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后的世界旅行、探险和商业开拓了人的视野，人员、商品、信息有了新的流通形式，并催生了现代人格。他们追求真实，注重实利，在力量和勇气上胜过古人。与之相应的是新话语体系的出现，它希望了解一切，发现人的力量，反思域外风俗，破除陈规旧习，这是现代精神的萌芽。远方见闻录和实验科学的确定性冲击了经院哲学的逻辑，世俗生活的真实性取代了异象与启示，教会史不再是绝对真理。拉丁语的时代结束了，用民族语言写成的作品日渐增多，训导、说教或启示性的修辞已不多见，类似诏谕、告示和命令等单向传递的信息受人冷落，取而代之的是平等、开放与包容，以清晰的语言传达确定的知识。

在文学共和国的早期历史中，书信来往承载它的功能。身在伦敦、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的学者，平生不曾谋面，却有稳定的通信联络，“伏尔泰的通信人有一千四百个，卢梭的不少于六百，孟德斯鸠的多于两百，狄德罗的不下百人，古物和植物学家塞古（Jean-Fran?ois Séguier）有三百人”[4]。与通信网络同时形成的还有一套新式的交往规则：及时回复信函，行程里就近拜访，礼貌接待远道而来的学者，即使是不速之客。1773—1783年，塞古在尼姆（N?mes）隐居时，1383名大小人物前去拜访，他都尽力招待。[5]

没有报刊业就没有文学共和国，报刊的编辑、出版、发行、阅读的过程里包含了文学共和国的机制。1685年南特敕令废除后，法国新教徒逃亡荷兰、英国、瑞士。得益于那里的信仰自由，他们创办报刊，印制书籍，向法国走私，包括创刊于伦敦的《赞成与反对》（Le Pour et Contre），创刊于荷兰的《文学报》（Journal littéraire）、《理性图书馆》（Bibliothèque raisonnée）、《法国图书馆》（Bibliothèque fran?aise），这一类报刊宣扬宽容，批评宗派主义，大获成功。[6]法国的报刊业同样繁荣，《学术会议报》（Les Conférences Académiques，1660—1665）、《书摘》（Bibliothèque choisie，1703—1713）、《巴黎邮报年鉴》（Annales de la Courrier de Paris，1697—1698）相继创办，风格相对保守，却在新知识领域有所开拓。库柏（G. Cuper）生前被称为“文学共和国的秘书”，1708年订阅了十余份报纸，包括法兰西科学院主编的《学者报》（Journal des savants）。共济会修士爱尔维修的藏书里有《法国信使报》（72卷）、《百科全书报》（304卷）、《文学共和国新闻报》（40卷）、《信使新报》（Le Nouveau Mercure）、《学者新报》（Nova Acta Eruditorum，43卷）、伦敦皇家学会的《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15卷）、《柏林皇家科学院纪事》（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et des belles lettres，25卷）、《经济杂志》（Journal ?conomique，23卷）等。[7]1740年，达米尼（d’Arminy）去世后，家人在他的藏书里发现了十二种报刊，包括《学者报》（1665—1735）、《文学共和国新闻报》（1684—1699）、《书目选编》（Bibliothèque choisie，1703—1710）、《科学文艺历史备忘录》（Mémoire pour l’histoire des sciences & des beaux arts，1701—1735）等。[8]一个包含作者、发行商和读者的信息网络随之成形，《法国公报》（Gazette de France）在君士坦丁堡、圣彼得堡、柏林、斯德哥尔摩、维也纳、罗马、阿姆斯特丹、伦敦、海牙等城市派驻通讯记者，尽快捕捉当地的新闻。1748年，《法国信使报》在26个城市设立发行处，1756年增至46个，1764年增至56个。新知识不再为少数懂拉丁语的人垄断，普通人的思想交流变得容易，“所有人都在阅读，而且喜欢阅读一切东西”[9]。

各国科学院是文学共和国的上层机构，包括英格兰皇家学会（1662年）、伦敦皇家学院（1665年）、巴黎皇家科学院（1666年）和柏林科学院（1700年）。1789年革命前，法国有一百多个科学院，包括医学院、农学院、文学院，其中巴黎有七十个，外省三十个，它们编辑杂志，传播新观念。[10]英格兰皇家学会秘书奥登伯格（H. Oldenburg）和巴黎皇家科学院的主席比农（J.-P. Bignon）相信科学进步依赖于思想交流，为之竭尽所能。[11]

科学院对于文学共和国的最大贡献是征文比赛，选题是现代风格，启发并提携青年人，所以影响广泛。法兰西学院多次发起征文比赛：1748年，“人类不知道共同的幸福对自己的益处”；1749年，“经历困境是有益的”；1750年，“圣贤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人类的判断”[12]。1700—1790年，外省科学院的奖项快速增加，1700—1709年有48次竞赛，1780—1789年有618次，种类繁多，有艺术类、科学类、历史类，学术热情贯穿整个世纪。[13]1748年，第戎科学院征文涉及遗传病因，蒙托邦（Montauban）科学院的问题是“相比于为别人造福，我们更关心自己的利益”，马赛科学院的问题是“人在生活中更需要理性而非情感”。1749年，普奥（Pau）科学院的问题是“论与真理对立的人类情感中，嫉妒是最危险的”，第戎科学院的问题是“为什么有弹力的物体不吸电？”1750年，蒙托邦科学院又提出了一个道德问题，“人类若有更多美德，那么相互间的友谊更多”，科西嘉科学院在《法国信使报》公布主题“论臣民对国王的义务”。[14]天主教势力强大的图卢兹市因长期为诗歌艺术和科学设立征文奖而闻名欧洲，花卉科学院（Academie des Jeux Floraux）发起多次征文比赛，1741年“论礼仪的功用”，1749年“富足相比于贫困对于美德更危险”，1750年“我们的幸福在于我们自己”。1750年11月，该市的铭文-文艺皇家学院组织比赛，奖金为五百利弗尔，足以应付一个家庭的年度开支。[15]

文学共和国的机制最终形成，有人称之为“文人共同体”（Communauté des Gens de Lettres），它的特点是从逻辑论证和具体实践中发现因果关系；马蒙泰尔觉得是“文人社团”（Société des Gens de Lettres），有别于以师徒关系为特征的垄断行会；也有人称之为“思想者的国度”（Nation des Gens d’esprit），一个超越民族国家、创造性的语言空间。[16]文学共和国表面上是全新的话语体系，实际上是君权与教权之外的新式权力，是观看的权力、记录的权力、评判的权力、思考的权力。这一类权力只有在开放的公共空间里能发挥最大的力量，在那个空间里，有权力的人和被迫服从的人是平等的，文学共和国因此而成为卑微者施展才华或申诉不公的途径，它同时也为君权和教权所用，但不受其控制，“当其繁荣时，政治王国沐浴在它的光辉里”[17]。1779年，《法国文学艺术共和国史》概述了它的本质：

所有决定人的命运的政府……它们的权力只限于人身和财产，但时下有一个特别的王国，只影响人的精神，它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本性自由。那是才能与思想的王国，各类科学院是它的法庭，才能卓越的人是最重要的成员。它的名字里有良好的名声，在读者心里开拓领地。它由公众自由选举……出身和财富不再起作用……扮演主角的往往是出身卑微的人。[18]