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然

“自然”（Nature）是文学共和国里含义最广的词，指四季轮替的自然界，或事物本初状态；有科学意义，有道德和审美意义。既是科学论文和游记文学的主题，也是绘画的技法。在宗教意义上，“自然”像上帝那样宽慰人心，却对信徒的灵魂没有强制力，他们自己决定信还是不信。

科学意义的“自然”是植物学。17世纪，植物学寄托着现代科学最初的热情，它不与教权直接冲突，植物学知识谱系日渐完善。1635年，博斯（G. de La Brosse）建成皇家药用植物园（Jardin royal des Plantes médicinales），是当时法国植物学的研究基地。1663—1666年的欧洲大陆之行奠定了英国人约翰·雷（J. Ray）的倾向，“研究植物让身心愉悦，思考眼睛之所见，欣赏植物的美和自然造化之功”，1686年他完成《植物学史》（Historia plantarum generalis），被誉为现代植物学之父。1728年，朱西（A. de Jussieu）关注蘑菇和苔藓分类，1753年，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完善二界分类系统（植物和动物）。

创造新知识的愿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1737年，博奈（C. Bonnet）跟随里乌（Rive）学习植物学，8月21日，博奈在老师家里看到莱奥姆的《昆虫史备忘录》（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s insects par M. de Réaumur），三年前出版，此时已是受人瞩目的作品。博奈翻了几页，兴奋又震惊，里乌却认为这本书不适合他的年纪：

——你拿这本书干什么？去读《自然景观》（Le Spectacle de la Nature）。

——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已烂熟于心。

——不管怎样，莱奥姆的《备忘录》对于你们太专业了，而且我是借自公共图书馆。

下课后，博奈去公共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管理员允许他读几个星期。博奈觉得这本书足以将自己造化为一个小自然学家，于是白天读，黑夜读，全神贯注，大量摘录，之前他“不曾想到有一天能读到这样的书，会亲手拿着一个伟大植物学家的作品”[19]。博奈最终成长为日内瓦有名的昆虫学家，1753年入选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769年当选丹麦皇家科学与文学院外籍院士。忆及翻阅《昆虫史备忘录》的时刻，他以之为“不同寻常的一天”[20]。

自然借助语言和符号进入人的意识，它是为人观看、解剖、收藏和研究的对象，服从于现代因果关系，但它不是独立的知识体系，要服从人的观念，离开这些观念，它的身份会模糊。自然受人的支配，这是现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弱点。自然界是否有独立的话语与思考体系，深秋河边的芦苇会不会有思想往来？那些被风吹断的会不会对风不满，它的结构会更加坚固？自然时间有别于人的时间，那是缓慢的，比宇宙时间快，却慢于人的时间，是不是因为时间观念的不同，人才悟不透自然的意识？源于缓慢时间观念的知识体系会不会更深奥？自然意识在现代观念中即使在今天也没有独立。

抽象意义上，“自然”是现代理性风格的基础，有力量否定陈旧的知识体系，即那些忽视经验、幻想来世的经院哲学。之后，现代风格从理念转向实践，以真实为依据，融通理性规则与自然物象，注重归纳概括，不再依靠演绎法。卡西尔受康德理性主义的影响，以“自然”为新知识的来源：

所有知识，无论与哪一学科有关，只要源于人的理性，并且不依赖其他确定性的基础，就是“自然的”。与其说“自然”是一堆客观对象，不如说它是知识的“视野”，一种透彻理解现实的“视野”。在“自然之光”（lumen naturale）里，若要证明和理解（某些事物），需要的只是知识的自然官能。[21]

道德意义的“自然”强调与自然相关的品质，纯粹、直白。自17世纪，民众阅读远方游记时发现原始人接近自然，却有美德，启蒙思想家据此推测，与自然相近也与美德相近。荒野中的旅行犹如宗教朝圣，能净化灵魂。法国新教牧师格柏兰（Court de Gébelin，1719—1784）在森林里生活了三个月，他觉得离自然更近了：“自然，我在阵阵难以遏止的情感中呼喊，你要为我做些什么？”之后，他来到巴黎，惊诧于文明的弊端，发誓要传播他从自然中获得的纯洁质朴。[22]

审美意义的“自然”伴随18世纪的商业化与城市化出现。首先指自然风物，包括乡村景象、田野生灵、城市植物园。其次是从自然风物中获得的愉悦感，这种感受影响了风俗画的创作，狄德罗在评论中世纪的画作《晚钟》时，关注画家描绘景色的技法，以及自然对于人的意义：“橡树林荫下，近旁有地下水轻声流动，大地上盖满赐给劳动流汗者的财富……多瓦尔沉醉于自然景物，他挺起胸，用力呼吸，专心致志地包揽一切……他被景色迷住了。”[23]

宗教意义的“自然”涉及18世纪的自然神论或自然宗教。现代早期的科学成就，如三棱镜、望远镜、显微镜等，让人觉得自然中有神秘的力量，而另一方面自然愿意倾听生活于苦难中的人的诉说，给予道德指引，是现代人的情感寄托。有人就此以为自然有上帝那样的力量：“自然为了说明在它引导下不会有野蛮，往往在教育与艺术不发达的民族所孕育的作品能与（其他地区的）艺术杰作相媲美。”[24]法国植物分类学家布封（Bouffon）不再将“自然”当作客观的存在，而是一种精神。1766年，英国人雷玛鲁（Reimarus）看到了自然宗教的意义：

自然宗教中关于真理的知识借由理性获得，仍然维护上帝的第一存在，并觉得这一存在是必要的、自明的、永久的，他是世界的创造者、保护人、统治家，将人类引向更完善、更长久的幸福。[25]

与传统宗教相比，自然宗教泛化偶像崇拜，将自然中美好神秘的事物赋予信仰的内涵，这些物象又非遥不可及，借助科学实践就能识其本质，所以，当时有人敢说：“我抬眼仰望大自然，从那里得到我的支援。”人摆脱了教会规章，无论信仰什么，自然都会接纳：

背叛（自然）的孩子，重新回归自然，她会安慰你，驱除压迫你的恐惧，驱除折磨你的不安，驱除改宗后的忐忑心情，驱除让你与周围的人分离的仇恨。[26]

二、理性

在文学共和国里，理性有时指正确清晰的原理，有时指推理方法，有时指人的心智，以区别于动物，“哲学家一致认为人不同于动物是因为他有理性”[27]。理性的首要目的是驱除权力偶像对人的控制，也就是那些关于圣礼、灾祸、神话与奇迹的谣传，人对世俗生活的不安与对天国的想象源于这些离奇的事。其次是帮助人发现世俗生活中的确定性，对于模糊的论述，以实证或严密的逻辑去检验，对于惯常的说教，借助于批判精神发现真相。最后是建构现代人的身份，人在有现代理性之前要有观念和欲望，要有观念和欲望，必须有敏锐的感受力，要有感受力，健全的身体和精神是不可缺少的，在此基础上，自我认知能力渐趋完备，现代人的主体解释学有存在的可能。1765年，魁奈在《论构成社会的人的自然权利》中从这一意义上看待理性：

它是人的官能，据此获得必需的知识，又借助这些知识去获得个体意义的善和道德意义的善，这对于人的存在本性不可缺少，理性对于人的心灵犹如眼睛对于人的身体一样重要。[28]

法国革命前，理性主导的话语体系已经完备，而且出现了与各学科相关的风格，涉及科学研究、文艺批评、政治实践等。这套话语的风格最终是由人控制的，由此而来的是现代人的主体解释学。一个物象进入文字世界，就得允许这套解释学赋予它意义。在形式上，现代解释学与经院哲学和古典主义风格没有区别，但它们在本质上有所不同。现代解释学的责任首先是说明世界末日是心智蒙昧时代的荒诞剧，它永远不会到来，上帝的隐去对于现代人没有什么损失，却是福音。其次是让人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最后让他们掌握自己的命运，敢于思考生命的意义，敢于质疑神权和世俗权力的起源与合法性。

在理性的成长史上，数学是任职最长久的导师。数学知识及其推理方法不与教会理论冲突，相反，它的严密性素来被神学家视为是上帝伟大事业的论据，“一个人既是忠诚的天主教徒，又是优秀的数学家”[29]。1665—1672年法国官方刊物《学者报》的文章里半数引介新书，其中88%是数学类。[30]快速进步的天文学让理性的地位更坚固，太阳中心说驱逐了地球中心说，教会世界观解体，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意义的天体运行规律。1726年，伏尔泰羞辱罗昂（G.-A. de Rohan-Chabot）伯爵，被关入巴士底狱，出来后流亡英国。两年后归来，他已是科学理性的使者。1734年与夏特莱（Emilie du Chatelet）夫人定居希莱（Cirey）城堡，传播牛顿的理论体系。

最后，理性进入实践领域，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风格源自英国经验主义，他们不只关注形而上学，又在农田、战场、山间、林地、手工作坊与建筑工地上寻找知识的本源。理性的力量不断冲击旧制度的思想边界，“理性的进展”（progrès de la raison）是文学共和国的关键词。[31]

法国革命时代，理性与现代自由观结合，是专制与奴役的对立面。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里追溯人类精神的历史，在第九个时代，从笛卡尔到法兰西共和国的形成，“理性丢弃了枷锁，不断获得新力量，为争取自由的时刻准备着”。理性话语因激进派的宣传有巨大冲击力，一度是革命乌托邦的基础理念。1793年，有人在马拉雕像的落成仪式上唱歌：“理性启发我们，她散播智慧，将人类引向自由。”[32]梅西耶视之为自由与平等的倚靠：

在这个世界上，从没有人合法地成为另一个人生活的主人，只因为缺少智慧和理性，一些法律才认可独裁与奴役的合法性。[33]

三、远方

人性中的原始情感，经历几千年进化仍未消失，作为潜意识存在于心灵深处，等待野性的呼唤。一旦面对荒野，或阅读关于原始风俗的文字，游**的愿望又会复生，随之而来的是历史意义的同情心。尤其是那些在不良风俗制度下的人，他们会感念祖辈筚路蓝缕的生活，向往远古的质朴纯真，偶尔希望回到历史源头，生活在那个令人向往的黄金时代。

与古典时代人心的静穆不同，启蒙时代的个体精神活跃外向，它要了解自然秘密，对于远方未知的国度，以及教会和世俗权力所隐瞒的事充满好奇。17世纪，旅行趣味高涨，探险家离开祖居地，去异域感受不同风俗。“如果你感到好奇，就去旅行吧！”[34]商人、教士、海盗和殖民者都有横渡海洋的愿望，难以阻挡。一批域外观察家随之出现，他们随时随地记录见闻，或旅行后写成回忆录，为那些对远方向往的人提供域外的视野。17世纪末，法国知识界受人欢迎的东方游记有贝尼尔（Bernier）的《大莫卧尔游记》、塔维尼（Tavernier）的《土耳其、波斯、印度游记》、斯图（Struys）的《俄国游记》、特维农（Thévenot）的《欧亚非游记》、夏尔丹（Chardin）的《波斯、东印度游记》。[35]域外探险不断有新发现，包括地理学、人种学、植物学、气象学等。1770年，古特利（Guthrie）总结探险家对太平洋的认识。[36]人对世界面貌的认识日新月异，与之相关的是一套应对异域景观的心理机制：

地球广阔无边，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自然风物，不同气候孕育不同的风俗。人的习惯要入乡随俗，制定不同的法律，但它们有相同的目标，使人自由、幸福与向善，这是自然赋予我们的基本需求。[37]

不是人人都去旅行，但都愿意读游记，讨论异域见闻。在巴黎生活的达米尼（d’Arminy）的藏书里有三十二部游记，涉及印度、波斯、希腊、西班牙、中国、美洲、非洲、海洋岛屿等地，包括塔维尼的《土耳其、波斯、印度游记》，以及1692年耶稣会出版的《欧亚游记论，发现到达中国的新路途》（Voyages en divers états d’Europe & d’Asie，pour découvrir un nouveau chemin à la Chine）和丹皮埃（G. Dampierre）的《环球游记》（Nouveau voyage autour du Monde）。[38]借助于域外见闻录，人的视野变得开阔，“在你小的时候，不以为地球比你的城市更广……（现在知道）城市里人来人往，那只是它的一小部分”[39]。在众多异域故事里，拉菲陶的《美洲原始人的风俗》影响广泛，欧洲读者震惊于原始人的懒惰、怯懦、贪婪与残酷，却从中悟到自由、平等与美德的本初状态：美洲野蛮人游手好闲，科学艺术落后，却不忧愁；秘鲁和墨西哥的土著人生活艰苦，住在简陋的茅屋，无公共设施，缺乏优美感；埃及人用芦苇围成简易住所，同样无忧无虑。经拉菲陶的描述，原始人的生活为人向往，文明的生活让人厌恶，而在这部作品之前“原始人的美德在欧洲已减弱，甚至不复存在”[40]。

在全新的地理知识和人文空间里，文明的“相对性”出现了。所谓相对性，是阅读远方游记时的慕古情结，对质朴的情感和平等自由制度的向往，以及对欧洲教权和君权时代堕落风俗的批判。“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游记，都让人察觉道德和文化的相对性，思考欧洲之外有没有更好的生活”[41]。对于教会，不同地域之间的相对性有破坏力，来自远方的风俗变革着时代知识体系。17—18世纪的地理学有对抗无知的天性，即使不是探险家有意为之，他们的作品也有颠覆力。经院学者被迫根据新大陆的人种学、民族志、气候与风俗修订不实的说教，但陈词滥调往往无力招架，真实总会排斥权力所制造的幻象。

远游与哲学精神自古有因缘，“一种简单明确的因果关系”[42]。孟德斯鸠借助休伦人和波斯人批判法国浮泛流光的礼仪，伏尔泰借助东方文明批判天主教的创世观，虚构了黄金国：“老实人看到一片平原，四周是崇山峻岭，所有实用的东西都赏心悦目，百姓富庶友爱、知礼节。法国风气是谈情说爱、恶意中伤、胡说八道，政府、法院、舞台，凡是你能想象到的矛盾应有尽有。”[43]狄德罗描写过塔希提岛的风情，原始简单，“我们的社会是复杂的机器，塔希提人身处世界的本初状态，欧洲人临近迟暮之年”。一位塔希提人奥鲁（Orou）到欧洲旅行，见不惯人间的奴役，于是排斥文明社会。[44]

那时的人为移动的视野所吸引，不愿待在房子里烤着炉火思考，要去体验广博与新奇。1713年，孔第（Antonio Conti）在巴黎生活，1715年去伦敦，参与牛顿与莱布尼茨的微积分之争，随后到汉诺威与莱布尼茨面谈，途中又取道荷兰，拜访列文虎克（A. P. van Leuwenhoeck，1632—1723，荷兰商人、科学家、现代微生物学之父）。[45]卢梭受拉菲陶和沙尔勒瓦游记的影响，《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的原始习俗在知识界不乏争论，有人在远游时会留心原始风俗与美德是否有必然关系：

要检验人类社会是在进步还是退步，野蛮人的风俗是不是更好，一个方法是去远方旅行，实地观测，另一方法是观察人类历史，通过我们的眼睛，或所处的场景去判断。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使用的正是这样的方法。[46]

时值中年，法国文人马蒙泰尔有一次长途旅行，途经波尔多、图卢兹、贝吉埃（Béziers）、尼姆、日内瓦、里昂、圣阿西斯（Sainte-Assise）。[47]领略风土人情，努力结识各地名流，因为他想入选法兰西学院，得疏通关系。

法国人关心遥远大陆上的民族，既包括未开化的野蛮人，也包括文明的中国人。17世纪中期，赴远东的探险活动多起来。1664年8月27日，路易十四签署了开拓东印度商路的法案，首相柯尔柏（Jean-Baptiste Colbert）组建法国东印度公司（Compagnie Fran?aise des Indes Orientales），中国问题进入政治权力的视野。[48]由于耶稣会、巴黎外方传教会和宫廷的鼓励，法国出现了“中国热”，中国的瓷器、服饰、习俗引起各阶层的兴趣。1700年元旦，凡尔赛宫举行“中国之王”的盛大舞会，路易十四乘坐中国轿子来到会场。[49]同年8月，耶稣会的方特内（Fontenay）神父将一批据说是中国皇帝赠送的礼物献给路易十四，有珍贵的布料、瓷器和茶膏，法国人之前从未见过这些东西。1702年，追随巴黎外方传教士梁弘仁（Artus de Lionne）赴法的福建人黄嘉略此后未归，编辑汉语词典和汉语语法，满足法国人学习汉语的需要。[50]

来华传教士回国后会出版中国见闻录，从西方的视野观察中国，翻译四书五经，但免不了曲解附会。根据拉卢贝尔的《暹罗游记》，培尔（Bayle）认定亚洲存在唯物主义思想和无神论，以此质疑上帝的存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批判中国风俗，城市街道脏乱，新生的婴儿被弃于路边；伏尔泰却视中国为开明专制的典范，重农派学者魁奈以为《论语》是真实的场景，对于古代中国的制度有所美化，以之为“自然和科学规律发展的结果，君主的统治符合自然权利的法则”[51]。法国革命时代，共和派思想家高度评价孔夫子，说他有庄严又简朴的智慧，朗格多克省贝吉埃地区的哲学家尤其关心中国，“有时对那里的事感到不安”[52]。传闻、寓言、小说等以不确定的语气叙述中国，又以想象的中国风俗去批判欧洲的旧制度，那是符合欧洲新价值观的中国形象，不是真实的中国。19世纪，西方向东方扩张经济与军事之际，关于中国的美好想象破灭了，或是说西方理解中国的方式变了，从文明交流转向经济殖民，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下弱肉强食。

文学共和国里的域外游记是流动的思想景观，物象变换的速度虽不会快于马的奔跑，仍在欧洲人的心里激起对远方的兴致。但开拓者难掩占有的欲求，沙尔勒瓦踏上北美土地时，长久以来沉浸在天国与地狱中的人突然发现了广阔的新世界，呼吸顿时轻快，继之而来的是征服的快感：“一大片比法国还要广阔的土地为法国占有了。”[53]殖民主义是启蒙时代不光彩的思想倾向，与普世道德相悖，多数欧洲学者至今在回避。

四、科学

17—18世纪的科学培育了世俗精神。首先是平等，科学研究者是平等的，面对古代诗艺，他们不再自卑，对于世俗生活中的事理，人人可以质疑，敢于挑战经院哲学的权威及其专断风格，“这是对精神高贵者的重重一击”[54]。其次是自我批判精神，“人的理解力会从特殊的东西冒失地飞向普遍性的原理，这是不妥的，要在理解力的翅膀上系以重物，以免它跳跃和飞翔”[55]。最后是珍视人的世俗身份，独立思考，不盲从。吉尔伯特（W. Gilbert）在《磁石论》（De Magnete）中，要求“自由推理，自由发表学说”；培根维护现代人的自信，尤其是面对古人的名望和鸿篇巨制时，“这类作品数量多，但若去除寓言、古代事例、松散的论证、语言学研究和只适于闲谈而无益于学问进展的材料，就所剩无几”[56]。

英格兰科学界在现代经验主义的指导下成就斐然，法国的科学精神也在形成，对于自然的观察丰富了各类科学的研究素材，物理、化学、医学、机械、水力的新发现时时刊登在报刊上。1679年，皮卡尔（Picard）神父主编报纸《时代知识》，后更名为《天体运动知识》，1685年由勒菲弗尔（Lefebvre）负责，1702年由利奥塔（Lieutaud）负责，1730年由高丹（Godin）负责，1735年改由马拉第（Maraldi）负责，代际相承，坚持到1759年，前后84期。其中一例是借助月球运动研究地球经度，观察者记录每天的数据，包括春分时节太阳的运动、半日弧、时角。[57]与专业研究相应的是科学普及潮流，罗莱（Jean-Antoine Nollet）从布维中学（Collège de Beauvais）毕业后来到巴黎，建了一个物理实验室，因其灵巧的手艺受到克莱蒙（Clermont）伯爵赏识。1728年，罗莱进入克莱蒙主持的艺术协会（Société des Arts），那是一群力求融合文学、科学和机械技术的热心者，他由此进入巴黎学术界，不久受雇于植物学家莱奥姆，负责看管他的实验室。1734年，罗莱与其合作者杜菲（Dufay）赴英国学习电学知识，在伦敦结识科学家德萨古里（J.T. Desaguliers），自1713年，德萨古里坚持为公众演示电学实验，他的科学热情鼓舞了罗莱。1735年回法国后，罗莱在巴黎开设物理公开课，1736年授课地点转移到马扎然中学（Collège de Mazarin）附近洛克马里（Locmaria）侯爵的家里。到1738年，演示仪器有345件，很多人慕名而来，听众里有小孩、老人，有女士、贵族，包括旁第维（Penthièvre）公爵和夏尔特（Chartres）公爵。[58]普雷乌斯特主编的《赞成与反对报》（Le Pour et Contre）一直跟踪罗莱的公开课：“他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其中的因果关系是全新的……一位女士从课程里发现了强有力的理性，能指导她的言行。”[59]

法国学者的兴致无所不在，一度有掌握人类全部知识的雄心。《化学年鉴》报道与化学相关的各类技艺和所有发现，包括冶金学、染色、制药工艺。1749年8月，《数学与物理学普世辞典》出版，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着手编纂《百科全书》，“发现知识的普遍原则，借此推演出所有定量”[60]。1789年前，科学革命的观念在法国普及，现代意义的科学公共领域已然形成，社会动乱时，它会滑向道德语境，科学要承担净化风俗的责任。

五、商业

18世纪的商业实践，尤其是海外贸易要有冒险精神，还需要无止境的技术创新、完善的航海设备和专业人才。而它给人带来的是开放视野，挑战既存的世界观，由此是变革的力量，要除去有碍于流通的陈规陋习，商业与权力的关系变得比国王与权力的关系更近。德莱顿（J. Dryden）在《奇迹之年》中歌颂富庶的航海图景：“帆船驶向富庶的商贸之地，遥远的地方结成联盟，寰宇之内变为一座城池，一人获益，全体获益，吾辈就此向天涯海角出发。”[61]四处游**的现代经济人出现后，符合商业运作的规范随之而来。风雨路上，教会法规形同虚设，艰难开拓，陌路相逢，只有诚心诚意才能买卖。1769年，罗伯逊（W. Robertson）在《欧洲社会的进步》（A View of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in Europe）中说，商业带来的是“井然的秩序、公平的法律和健全的人性”[62]。

英国和荷兰的商人、投资者、银行家淡化政治或宗教信念的差异，一心经营世界贸易，“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交易所里，拜火教徒、巴尼安派信徒（婆罗门教派）、希腊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徒、贵格会教徒往来交易，不会动刀子”。商业改良风俗，塑造现代精神，法国诗人让-巴蒂斯特·卢梭（Jean-Baptiste Rousseau，1671—1741）在荷兰旅行时记录了新的时代风貌：

帆船驶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卸货，周围是豪华建筑，证券所、银行、印度公司的旅馆，运河边是阔气的房子，井然有序，气氛富足，没有乞丐，没有穷人，有的是踏踏实实的商人和容光焕发的资产者。这是外国人眼中的阿姆斯特丹，他们以为荷兰是优美胜地，纯真而自由，富足却质朴，有威严无奴役，有财富无**，有高贵与责任却不傲慢。[63]

相对而言，法国商业滞后，捐税重，谷物交易不繁荣，眼见邻国商业进步与自由精神相辅相助，法国人呼吁革故鼎新，雷纳尔（Raynal）倡导商业自由，“因为成功的商业是宽容的女儿，写商业历史就是写人类的政治史和哲学史”[64]。1726—1728年，伏尔泰在英避难时，观察到商业不会败坏风俗，却能改良风俗，英国人富裕自由，自由能扩展商业，国家威望随之壮大：

贵族知道国王几点起床，几点睡觉，摆出庄严的神色，在大臣候见室里却表演着奴颜屈膝。商人能让国家富裕，他在办公室对苏特拉和开罗发号施令，对世界的幸福有所贡献。[65]

法国西部各省，包括吉伦特、布列塔尼、卢瓦尔等，以及南部临近地中海的地区长期以来经营海外贸易，比其他地区有更多的商业自由。那里的学者呼吁更自由的制度，相关书籍、报刊和征文比赛接连出现，涉及商业历史与理论、商业辞典的编纂。1757年1月，临近大西洋的卢瓦尔省的维尔纳乌圣母院（Notre-Dame de Villeneuve）的神父致信古尔内（Gournay）领导的商业委员会（Commission du Commerce）：“我们有幸向诸位先生呈交蒙托顿先生的《农业、商业和工艺备忘录》（Mémoire de M. Montaudouin sur l’Agriculture，les Arts & le Commerce），蒙托顿提议建立一个协会，促进这些产业的进步，古尔内认可这个计划，我们与他想的一样，没有什么机构比它更有益于外省的发展。”[66]1764年1月14日，吉伦特省的巴卡兰（Isaac de Bacalan）向波尔多科学院提交备忘录《关于民族之间商业自由的矛盾》。1765年9月，《农业、商业和金融报》发表变革谷物交易的文章《一个公民关于允许外国人参与法国谷物出口运费竞争的思考》。[67]

有改革的声音，就有守旧的力量。商业、奢华与风俗的关系一度是文学共和国的辩论主题，“1750—1760年的争论尤其激烈”[68]。一派赞成商业，在未有商业与奢华之前，“土地只是战场，少数人适当奢华，会让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生活有保障，否则他们会因担心乞讨度日而萎靡不振”。另一派以为商业能激发新的乐趣和需求，“虽然能确立现代财富观念和法律体系，但其中的风险会威胁国家的稳固”。[69]英国思想界在争论中形成共识，即奢华有助于社会进步，而法国思想界在革命前没有为商业找到世俗道德的通行证。1791年，第耶里（Thiery）解释卢梭批判商业的原因，因为他注意到“一切在腐化堕落，根源是商业之恶”[70]。

18世纪初，苏格兰人约翰·劳（John Law，1671—1729）在法国主导的经济改革彻底失败，投机狂热尽现，此事影响了法国人对于商业活动的理解。约翰·劳是现代早期的金融冒险家，曾出版《论货币与贸易》，1720年法语版发行。[71]他希望以贸易增加财富的想法不错，但以纸币流通量作为衡量国家财富的观点却有害无益。路易十四晚期，由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损耗，宫廷财政亏空，因奥尔良公爵推荐，劳担任财政大臣，打破土地垄断，废止道路运河通行费，振兴海外贸易，组建法国第一家银行。之后成立密西西比公司，主导北美殖民地的开发，以发行纸币的方式帮助王室缓解财政危机。密西西比公司股价持续上涨，认购者多，约翰·劳规定购买者要先买法国国债，以国债购股票，后来又规定以旧股购买新股，发行依然顺利。1718年，他觉得股价上涨不可持续，就超量发行货币，物价失控。1720年密西西比公司垮台，银行出现挤兑风波，7月17日，12人或15人死于拥挤，遗体又被众人踩踏，约翰·劳被人谴责挖空了法国，将财富输向国外。[72]他仓皇逃往比利时，很多人为此负债累累，或进监狱，或进济贫院。[73]约翰·劳在法国报刊里被人讽刺，商业改革，尤其是金融制度建设受抵制，直到1800年拿破仑组建法兰西银行，法国现代经济体系才见雏形。

对于教会，土地收益足以维持权力体系，而世界贸易，尤其是对异域风俗的感知威胁到权威者的说教，它惯以商业缺陷予以否定。实际上，那是戴面具的道德家的短视。金融冒险的苦果，旧制度特权阶层的保守，以及暴力革命延缓了法国的商业变革。

六、农业

农业问题在启蒙思想中发出的是低沉的声音，它不像科学、商业那样与自由、平等、独立等现代观念密切相关，农业的思想意义在于它与美德、质朴风俗的天然关系。在拉丁语里，关于农耕的词语有高贵之意，人们称赞人时会说他是“好农民”“好庄稼人”。古罗马的老加图（Cato）说农业耕作孕育勇敢与坚强，农耕生活稳定，不被人忌恨，最无不满之念，他的沉静与肃穆源于农耕生活的滋养：

翻耕橄榄园，耕得最勤的人会将最纤细的根挑出来，如果耕得不好，树根露出来，长得粗大，橄榄树的力量会损耗在根部。

为使牛健壮，让厌食的牛爱吃，要在饲料上撒橄榄油渣，先少撒，待牛习惯后，再加多，有时可将油渣与水对半搅和喂牛，每隔四五天喂一次，牛的身体更好，不易得病。[74]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赞扬乡村风景的美丽和生活的愉快，他对于农业有老加图、贺拉斯和维吉尔的古典情结，“耕作这个原始职业为人爱悦，一个农民从劳作中获得生活物资，是真正的主人，独立于世界”，“农业要受特别对待，社会资本首先投入农业，然后是制造业、对外贸易，这是事物的自然顺序”。而法国人对于农业不只有超然的情感，还有变革的愿望。农业关乎各阶层的生计，“教会的十一税、贵族领地的繁荣与十一税、第三等级和食利者的财富”。但旧制度晚期农业问题多，农民欠缺良好的耕作规则，作物产量低，收成不稳，谷贱伤民，课税重，遇到荒年流民遍野，格勒诺布尔地区多次发生动乱（1725年、1737年、1739年、1752年、1764年、1765年、1766年、1767年、1768年），布列塔尼的问题同样多，“最不关心农业的人也注意到农业的萧条”[75]。乡村景致不再淳朴迷人，到处是孤立无援的人，每逢危机就涌入城市，城市无力容纳，一批流浪者出现了。在启蒙文学中，他们是有理想的远游者，可现实中与之相关的是饥饿、暴乱与死亡。1689年拉布吕耶尔经过乡间时已察觉到危机，“以农业为生的人不再有尊严，一群田地里的野兽，毫无血色，快被太阳烤干，他们有清晰的嗓音，直起身子露出脸，却是人”。既然农业不是稳妥的生计，大量农田就被抛荒，布列塔尼有三分之二的土地无人耕种，传统乡绅和新晋者相互轻视，委身其下的农民心里也有怨气。[76]18世纪，法国农业落后于英国，法国人对于各地的土壤种类、气候特点、作物分布及其播种期、收获期等问题没有统一的认识，几个世纪以来国家政策不知如何鼓励农业。关于改良农业的作品，包括杜哈麦尔（Duhamel）的《土地耕种》（Culture des terres）、拉萨尔（La Salle）的《人工牧场》（Prairies artificielles）、帕图罗（Patullo）的《论土壤的改良》（Essai sur l’Amélioration des Terres）等，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读过，更没有农民读，为此，有人呼吁在各省主要城市设立农业学校（Ecole d’Agriculture）一类的机构，系统地传授耕作的技艺，改善农业状况。[77]

对农业问题的忽视是旧制度的隐患，在田间耕作的人不受旧制度眷顾，为此努力的哲学家也不受眷顾。鉴于此，重农学派的前期人物布瓦吉贝尔（Boisguillebert）思考变革的良策，他首先从道德意义上为之辩护，“农业是荣耀的职业”，又在实践意义上提出改善的方法，“减轻税负、提高谷价、允许谷物自由贸易”[78]。系统阐述重农理念的是魁奈，他的《谷物论》提及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原则：

第一条：工业劳动不会增加财富。

第六条：有大规模农作物贸易的国家能维持该国的手工业贸易。

第十四条：相互贸易时，出卖最必需和最有用商品的国家，比出卖奢侈品的国家更有优势。[79]

18世纪中期，魁奈担任宫廷医生，在凡尔赛宫组织沙龙，时常论及农业，吸引了各阶层的人士，包括：米拉波，旧制度晚期的没落贵族；莫尔莱（André Morellet），百科全书派的中坚力量，1785年入选法兰西学院，负责编纂法语辞典；还有1774—1776年担任海军大臣和财政总监的杜尔格，他有意融通农业理论与耕作实践。1761年12月，杜尔格完成《下诺曼底地区小麦种植备忘录》，介绍小麦种类和特点，提供改良农业的具体知识。[80]重农学派与旧制度、文学共和国的特殊关系使之能在自由批判与保守观念间盘桓，不至于受压制，也不会受无端冷落。

1761年3月1日，法国皇家农业协会（Société Royale d’Agriculture）成立，贵族成员占35%，教士18%，第三等级36%，另有10%难以考订身份的人，他们与资产阶级的相似处更多。[81]该协会创办《资料汇编》，传播关于农业经济的知识，1785年更名为《农业、乡村与家庭经济备忘录》，在法国三十二个地区指定通讯员，他们的理念借助学术会议、报刊杂志对外发表，农民通过集体订阅的杂志对其有所了解。[82]外省农业社团相继建立，其中之一是奥尔良皇家农业协会（Société Royale d’Agriculture d’Orléans），“擅长研究经济科学的普遍原则”[83]。18世纪后期，这些协会主导耕地与村庄实地测量，这是对国家地理面貌的认知。卢梭素来重视农业，尤其是在道德意义上，农业离朴素的美德要近一些：“所有技艺里最值得尊敬的是农业，炼铁第二，木工第三。农业是历史最悠久的职业，讲究诚实，最有益于人，是人类所从事的最高尚的职业。”[84]

七、教育改革

经院教育是为培养神职人员，在工业化时代早期，这类教育不实用，又压抑人性，因其一贯宣扬人有原罪的观念，要靠全心全意服从上帝才能得救。孔多塞回忆童年经历时，批判教育枯燥无味，偏离现实，“整整六年学习拉丁文，仅能了解一点地理和历史知识，以及演讲和写作的技巧”[85]。这是一个人的抱怨，又是一代人的不满，老式教育延缓了健全人格的成长，他在中学毕业时仍有哺乳期的天真眼神，不知如何应对艰难的生活。18世纪初，耶稣会对教育有所变通，注重法语教学，为学生提供新式科学仪器，但仍过于重视古典知识。特拉松神父（Terrasson，1670—1750）曾任法国皇家中学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师，不满于荷马的不良影响与亚里士多德的粗浅理论。

改革呼声渐起，变还是不变关乎个体和民族的前途，这一点在欧洲已是共识。1650年，英格兰的杜里（J. Dury）出版《学校改革》（The reformed school），“大学教育滞后，效率低下，没有系统的方法，缺乏有能力的教员”；在法国，呼吁改革的论文、书籍、小册子大量出版。[86]教育改革目标渐渐明确，即世俗化，讲究现实功用，不再顾及上帝需要什么：

让受教育的人思想健全，若有可能，再将之培育为世界性的人，在一切方面完善的人。

不是在某一领域异常博学，而是让人了解不同种类的知识。

注重美德教育，在潜移默化中传授美德。

实行统一制度，设立公立学校，制定统一的学习标准。

除启发心智，要以教育振兴民族。[87]

倡导改革的有两派，一派以孔多塞、狄德罗和卡拉德尔（Caradeul）为代表，发展实用教育、公共教育或国民教育，培养公民意识，注重国家的现实需求。孔多塞希望传播数学、自然史和化学知识，推进伦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根据商业的规则改良教育。[88]1763年3月24日，沙罗代（La Chalotais）向雷恩议会提交报告，认为“教育为国家所有，为国家所办，为国家服务，以实用性为目的，独立于教会，教师应为世俗人士，最好是普通信徒”，所谓国民教育，首要目标是让人最大限度地施展才华，在交往中确立平等的关系，最终实现法律意义的平等。[89]根据狄德罗的规划，在初等教育阶段，传授美德和爱国主义，要适合孩子的心智，在高等教育阶段，大学无所区别地向所有孩子开放，教师要掌握所有科学的基础知识，“之所以无所区别，是因为天才与美德，更容易出自茅草屋，而非宫殿”[90]。1770年，科耶（Coyer）的《公共教育规划》（Plan d’éducation publique）支持公共教育；1785年，戈斯兰（Gosselin）主张“教育要合乎各行业的需求，又有地域特色”[91]。

另一派看重自然教育，以卢梭和爱尔维修为代表。此类教育关注孩子的心智和身体，饮食适中，辅以体育锻炼，培育健全的人格，“自然是理想的导师，与之接触能感悟它的美德与真理”[92]。终因其过于理想，对社会的理解不符实际，这一派的教育理念无从推广。在现实中，孩子的成长，除受惠于学校课程和教师的理念，还有家庭环境与生活见闻，要依靠普遍的风俗，包括好制度、好老师、好父母，各种因素之间要有良好的融通，才能养育好孩子。一个社会的教育出了问题，有人自然而然地想到变革教育，但变革范围若限于学校，那可能是个伪命题。

法国革命前，尽管讨论热烈，有人甚至想以教育改革取代政治改革，但在僵化的制度下实践不容易。长久争论，歧义横生，实践的可能性更小。面向普通人的教育有所改观，却不成体系，“正面作用不及负面影响”，时兴的私人教育只能满足少数富裕家庭的需求，公共教育对于国家最迫切，却发展缓慢。[93]最大限度的教育改革开始于革命时代，1794年，担任公共教育委员会（Comité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委员的拉卡纳尔（J. Lakanal）向国民公会提交报告，希望建立高等师范教育体系，10月30日国民公会通过法令：“在巴黎设立师范学院，所有共和团体以及受过实用科学教育的公民，希望它在各行各业有经验的教师的指导下传授教育艺术。”[94]1794年9月28日，在兰布拉迪（J.-E. Lamblardie）、芒日（G. Monge）和卡诺（L. Carnot）的努力下，公共工程学校（Ecole centrale des travaux publics）成立，一年后更名为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为新生共和国培育工程师。该校的教育理念受惠于1748年在麦兹里（Mézières）设立的皇家人才学校（Ecole royale du Génie），课程包括绘图、数学、静力学、流体学、切割技术、用测高仪和指南针调查城市建筑等。就读于巴黎公共工程学校的学生首先学习数学，培养分析能力，根据图像学和几何学描述物体（石头断面特点、劈木头的技巧、简单机械与复杂机械的原理），熟悉建筑学（运河和桥梁建设、煤矿工程、楼宇施工、加固与装饰），掌握切割术、绘画技艺，之后学习物理学，包括物质（固体、**、气体）属性，第一年侧重理论学习，第二年专注于实践。[95]

八、公众或公共性

法国革命前的百余年，报刊前言里出现最多的是“公众”（public），他们不写作，却能评判是非，他们的注视无处不在，与作者有同等地位。作者有创造的愿望，公众掌握评判的标准。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前言》中说：“我以狄德罗的名义将这篇前言再次呈现给公众……为阐述这项事业的性质，我们向公众说了很多，包括编写成功有哪些益处，每一部分如何分工，主编有何职责。”[96]《农业、商业、金融报》在创刊前言中让公众自由评判：“若对一篇文章不满意，之后的就别读了，若满意再读下去。”[97]《文学选编》尽力回复读者的来信，重视他们的感受：“对于赞扬，我们受益，对于批评，我们感谢，从不怀疑他们的好意。”[98]在文字世界里，本该属于“国王”的地方，“公众”取而代之，并有主权者的力量，不理会神学和世俗权威。[99]公众阅读是现代出版史的一个主题，但出版史的相关分析还不够深入，因为阅读是一个有政治意义的问题，阅读习惯普及到哪里，哪里就更有可能进入政治空间。

普遍的阅读习惯在现代社会是代议制的基础。个体政治常识的培育除了靠公开辩论，还需要广泛的阅读，而政治常识走向政治共识同样靠阅读习惯，所以喜欢阅读是良好的政治品质。读者若觉得这样说有问题，不妨去看一看伟大政治家的阅读经历，他们的性情决定读什么书，他们在读书时最大限度地完善自由独立的品格，这种完善是在私人空间，不受外界干扰，他的判断力更深刻。而对于普通人，那首先是自我教育，并有从私人生活走入公共空间的可能。所以，有远见的政治家会尽力保护民众的阅读习惯，因其知道在眼睛与文字之间有一个理性世界和情感世界，这个私人空间能抵御那些转瞬即逝、却有破坏力的流言。但维持民族阅读空间的难度很大，它需要开放的政治意识，不让人与生存境遇脱节，现实感与历史感有良好的平衡，同时有批判的精神，拒绝模仿，不受制于权威。中世纪的教会一直压制民众的阅读习惯，教士受制于圣经文本，不知疲倦地考据、解释、辩护；科学界受制于亚里士多德的知识体系，人的创造力萎缩，在现代历史上留下一个“黑暗的时代”“蒙昧的时代”。18世纪，法国人的阅读习惯在改变，泛泛而读取代了精读，但旧制度一直在干扰民众的阅读方向，并希望不受文学共和国话语体系的挑战，实际上这是法国现代政治的灾难。在受到监视的舆论里，公众的阅读能力得不到引导与培育，在公共事务里就不一定是明智的裁判，少数识字的人会从报刊文章中寻找信息，但多数人单凭无根据的传言参与讨论，为此，公众被分成了两类，一类只关心无聊的争吵，没有公正心，“不能阅读的公众的判断力不如阅读公众那样准确”[100]。

与阅读公众相关的是“公共利益”，或“公益”，17世纪，它已是许多作品的关键词，18世纪，实践公益的愿望更强，写作者和阅读者的互动基于对公益的共同关注。1730年，格勒诺布尔和瓦伦斯（Valence）科学院院士格玛纳（A. de Germane）论及成立科学院的目的：“在各省科学院委任一些人，由他们思考民众的福祉，包括汇总各类气候报告、省内外发生的事，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向那些有权力的人说明为了实现公共福祉他们要走的路。”[101]在为公共利益的呼吁中，这些人知道他们在文学共和国里的责任：“不论职业是什么，一个院士是公共人物，要顾及共和国的利益。”[102]由于触逆旧制度权力体系不多，“公益”是启蒙时代公共辩论的道德指向，有充分的话语权。

以下是18世纪“公众”（public）的词义：

阅读公众对我们的评价，与只会谈论的人是不同的。[103]

C’est au publicqui lit à nous juger：nous croyons devoir le distinguer de celui qui parle.

对两篇前言适当修改和增补后，我以狄德罗的名义将之再次奉献于公众。[104]

（译者注，《百科全书》有两篇前言：一篇由狄德罗撰写，借鉴培根的“知识表”；一篇由达朗贝尔撰写，置于《百科全书》第一卷卷首）

Je vais en son nom le remettre ici de nouveau sous les yeux du public，avec les changements et les additions qui nous ont paru convenables à l’un et à l’autre.

今天，我们出版了一份特殊的报纸，献给公众，借此说明为什么要变更以前编辑杂志的方法，这是我们一直欠公众的，他们已在最新的杂志上看到了这些变化。[105]

Nous nous acquittons de ce que nous devions au Publicpar un Journal extraordinaire que nous lui offrons aujourd’hui，& pour lui rendre compte des raisons qui déterminant les changements de méthode qu’il a déjà pu remarquer dans nos derniers gazettes.

这份杂志中与金融相关的部分，对于公众来说是全新的，它应该会让杂志的文章有一些吸引力，这有助于激发普遍的好奇心。[106]

La partie qui concerne les Finances，toute nouvelle pour le public，doit donner à nos feuilles un degré d’intérêt bien propre à exciter la curiosité générale.

公众对于字典有热烈的兴致。[107]

Le go?t du Publicpour les Dictionnaires parait bien décidé.

前言包括这份地图和相关解释，为的是揣摩公众的趣味。[108]

Cette carte et cette explication ont été déjà publiées dans lePropectus，comme pour pressentir le go?t du public .

公众会评判这场争论，选择各自的立场。[109]

Le publicsera jugé de la dispute & sera mis à la portée de prendre un parti.

九、后代

人死后是下“地狱”还是入“天堂”，对于18世纪的人，尤其那些不拘成规的勇敢者，不再是严肃的话题，他们冲破了迷信说教所制造的恐慌，心底却不虚无，后代的注视使之有所惧，有所依。1765年冬天一个夜晚，狄德罗在家中与来访的雕塑家法尔科奈（Falconet）有过对话：后世的关注会不会（让现代人）举止优雅，创作出优秀作品？[110]两人没有共识，随后，狄德罗写了两封信（1765年12月10日和1766年2月），他将“后代”看作评判性的注视，或是有正义感的神灵：

神圣高尚的后代，你是受压迫者的依靠，公正，不受腐化，为善良人复仇，揭穿伪君子，对付独裁者，你有让人欢欣的确定观念，绝不会抛弃我。对于哲学家，后代的意义像是天堂对于教徒。[111]

“天堂”，对于中世纪的信徒是灵魂的寄托，在现代时间观念之外；“后代”是未来的注视，一种现代意义的时间观念，暗含审判之意，一个人体面地生活在未来的记忆里比生前所获得的名利更重要。1750年，《文学选编》批评阅读热潮中的浮华：在那个“书的时代”，一些人出于炫耀的心理抢着读同一本书，然后在高谈阔论中崭露头角。而谨慎的人看重的是书籍在历史上能流传多远，不会因为内容的新奇或多变的风格就去读，他的图书馆里有少量作品，他收藏它们是因为“善良的品性胜过了竞争者的嫉妒、小气鬼的取笑和无才学者的讽刺，这样的书会译成各国语言，高贵的人对之不吝嘉言，它们能传到遥远的后代”[112]。所以，“后代”是现代历史观，有公正性的诉求，不同于证明圣经叙事真实性的神学历史，不同于中世纪为君主权力寻找合法性的宫廷史学，它要从真实的意义上看待故往，而这是现代思想批判性的基础。“现代历史是道德学校、最高法庭，它教人认识各种性情，对之做精神剖析，对于善良的君主是一幕喜剧，对于拙劣的国王是断头台。”[113]1775年，马勒泽尔布（Malesherbes）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时发表演讲：“后代人才有资格赞美国王，也只有他们有评判是非的力量。”[114]

后代人，相比于身边的读者，因时间距离和旁观的视野，他们的判断力更加公正。《百科全书》的编者希望他们看到这部作品时会了解以前的科学与艺术，并能加以增补，“人类的精神代代传承，以至于无穷”[115]。在卢梭前期的观念里，他将评判权托付于身边人，1766年后却寄希望于后代人，“我相信，他们会有公正的评判，这是我不在意同代人侮辱我的原因”[116]。1793年，日内瓦的平等俱乐部（Club des égaux）回应了他的要求：“靠作品出名的人有的受迫害，有的遭冷遇，只有后代能公平地看待他们的功绩。”[117]法国革命时代，后代有更多的政治内涵，1792年国民公会代表梅林（Melin）在雅各宾俱乐部借后代之名赞扬启蒙哲学家，说他们是“自由的奠基者”[118]。罗伯斯比尔视之为尘世的信仰：“后代，你是人类最美妙、最温存的希望……每当受阻时，我们就需要你的慰藉。”[119]

启蒙时代的人批判陈旧观念中的幻象，却沉浸于新幻象，传统被无限度贬低，现实被人忽略，即使有未来也不真实，所以，现代学术界有“启蒙反历史”的论题。所谓“启蒙反历史”，是针对18世纪的政治乌托邦，那是一个个让人沉醉、却浮在现实之上的幻象，不会有通达之路，而在“后代”的问题上，启蒙不反历史，相反，那是从未来的视野思考人的处境。在文学共和国里，“后代”的出现意味着“未来”已来到尘世，与“现在”“过去”一同构成现代历史的时间谱系。

以下是18世纪“后代”（postérité）的词义：

我能不能分析这部不朽的作品（《新爱洛漪丝》）？它已为所有民族知晓，值得流传到最遥远的后世，让天才的火光和语言的魔力到处传播。[120]

Pourrai-je jamais analyser cet ouvrage（La Nouvelle Helo?se）connu de toutes les Nations，& si digné de passer à la postérité la plus reculée，cet ouvrage immortel qui porte partout la flame du génie & la magie de l’élocution？

卢梭在这部简短的作品（《社会契约论》）中确立了社会结构最完备的基础，它的根基如此宽广，足以吸引后代人的注意。[121]

Rousseau dressa dans ce court ouvrage（Du Contrat social）le temple le plus superbe de l’architecture social：les bases en sont grandes，et fixeront l’oeil de la postérité.

在所有时代，尤其是那些凭借作品出名的人，在其有生之年，或受迫害，或遭冷遇。通常而言，只有后代能公平地看待他们的才华和功业。[122]

De tout temps les hommes célébrés surtout par leurs écrits，ont été ou persecutés ou ignorés pendant leurs vies，et ce n’est ordinairement que la postérité qui rend justice à leur merite et à leur talent.

毫无疑问，后代会将他（卢梭）视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奠基者。[123]

La postérité le regardera，n’en doutons pas，comme l’un des principaux instituteurs du genre humain.

卢梭打算将真实的叙述留给后代，人们从中可以洞察他的心灵，公正地看待他，不偏不倚。[124]

Il avait voulu laisser à la postérité une pièce authentique dans laquelle on put voir jusques dans le fond de son ame，pour qu’on put le juger avec justice en ne le voyant ni meilleur ni plus mauvais qu’il avait été.

举世闻名的自由的奠基者，今天请接受世人对您的赞歌，这是您该得的。这些花环由美德编织，由理性和后代授予。[125]

Illustres créateurs de la liberté，recevez en ce jour le juste tribut d’éloges que l’univers vous doit.Que ces couronnes formées par la vertu，decernées par la raison et la postérité.

十、荣誉

荣誉，最初靠邦族混战年代的勇敢、忠诚与不畏生死的品质；民族疆域稳定后，以勇气与力量为象征的骑士精神衰落，高贵的出身与对上帝的虔诚是中世纪荣誉的来源。17世纪，天主教会的贪欲、保守与严刑峻法使上帝的荣光褪色，课税寄生的生活败坏了高贵的出身，一切寄生的都是为一己之利损害公共福祉。18世纪初古今之争后，精通古代学问的博学者不再像文艺复兴时代一样获得由衷的敬意，旧信仰解体，现代荣誉感出现了，那是独立人格的最高诉求。1665年出版的《论荣誉的要义》说明了它的现代价值：

人们听到谈论最多的不是其他，是荣誉……它赋予人以价值、尊严、权威和他人的信任，它是真诚的基础，判断是非的依据，能抵消命运的轻视，能胜过社会的攻击，只有荣誉能让人幸福，相对于生命，他更渴望荣誉。总之，荣誉在人群中最珍贵，最圣洁。[126]

对于作者的功绩，明白事理的公众会做出判断，“批评或遗忘是对他们的惩罚，赞扬是回报”；若发现的道理有现实之用，或能冲击旧社会的价值观，他会被人尊敬，荣誉随之而来，“他们的名字比本人更有名气”[127]。在英国，这种荣誉深孚人心，政府把最重要的责任委托于这些人，维柯、伏尔泰、达朗贝尔对此羡慕不已。[128]正是这样的荣誉感让人重视文字职业，写作前先有灵妙深沉的构想，写作时全心投入，甚至会忘却身在牢狱，修改时字斟句酌，仿佛那是他在精神世界里的重生，“看着一部让后人和当代人快乐的作品积累成篇，是多么快乐……一个和悦的母亲何尝不为养育了可爱的孩子而兴奋？”[129]

一个人要在文学共和国里获取荣誉，首先是对公共福祉和民族前途的关怀。[130]呼吁改革的人从形而上的论辩中寻找现代制度和个体权利的依据，希望开报禁，广言路。在旧制度下，这是危险的路，经常受迂腐者排斥，但有现代荣誉感的照耀，他们孜孜不倦，“在中央集权制日益使一切性格变得一致、柔顺、黯淡的时代，自由在人心中保留了天生的特质……培育自豪感，对于荣誉的热爱压倒了一切”[131]。

其次是建立新学科，或总结人类知识的全貌，并发扬传播。17世纪，科学作品的标题频繁出现“新”或“前所未有”之类的词，根据维柯的见解：单枪匹马创立一门新科学，比起扩充、改革旧科学能获得更多的荣誉。[132]在求新之外，欧洲还出现了一批人，“他们关心真理的传播更甚于发现真理，他们将荣誉寄托于破除流俗的错误，更甚于开拓人类知识的疆界”[133]。鉴于此，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受到同胞的认可，“这部卷帙浩繁的作品让路易十五的时代在历史上有不朽的意义，也是为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荣誉树立的永恒的纪念碑”[134]。

最后，在文学共和国里，公众对一部作品满意，作者就会感受到至高的荣誉。[135]同样，为新作品的出版有助益的人也有荣誉感，旧制度的名号不再让人羡慕。贵族越来越仰仗文化活动，主持阅读会，观看戏剧，资助文艺，或是保护受难者，若被誉为文艺的保护人，帕纳萨斯山上的阿波罗（Parnasse，希腊中部的山脉，阿波罗神殿的所在），那就更好。1665年，巴黎高等法院的宗教事务顾问萨罗（De Sallo）创办了《学者报》，文风活跃，有批判精神，结果引起保守力量的反对，三个月后停刊，1666年在法国首相柯尔柏的保护下复刊，柯尔柏一直以来被誉为“科学的忠实保护人”[136]。新风气里，报刊编辑、沙龙主人、戏剧或畅销书作家整日忙忙碌碌，他们若想活得有尊严，就得在文学共和国里有所开拓。那些出身低微者，狄德罗、苏亚尔，还有德国青年格里姆，他们更愿意走这样的路，创办报刊，出版书籍，传播新思想。新风潮中不免有旧人，一心想着功名利禄，或在公共舆论中窃取最多的话语权，在他们的心里，现实所得比荣誉感更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