西斯》，前言备受争议，但争议让人产生好奇，《那尔西斯》一个月里至少重印了三版。[221]

《新爱洛漪丝》是旧制度晚期的畅销书，1761—1788年发行四十版，不包括盗版，到1800年前至少发行七十版。[222]《学者报》说它怪诞，却令人难忘，“文辞里是美德和雄辩，想象有力量”[223]。卢梭的敌人格里姆觉得里面的人物疯了，没有理智。[224]但这部作品广受欢迎，1761年4月，一位读者给卢梭写信，“我的心要在快乐中死去，您唤醒它与生俱来的感性，让它有了生命”；布里什（La Briche）拿起书，吃饭时才放下，“我从未读过这样的书，其中的美德能穿透心灵”；丹特莱格（d’Antraigues）伯爵独自在家，反复读，读罢返回书店，要买下卢梭的其他作品。[225]布尔迪克（Bourdic）男爵夫人见到一位优雅的外省女士含着泪阅读。[226]

如何解释近乎狂热的阅读兴致？卢梭的情感关怀冲破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读者不再是沉默的石像，而是坦诚的倾听者，近在身边。作者不再是正襟危坐的先知，他的心灵触手可及，语言的起承转合里是喜怒哀乐，对话的愿望激起读者与作者的亲密感，或是假想的友谊。卢梭致力于发掘这种新关系，他的文字里有“杰出的天才、活跃的想象、质朴的道德与迷人的情感”[227]。卢梭作品的出版收益越来越高。1761年8月，得知《爱弥儿》已完稿，巴黎出版商杜切尼（Duchesne）与之签订协议，以六千利弗尔购得版权：

我，让-雅克·卢梭，日内瓦公民，同意将《爱弥儿或论教育》手稿转交给巴黎书商杜切尼先生，作为他们的私人财产，供他及其法定继承人使用，我获得六千利弗尔，转交手稿时支付三千利弗尔现金，剩余的费用以支票偿付。[228]

1762年《爱弥儿》出版后，几乎人尽皆知，读起来手不释卷，“语言与思想奇特优美，能唤起母亲的情感，使之认识到自己的职分和其中的幸福”[229]。里尔丹侯爵为之作了一首诗歌：

他唤醒了母亲对孩子的慈爱，

他激起了孩子对母亲的关怀，

自从来到世上，他就是人类的恩人，

为了让人类更美好，

他让他们更自由。[230]

《爱弥儿》的教育理念与众不同。1762年7月21日，《秘密回忆报》刊登文章《反驳卢梭的新作》，批判《爱弥儿》的第三章，因其攻击圣经启示录；同年8月12日，多菲（Dauphin）在该报上指责它“扰乱秩序，让人不幸，《社会契约论》也很危险”[231]。在致D先生的公开信里，格里菲（Griffet）神父将《爱弥儿》与《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相联系，“作者的疯狂幻想足以危及文明社会，危及君主制和基督教”[232]。但法国思想界关心教育改革，卢梭的理念时常被人提及，包括1763年巴比耶（Barbier）的《儿童教育原理》，1764年格里维（Grivel）的《少年之友》，1765年伽米埃（Garnier）的《市民教育》，1770年科耶（Coyer）的《公共教育规划》等。卢梭对于儿童心理和体能的理解影响到了格里维的《少年之友》、拉图尔的《论幸福》和科耶的《公共教育规划》。[233]1787年，塞拉那（Serane）在《共和

教育理论》中采纳卢梭的方法对付一个朝三暮四的小孩：允许他在空阔地上尽情玩，等累了，将之锁在屋里，不要理会他累不累，任凭他吵闹，让他体会在玩乐中要有温和的仪态。[234]鉴于这部作品的影响力，奥格（Auger）神父将卢梭与柏拉图、普鲁塔克、蒙田、洛克、费纳隆和罗林（Rollin）等古今教育家并列。[235]

《社会契约论》与时代政治思想契合。17世纪，神权世俗化，信仰不再纯正，信徒由对上帝的虔诚转化为对教权的服帖。君权在强化，但它不是现代权力，君权神授，只有国王的统治是正义的。所以，神权和君权是单向的说教，只要求服从。文学公民质疑这一类权力的依据，并从自然状态里推导理想的政治秩序，洛克的《政府论》、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表述有别，但目的相同，抛弃不合理的制度，在没有从属关系的状态中寻找现代权力的起源：

设想人与人彼此孤立，不存在正义与不正义的现象，那是纯粹自然与独立的状态。随着交往增多与个人财富的积累，会有相互的约定，以保障个体的安全和财产权。[236]

与自然状态相关的是契约理论。蛮荒时代的人赋予政府以权力，前提是它要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和自由，若有违反就会被推翻，这是现代政治意义的契约。1728年6月，昂热（Angers）地区教务会议的主题是，“什么是社会契约（Contrat de société），它有多少种类，它的公正性与可行性的基础？”这次会议追溯了社会契约的词义、起源、形式和法律意义的终结，以及社会的起源、分类和构成。[237]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涉及世俗政治理论，是理想化的表述，1762—1763年发行12版，1772年又发行了1版。[238]但他未曾参与公共事务，写作时仅参考几本政论作品，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论李维》，西格努斯（Sigonius，1520—1584）的《论罗马法》，拉波哀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1530—1563）的《论自愿服从，或反独裁者》，这是为人诟病之处。[239]

“从没有一个哲学家像卢梭一样，身体上那么不幸，在文字世界里却那么荣耀。”[240]1751—1762年，他的名字出现在科学院的报告、诗歌、匿名文章和警察档案里，是18世纪的欧洲名人，比肩普鲁士国王和伏尔泰。他的作品一再重版：1750—1763年，《论科学与艺术》发行18版；1755—1782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发行8版；1758—1769年，《致达朗贝尔的信》发行6版；1761—1788年，《新爱洛漪丝》发行40版；1758—1782年，《论政治经济学》发行8版；1762—1788年，《爱弥儿》发行22版。[241]1763—1776年，《致巴黎大主教博蒙的信》发行10版，出版前就有人贩卖手抄本；1764—1767年，《山中来信》发行11版。[242]卢梭的稿费一路涨高：《论科学与艺术》是为参加征文比赛，有名无利；《乡村卜师》，赚取500利弗尔；《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600利弗尔；《致达朗贝尔的信》，700利弗尔；《新爱洛漪丝》，2160利弗尔；《社会契约论》，1000利弗尔；《爱弥儿》，6000利弗尔；《山中来信》，1000利弗尔；《致巴黎大主教博蒙的信》，500利弗尔，或更多；《音乐辞典》，1200利弗尔，或更多。[243]

声誉鹊起，在于卢梭生逢其时，那是法国启蒙的鼎盛时代，“一个思想开放的季节”[244]。1746年狄德罗出版《哲学思想》，1748年孟德斯鸠出版《论法的精神》，1749年布封出版《自然史》，自1751年《百科全书》连续出版十五年。现代人格不再唯唯诺诺，敢于创造。戏剧争论扩及风俗道德，1750—1758年，卢梭完成《论戏剧》前已有五十余篇论战文章，尼考莱（Nicole）、博叙埃、孔第亲王参与其中。在卢梭的童年岁月，立法原理和政治制度已是思想界的话题，格劳秀斯、普芬道夫、朱利（Jurieu）、布拉马基（Burlamaqui）留下了经典作品。关于教育，1750—1760年，杜尔格、康坦尼（La Condamine）、杜克洛、博奈（Bonnet）、爱尔维修、博蒙（Beaumont）夫人批评教会教育的弊端，推行实用教育。[245]卢梭有对旅行的迷恋，少年时代，在日内瓦雕塑家杜坎姆（Ducommun）的作坊当学徒时，他向特里布（Tribu）借阅《鲁滨孙漂流记》（阿姆斯特丹法语版，1720年），爱不释手，写《爱弥儿》时又读了一遍。[246]所以，卢梭论述的不是新问题，却开拓了理性与情感的内涵：

那位古怪却敏锐的观察家知道，要吸引公众，就得创造奇迹。异教神话的奇迹早已失效，继之而来的巨人、巫师、仙女和浪漫的英雄故事耗尽了属于它们时代的那份信心，对于现在的作家……只能在生活、风尚和特殊局势下创造出前所未见的、对政治和道德有冲击的奇迹。[247]

卢梭的雄辩与迷离使之与众不同，赴英避难时仍是那里的话题人物，普通人欢迎他，上流人物也是，里斯顿（Liston）说“他让人有更不可抑制的好奇心”[248]。即使在英国党派斗争激烈的时代，报刊仍时刻追踪他的言行。1765年12月，他从斯特拉斯堡上路，途经巴黎，至加来海边，一路上不乏关注，抵英后，民众谈论他的外貌与性情，“穿着皮上衣，戴着皮帽子，有些傻”，了解他的清贫后，为助其改善生活，读者发起认捐活动。[249]

卢梭曾在作品里批评英国，但刚去不久，他乐意与那里的人相处，“我喜欢瑞士胜于英国，而我喜欢英国人胜于瑞士人”[250]。为尽快融入公共交往，他对照《爱弥儿》的英译本学习英语，三个月里进步很快，他还答应休谟在英国舞台出演《欺骗的把戏》（Trick of Hocus Pocus），他在威尼斯任使馆秘书的时候演过其中的角色。[251]18世纪中期，英国现代自由制度初具眉目，文字事业受普遍尊重，他作为文学共和国的大人物，受到英国人的保护，即使生活清苦一些，也会住下去，若回法国，至少要避过旧制度的怒气，但不经意间，故事情节急转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